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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作者:拨动幸福心弦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推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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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大地。可在农村,我们那旮旯,仍是在集体的土地上劳作。口哨,是队长的专属品,出工和下工都是以口哨声为标志。

    那时,在我之上,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爸妈的负担很重。一家五口挤在一间破旧的土砖房里。

    那年冬天,寒风呼啸而过,凛冽阴冷,让人感觉甚为恐怖。窗户的塑料薄膜抵挡不住风的蹂躏,瞬间破碎,似天女散花。哥哥姐姐们蜷缩在被窝里身体仍旧发冷。妈妈心疼他们,嘴里不停地念叨:老天啊,让风刮小点吧,别冷到我的娃啊。

    也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也正因为妈妈的念叨,我的名字才定为晓风。

    我的哭声很大,惊醒了隔壁邻居。也许我知道,此时来到这个家庭,算是我一生受难的开始吧。

    邻居曾嘀咕过,我能不能活下去,这,还得看造化。

    造化并没有作弄我,我还是活下来了,虽然我给爸妈带来过很多的麻烦。

    我是被我哥哥姐姐带大的,而不是我奶奶,从没有感觉过奶奶怀抱的温暖。当时奶奶是跟叔叔住在一起,她只能带好我堂弟。哥哥姐姐毕竟还是小孩,在带我的过程中,儿童的贪玩性是改变不了的,玩得忘记了我的存在。我身上的疤痕应该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吧,幸运的是疤痕并不大,并不明显。

    儿时的我相貌并不出众,不讨人爱。我想,我爸妈在造我的时候定是偷工减料了。再加上脾气不好,只要爸妈没有满足我的要求,我便会抓耳挠腮,所以耳朵常常会有血痕。但不管我怎么闹,爸妈都不怎么会去理睬,因为他们没办法达到我的要求,就索性什么都不去做。

    儿时的衣服都是旧的,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从来没有新衣服穿。印象中有件黑色的卡布其(土话)上衣穿了12年,仍没破,后来丢掉了。吃就更粗糙,从来没有吃过完完全全的白米饭,总是在米饭里夹杂着白薯条,薯条居多。

    儿时的生活还算是快乐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玩着一些当时小孩子玩的游戏,比如打陀螺、冲厅(土话,即是许多人玩的,谁家把对方的首都占领谁就赢了),踢王(即踢瓦片,六个格子的,最下方靠左边一格写着分,有60、70、80、90和100分五种,踢满100分可以背对着方格丢,丢中就占一格,谁占的方格最多谁就赢),捉木头人(土话,即一人去抓其它的人,如果害怕那人抓住可以叫木头定在原位不动,别人可以将木头人救活,若能将所有的人都抓住就换另一人来),打子弹(即用两头都为空的一节竹子,一头装上子弹也就是樟树子,一头塞破布,再用筷子顶着破布,气压将樟树子弹出)。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捉迷藏和老鹰抓小鸡之类的。

    如今发现,儿时的游戏不耗钱还很有乐趣,因为所有的游戏用品都是自己造的。而且许多伙伴在一起玩,乐趣不断。每晚都要玩到父母叫我们回去睡为止。这种乐趣感觉如今的小孩子难以体会到。虽说现在的游戏品种增多,可是小孩子很少能集中在一起,而且玩具还特贵。我发现如今农村的小孩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了。

    人的烦恼是从懂事时开始的。

    我的成长是在爸妈的吵架声中度过的。有时不免会想,爸妈吵架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或者说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增添了麻烦。当时的我不知道,现在我依然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爸妈的结合只是为了过日子,没有多少感情,就像如今很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

    也许,我习惯一个人思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吧。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去山上拾柴火,或者到田间打猪草。有时实在拾不到地上的柴火,就会想办法去弄树上的枯枝,做个长长的钩子,或者学着爬树。有时田间会找不到猪草,就会到江边去捞,慢慢地也会想法子去学游泳。

    一个人忙着自己的事情,为这个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同时也尽力避开爸妈的争吵,这算是逃避还是懂事呢。

    还是说说小学时的事吧。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就是在邻村读的,距离我家大概100米。教室不大,就是一间普通的民房。黑板是用木头支撑起来的,桌子长长的,四人坐,我和我二姐坐在一起(二姐一年级留级,我提前读书)。教室上面空荡荡的,只有几根横梁,横梁上放着几副棺材。

    读小学时,积极性很高,天刚亮就去学校读书了。有天,当我们坐在教室读书时,一把沙子从空中撒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当时我们吓坏了,拼命地跑,边跑边说有鬼啊鬼抛沙子了啊。此后我们没再早起了。

