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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50年代中期第一次北方之旅，仍然感到像是一场美丽的梦。
那时的南国青年，在向科学进军大潮的裹挟下，谁不向往北方，向往北京，向往那个文化巨人荟萃的全国最高学府一一北京大学呢？那时我在南京华车军区雷达学校做翻译工作。我的两位同事李君，马君，还有一位俄文专科学校的同学藏君，先后考上了北大的哲学系，中文系，俄语系。我身在长江之畔的紫金山下，对于北京大学早已心向往之，魂系该校了。
那时，我住在南京颐和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那幢楼，一楼是会议室，会客室，警卫室，二楼是首长和苏联专家的办公室，三楼就是我的办公室，休息室和卧室。每天下班之后，苏联专家住进附近的ab大楼，校长和政委也各自回到自己的住所，整个院子就成了我独享的天地。大铁门一关，我在那长着雪松和月季的花丛的小花园里或沿着曲径散步，或倚在树下阅读。1955年，我才22岁。求知的渴望，像干旱土地上的禾苗盼望甘霖那样强烈。我同时向南京图书馆，雷达学校图书馆频繁借书。我每周推着自行车把一捆捆书本运动小楼，利用早，晚，节假日一切时间，贪婪地啃啮着，钻研着。记得那时借到的书中有一本肖洛霍夫[ohucpakcaiucb3apoguhy][他们为祖国而战]。我下决心为祖国而读书。
南京颐和路是一条美丽，幽静的林阴路。路两侧布满鳞次栉比的花园楼房，每当我深夜阅读太久，感到疲惫时，常常是独自走下小楼，迈出铁门，来到梧桐夹道的林阴路上散步。月光穿过叶隙洒下来，地面叶影斑驳。我踩着轻轻摇曳的零碎的叶影，一个人缓步在绿荫之中。忽然从附近小楼里传来钢琴声。这被月光洗涤过的琴声，流泻到我年轻人的心里，使我感到生活是那样美好，那时我对未来充满憧憬，对知识和事业顿时萌生执著的追求。几年苦读，我已掀开了文化帷幕的一角。品尝到了学问的滋味。我渴望着进入更大的精神空间，汲取更丰富的营养。我梦想着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象征一一北京大学。
1955年5月，我主动要求来北京出差。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我住在前门外车侧一条湖同的部队招待所里。那时的北京，一到傍晚，胡同里宁静，安详。望着巍峨的前门楼的轮廓，穿越一条条胡同，听着偶然从远处飘来的叫卖声，感觉得周围的一切充满着古都的气息。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乘车到西直门外，转车晋谒我心中的圣地一一北京大学。我在北大西门下了车，走进古色古香的校门，怀着好奇和仰慕的心情，观赏着那里碧绿的草坪，缤纷的花树，耸立的华表，清澈的荷塘。我惊叹世上竟有这样美的大学。这北大校园，仿佛是一座充满阳光，鲜花铺地，空气清新的大花园。微风拂过池畔柳梢，在水面上摇曳出婀娜的涟漪。我悄悄走进北大图书馆，绕阅览室转了一圈。路过俄文楼，我肃然起敬。我所敬仰的曹靖华先生就在这里任俄语系主任。我在南京读过他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拉甫涅列夫的[第四十一]，费定的[城与年]等名著。这位翻译巨匠如今就生活在这个校园里，而且我走的这条路上，肯定留下他的足印。想到这里，我感到异常兴奋。
我路过一幢幢教学楼，来到学生的大饭厅。厅前布告牌上，花花绿绿地张贴着各种信息；有学术报告的通知，有举办各种讲座的预告，有文学社团活动的消息，有电影和舞会的海报，甚至还有失物招领的启事。只要浏览一下这里的布告栏，就可知道北大学生的思想多么活跃，生活多么富有朝气。怪不得人们咸夸北大是座学术的自由圣殿。
我看见一批又一批学生涌到大饭店来用餐，便独自来到未名湖中石鱼背上憩息。
望着湖水，我想，华厦大地上，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像北大那样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北大曾经汇聚了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列丰农，钱亥同，沈尹默等文化巨人。由这些巨人氤氲成的文化环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顶尖的学者，来到这个文化中心。在各个学科从事着开拓性的工作。我感到，北大校园里具有一种特殊的安排氛围，特殊的气象，特殊的磁场。谁一旦进入这个场，谁就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它的熏染和影响，情不自禁地培养自己怀有独立的思想，建立严谨的学风。