    老师就一个,姓赵。人很和蔼,现在已经退休。碰面时我仍会称呼他为老师。他一个人教两个年级,总共50多号人。一块黑板一个老师两个年级。他先带一年级的读语文,同时布置二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循环着来。我读二年级时,换了一个姓刘的老师,教书不咋的,但他保证我们不留级。据说在考试时他将监考老师灌醉了,(那老师趴在讲桌上睡着了)叫一个成绩好的同学将答案抄在黑板上。虽没留级,但我的拼音却没过关,为此,三年级时同村的老师没少拧我的耳朵。

    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是在大队(当时叫大队后改村委)小学里读的。要走三里路上学,路上有片稻田,每逢稻子抽穗时,我们会边走边玩,抽出稻子的饱满的穗,往高处抛,看谁抛得远抛得好看。做了一些对农民不利的事,当时就觉得好玩,没想那么远。有时放学后,如果赶回家时间还充裕,就会在路边的江河里抓泥鳅和鲫鱼。

    早上,要早起,因为要赶去学校上七点半的早读。起初,二姐会早起烧火炒饭,我只负责吃就行了。后来二姐感觉读书读不进就辍学了,我没办法只好自己炒饭。菜是前天晚上剩下的,没菜的时候就吃点干菜,比如萝卜干或者南瓜酱。有时可以偷偷地炒油盐饭(土话,就是将油盐放到锅里同饭一块炒),那时感觉吃这味道很好。最好的当属前天晚上剩了肥肉。我的习惯是将肥肉炸一炸,炸出油来,然后将饭倒锅里炒,那可真是爽到心里去了啊。

    那时有件事惹得妈妈不高兴。读小学时,都得戴红领巾,别人都有可我没有,我就吵得叫妈妈买。当时可能经济拮据吧,没能买得起,后来我妈问邻居家借到一块做本命年衣服剩下的边料,稍微裁剪一下就也成了红领巾,但那跟买的仍是有诸多的不同,我仍闹着妈妈买。妈妈生气了,后来自己也想通了,虽说比不上别人买的,但有总比没有的好。

    四年级时,教我们数学的是当时学校正校长,姓简,他的样子如今我依稀记得,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健在。他教数学跟别人不同,上课时他叫我们把书本合上,先讲一道书本上的练习,然后在黑板上出书上同等难度的例题,再叫我们上去板演。由于他是校长,大家对他都有种敬畏心理,生怕被叫上去出丑,所以在课后都会先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看一遍。我想我到现在数学还不错其功劳应该有他一份。

    (那时有个朋友,家离学校近,就从家里端了一碗煮熟的红薯过来吃,吃得真是过瘾啊,当时算得上是美味了。大伙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五年级时,最值得我提及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家在我家旁边,邻村的。他上课时,上一会儿,然后叫我们看书,他就剥了一个糖果放到口里咀嚼。那姿态让我们嘴馋得口水直流啊。

    当时能吃到糖果真是种幸福。我记得,那时我村子里一户人家办了个小商店,里面摆满了好吃的,饼干糖果等,还有喝的汽水,抽的烟。印象中汽水一毛八分一瓶,烟有大前门,银象,春耕,黄金叶等。那时令人嘴馋的自然是糖果和汽水,常常跟着妈妈到商店去,就指望妈妈能买给我吃或喝,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

    有次看到一个伙伴帮店主照看了一下他孙子,他就给了小伙伴一个糖果。后来我就常常呆在他家,看看什么时候他也要我帮忙看下也能得到糖果吃。后来通过这方法我终于得到了我期盼很久的糖果,拿到糖果时并不马上吃,先向伙伴们炫耀一番,然后剥下纸,先舔舔糖果纸然后再慢慢地舔糖果,一颗糖果要吃好久。经常性的帮忙带小孩,也练就了我现在的一身本领,小孩子看到我不怕,乐意要我抱呢,要是有奶水我都可以当奶爸了,哈哈。

    小学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流逝了。同班同学大多升级读初中,有些人留级,有些人回家娶媳妇去了。(当时同学间的年龄相差太大)初中时,就有小学同学带他小孩子到我们学校来闲逛。

    初中要到圩里去读,要离开爸妈过寄宿生活,真正的苦难从此开始。

    中学名字是钱圩中学,以圩命名。我至今都想不通学校怎么会设在这种地方,就因为它是一个圩,是个农村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么。

    学校距我家有六里路,要翻山越岭,那时没自行车,全靠走。

    寄宿还要交米,大豆和食油,米每天一斤二两,每学期大概要交150至180斤,大豆和食油各两斤。三项都要及时交清,没交清者停膳,停膳一般选择在吃肉时。吃荤很难得啊,有时半个月吃一次有时一星期一次,没个准。

    交了那么多油,可我们的菜油水极少。初中三年,常常吃的菜是水豆腐,萝卜,土豆,冬瓜,海带,南瓜等菜蔬,起初我以为我到了少林寺,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成素食者了。水豆腐都不要过锅的,我看到卖家将豆腐送过来后,食堂工作人员就将油味精韭菜等佐料倒在木桶内,用勺子搅拌搅拌就行。海带等常常吃到虫子,我们戏说学校想得真周到啊,怕正发育中的我们营养不够特意送点虫子肉给我们滋补滋补。

    当时称米和接收大豆和食油的,是食堂的负责人员,名字叫肖九根。他将所有寄宿的学生按班级分好,八个人一组。半脸盆饭,一小盆菜。八人轮流值日,当天值日的要到食堂的货架上端饭菜,然后负责将饭菜分给八人。饭不够菜也少,我们常常从家里带点干菜到学校。由于吃不饱,所以大家都会有点私心。力气大的常常会欺负力气小的,他先少点分给其它七人,然后自己一古脑地将剩下的都倒在自己碗里,由于打不过他,我们常常忍气吞声。不过这种人还是少数。记得第一次吃肉时,值日的怕分不均匀,其它人说闲话,干脆用筷子将瘦肉和肥肉挑出来,然后一人一块瘦肉一人一块肥肉地分过来,搞得最后别人都围过来看,看把戏似的。

    每天晚上晚自习后,总会有个妇女到学校来卖吃的,有油条,油饼,有时还会有包子。口袋里有钱时就会去买,没钱只能干看着。后来,这妇女说用米换也行。有些人就从家里多带点米,交够学校的,剩下的就去换点吃的。有些人就在交米时做手脚。(学校有专门装米的米罐子)因为负责人称好米后并不会去看你有没有倒干净,只要不明显都没事。所以有些人在倒米时抓着袋子的两个角,两个角的米就这样带出来了。虽然带出的米不多,但有时能解决温饱问题。

    人们常说“穷则思变”其实饿了更容易思变。有些人思的角度偏了,就出事了。

    课后,肚子没饱,总会去外面散步。到村人的土里去走走,看看能否找到点吃的。摘花生的季节里,两眼死命地盯着土里,生怕错过了一只花生。边走边用脚踢,不指望踢出未来就希望能踢出花生来。有时去翻翻已摘过的花生杆里,指望土地的主人眼睛近视没摘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写照。

    十月份时,村里的人会将煮熟的红薯片晒到山坡上,等它晒干后再收回去保存。那时就有人趁着晚上假装去山上散步,然后顺手牵羊地带回不少薯片。开学之初有学生去偷西瓜,结果被主人逮到,告到学校,最后处以罚款。

    在那么一个困难的年代,我也做过一回小偷。早上,黎明前,起床去跑步。看看周围没人,赶快到土里扒红薯吃,顺便还装了两个在衣服的口袋里。我有个同学更厉害,既然带了个蛇皮袋去装,最终带了半袋多红薯回来。我想,那土地的主人肯定会骂娘的。

    后来,学校出台了政策:凡是去挑了一担水到食堂的人晚上可以随便吃多少饭。现在不得不说这学校的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水”生命之源啊。

    学校所在的这个地方严重缺水,虽说学校有两口井,但一口井里水面漂浮着死老鼠,用水桶打水,能够打上来不少蛆,看着都恶心,洗碗这哪行啊。另一口井是这个村子的,那水还不够村里人用。喝水都难(那时我们还没钱买水喝)。人嘛,不会被尿憋死,总会去想办法。晚上,深夜一两点钟,通常要几人合作才能喝到井水,一人站在上面,将水桶放到井底去,另一人踩着井壁的缺口下到井底,然后用碗一碗一碗地将水舀上来。如果村里人先我们一步来取水我们只得干渴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带碗(当时农村矿泉水还没得销售)去离学校三里远的地方装水喝。学校有自来水管,但那水只供食堂煮饭炒菜用,老师喝的水学校会负责烧好。当学校的水供给紧张时,就想到了利用学生。我就曾经为了吃饱饭喝到水挑着一担水走了三里路。

    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干旱时,一担就可以将一亩田收拾干净,包括稻谷和稻草,农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开始就用大篇幅说了饮食方面的,感觉我这人特好吃。我想关键是它太令我刻骨铭心了。我身高不高与那时的饮食不无关系,正处于发育中的我们吃不饱,喝也满足不了,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是种怎样的惨境。

    回到学习上来吧!