我忽有所悟，北大的校园既博且雅，故湖畔高搭，名日“博雅”；北大是科学的圣殿，而科学主要面向未知，面向未名，故燕园里的一泓湖水取名“未名”未名湖可以说是科学湖，文化湖，学术湖的美称
独自坐在湖畔，沉浸在绿荫，花丛中遐想，便立下宏愿，将来一定要考入北大，做燕园里一名学子。
怀着这个宏愿南归。1956年在南京报考大学，结果未考上北大，却被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心情怅怅。1956年下半年，我由南京雷达学校调到汉口防空学校工作，在武汉三镇仍做着考取北大的梦。195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全国20个大城市提前招生。武汉考区近3000人报考。7用份在[长江日报]上刊发榜，仅录取3人，我考第一名。但我仍不死心，仍参加了7月份全国大学统考，希望能进入北大上学。因为我先被人大录取，故痛失了进入北大的机会。其实，我即使考进了北大，也不能如愿，因为第二年即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合并，北大学新闻的学生全部并入人大。我的同届同学，曾经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就是那时从北大合并到铁狮子胡同人大新闻关系来的学生。这样，不能进入北大上学，就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1961年夏天在人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工作“文革”后又转入北京出版社和章仲锷等几位好友共同创办了文学双月刊[十月]。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之后
我多次到北大约稿，开会，或者去挑选毕业生。每次我只要到北大校园转一圈，即使不与师生打交道，也总会感受到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人就似乎变得更年轻，思想变得活跃，视野变得开阔，胸怀也变得更加宽广。
记得80年代初，我在[十月]上编发冯宗璞中篇小说[三生石]前后，曾到她家中做客，迈进燕园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兰堂寓所，他家中到处都是书籍，简直是一个大书库。我惊异，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读那么多书呢？那是冯先生已是八旬老翁，犹精神瞿铄，头脑清晰。他脸色黧黑，额角和两布满许多寿斑。就餐同时我坐在这位哲学老人身边。深感他脸上每一颗寿斑，都是智慧的结晶，那是我第一次呼吸到了大学者书房的气息。
80年代期，既是作家又是北大名教授的吴组湘先生，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一次北京作协在郊区田园庄宾馆开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吴先生致辞。讲到最后，他说，我要宣布最最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散会，他的话睿智而有风趣。我仰慕那种潇洒的学者风范。记得1998年4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颁发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梅]，获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八十七岁高龄的季老风尘仆仆从北大校园里赶来。领奖时他站起来和年轻人一起走到讲台上领奖。我身为该奖项评委，望着他那朴素的衣着，随和不显的风度，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多年来，我所接触的这些北大名教授，在我心中留下了典范意义的印象。
14994年夏天“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委会在京西戒台寺开会。我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同住牡丹院中一套北房，闲谈中，我向他倾诉了我的北大情结。孙教授安慰我说；“你没有当成北大学生，那我邀请你来北大中文系来讲课。”我笑道，我连北大的学生都当不成，怎能当北大的教师呢？
暮色中，我在戒台寺一棵棵千年古松下散步，心想我虽然没能进入北大围墙里读书，铸成了永久的遗憾，但我一直认为是这所高校的编外学生。近五十年来，我办报，办刊思想尚能紧跟着时代前进，这应该归功于北大精神对我的感召和影响。
北大，我永远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