    物质方面填不饱,那就啃精神食粮吧。刚进宿舍没多久,就被室友耍了。那时我早睡早起。有天晚上,室友叫着晓风晓风快点起床,赶早读去。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看到其它人都穿好衣服站起来了,我就赶紧拿脸盆毛巾等去洗脸,可我一出去他们就哈哈大笑。我一看天还黑漆漆的。原来他们都还没开始脱衣睡觉。

    初一班主任管得严,他的宿舍跟我们教室是相通的,宿舍门口在教室后墙。没人敢跳出来当出头鸟。一年级里让我倍感自豪的就是期末时数学得了满分,与外县转来的城里孩子一样,只可惜班主任(即数学老师)表扬了他没有表扬我,让我有种深深地失落感。

    初二时,被班主任选为体育委员。那时我的体育特烂,要是体育老师叫我示范可咋办罗,那脸不就丢大了么。那时的我的真诚绝对可称得上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到星期一,我就开始祈祷上帝保佑我,让天在我们上体育课时下雨。不知道是我的忠诚感动了上天还是天公不作美,反正体育课不是被阴雨天冲掉了就被考试挤兑了。

    初二,数学新加了几何,我的数学也开始落后了。尤其是在那堂课之后,我的学习劲头开始下降。

    那天是物理课,我的座位是第一排。上课时我在做小动作,用膝盖碰撞同桌的膝盖,发出了些微声音。被物理老师发现了,他用他那双走路发出“嘀嗑嘀嗑”声音的皮鞋狠狠地踹了我一脚,当时我痛得都不敢做声。这一脚踢掉了我对物理的喜好。后来到高中我的物理都是最差的,后来才选择读文科。

    我的语文还是不错的(文言文除外,很讨厌之乎者也),要不我那同学也不会找我。我这同学姓桂,名字不记得,只记得他老爸叫师范,教我们语文。这小子为了泡到妞(当时的我真是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啊,哈哈),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将一份将要考试的语文试卷偷出来,把我叫到后山上,一起做出一份答案。自然地,我们拿到了高分,他也达到了目的。那女孩子显胖(同学说那叫丰满),嘴唇较厚,身高大概有1米68。据说他趁他老爸回家之机,将女孩子叫到宿舍去了,有没有那种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这家伙那方面知识比较丰富。后来他转到别的学校去了,在那里搞大了一个女孩子的肚子,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怎么收场的我不清楚。

    初三,越来越不被老师重视,座位编到倒数第一排去了。前面比我高的大有人在,我根本看不到黑板。无奈,学习也就慢慢放弃了,但人并没变得堕落无耻。

    闲来无事可干,就用纸折了象棋玩。语文老师仍是桂师范。在他的课堂上,我和同桌玩起了象棋,玩的是那种傻瓜象棋,没有象走田马走日车满天飞等束缚的,空间有限,不便展开。我低头盯着凳子上的棋,全神贯注,全然忘记了老师正走到我身边了。此时看到老师的狮子脸,煞是恐怖。他一把拧起我,就像拧小鸡一样拧出了座位,并让我面壁思过。在报志愿时,他常常问我们报啥志愿啊。当时可供填报的有这么几种:师范,小中专,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他通常问的是填报小中专还是高中啊。有一人脱口而出,说老师我报师范。

    初三时,一个新转来的同学与我睡一张床铺,那时每张床铺睡两至三人。此人姓肖,叫飞平。读书极为用功,常常在熄灯后还点蜡烛看书,只是不太爱讲卫生,吃过饭的碗不洗,衣服要堆放在一起等到星期六带回家去。

    在我们毕业这年,不知道是市里还是镇上的领导脑子进水了,在镇上设了高中。我和我的邋遢同学肖飞平等都被录取到镇上高中。命运再次被改写。

    邋遢同学后来跟一些品行不好的在一起,学坏了很多。会抽烟,会打架,会出口成“脏”他在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受到街上地痦的欺负,但没过多久他便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混了。后来打出名堂来了,名声大振,其间也弄出了不少的事故,犯下了案子。后来被抓进市班房蹲监狱去了。他爸是乡干部,按理他能将其保出来,可当时他爸的想法是让他到监狱吸取教训,省得他们管不了。当然他爸没想到,随后国家的严打紧锣密鼓地展开,在监狱的重案犯都是严打对象,谁也保不了。据说当时严打还有指标的。

    邋遢同学在被拉去执行枪决的路上,跟电视剧一样,吼出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