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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我们讲述的故事发生的这年他虚岁四十一岁，正处于一个男人最黄金的年龄。刚过不惑之年的袁世凯，事业上功成名就，成为朝廷的封疆大吏，为世代簪缨的河南袁氏争了光。由于在朝鲜的卓越表现，这位五短身材的军界后起之秀早已名扬天下。
袁世凯的职务是署理山东巡抚，并未实授，朝廷的意思他当然明白，要看他来山东后的表现。
初看袁世凯的外貌，给人以敦厚的感觉。此人五短身材，面带福相，经常一副笑眯眯、宽厚、与世无争的样子。而且，袁世凯不修边幅，最招牌的动作是用袖子揩嘴巴，导致军服的袖口总是油腻腻的。这一切不仅没有降低他在新军中的威信，反而让武人居多的新军将领更加归心。
但是，走进他的内心，却是地道的枭雄心地。
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而项城袁氏一族也算名门望族，世代簪缨。
咸丰朝名臣，被同治皇帝谥号“端敏”，曾任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的一品大员的淮军重将袁甲三是袁世凯的叔祖父。也是项城袁氏第一位以科举功名入仕的子弟。
袁世凯生父叫袁宝中，是河南地方名绅，其叔父袁宝庆曾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不是袁宝中嫡子，而是庶出。不被多子的袁宝中重视。七岁时过继给叔父袁宝庆为子，被嗣父母带至南京、济南生活过。
少时的袁世凯对读圣贤书不是很上心，倒是对当官颇为热衷，而袁宝庆也将其为宦带兵的心得倾囊相授。据说袁世凯十三岁时曾自撰一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不过这事有些不靠谱，怕是以讹传讹。因为联语反意明显，朝廷定鼎中原已久，他讲中原鹿正肥不是要夺满清朝廷的江山吗？所以，此联要么是袁世凯编练新军掌握军权后的作品，要么是好事之徒的“栽赃”。
但袁世凯的性格确实与两千年前的项羽有些相似，喜读兵书，好为万人敌。
袁世凯十五岁时嗣父去世，失去依凭。好在堂叔袁宝恒（袁甲三子）回乡，看袁世凯可堪造就，遂带其至北京，一面督促学习，一面让他多接触官场，以增其阅历见识。袁宝恒担任刑部侍郎时着意栽培袁世凯，常给他一些不太好办的杂务，袁世凯表现出达练的人际交往能力，让袁宝恒深为满意。袁宝恒在河南赈灾时便将其带在身边。但没料到的是，袁宝恒竟然死于赈灾任上，年仅五十一岁。袁氏家族的男丁似乎都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让袁家兴旺起来的袁甲三只活了五十七岁，生父袁宝中五十一岁，嗣父袁宝庆只有四十八岁。这个魔咒般的怪现象袁世凯亦未逃过，不过这是后话了。
袁家对此深为恐惧。听了风水先生的话，搞了一次分家。于是十九岁的袁世凯离开袁家大宅，搬到陈州，继承了嗣父丰厚的遗产，开始文人诗酒的一段惬意时光。他在陈州出资组织了两个文社，在那里结识了对其一生事业有巨大帮助的徐世昌。二人志同道合，相谈甚欢，都对科举深恶痛绝，遂结为异姓兄弟。当袁世凯了解到徐世昌赴京科考缺少川资时，便大方资助，徐世昌先中举后进士，宦海顺达，成为袁世凯一生中有力的臂助。
但袁世凯自己的科举之路却不顺利。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五年（1879）两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一怒之下将过去所作的诗词文章全部付之一炬，决定学习班超、傅介子，效命疆场，立功异域，再不搞什么摘章寻句的玩意了。
袁世凯的结发妻子姓于，是个河南大地主的女儿，为袁世凯生育了长子袁克定。但于氏说错一句话触怒了袁世凯，袁世凯终身不进于氏的卧房，可见其人之冷酷无情。
袁世凯官场发迹起于淮军名将吴长庆，吴长庆是袁世凯嗣父袁宝庆的把兄弟，光绪七年（1881）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投靠吴长庆，次年大清的藩属朝鲜发生“壬午政变”，朝廷担心日本觊觎朝鲜，派吴长庆率军六营（约3000人）赴朝平叛。袁世凯在整顿军纪，设计抓捕大院君的一系列行动中有勇有谋，深得吴长庆欣赏，赞其不愧将门之子。吴长庆七天即平定朝鲜内乱，让日本干涉朝鲜的阴谋破产，袁世凯功不可没，朝廷论功行赏，“以同知分发省份，尽先补用，并赏顶戴花翎”这是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如果说袁世凯的第一个伯乐是吴长庆，那么第二个，更重要的伯乐就是淮军创始人，朝廷重臣李鸿章了。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命吴长庆率三个营回国，驻扎东北。朝鲜留守部队交给了“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是年袁世凯仅二十六岁。当年冬，朝鲜再次发生内乱，亲日派囚禁国王，组织亲日政府，驱逐清军。袁世凯冷静观察，及时报告国内，在李鸿章充分授权后，袁世凯率军进攻朝鲜王宫，与驻守王宫的日军发生激烈冲突，身先士卒，在卫士阵亡，自己负伤的情况下击溃日军，解救国王，捕杀亲日派，使朝鲜再次回到大清的统治下。李鸿章对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深为满意，称其“胆略皆优，能持大体”，朝廷不吝封赏，任命其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袁世凯培育自己的势力起源于小站练兵。朝鲜的经历特别是甲午之战的教训让袁世凯正确地认识到军权的无比重要性。走通军机处和李莲英的门路拿到了练兵权后，袁世凯做了大准备，下了大工夫。
在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不仅表现出深远的目光，而且对于驾驭部下深有体会，用各种权谋手段获得了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拥戴和忠心。袁世凯自然将这支浸透他心血的部队视为心头肉。
袁世凯真正的发迹应当归功于戊戌事变。对于去年发生的戊戌事变，袁世凯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袁世凯知道，自己的名声自去年秋天起就臭了。原因当然是因为在去年秋天**月间京师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将自己推向了士大夫切齿痛恨的境地。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很久，至少好几个月了，但那张英气勃勃的面孔仍不时出现在袁世凯的记忆中，那个人便是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个湖南书生用石炭题写于监狱墙壁上的七绝诗早已哄传天下，在帝国读书人中造就谭嗣同不朽英名的同时，也将袁世凯钉上了耻辱柱。
袁世凯并不是保守派的人。更不属于保守派代表荣禄的圈子，虽然他关于编练新军的条陈得到了荣禄的赞赏并在慈禧面前说的好话。袁世凯在思想上一直倾向于维新，他还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亲自给光绪帝上过书，呼吁变法图强。袁世凯与康有为不仅认识，而且关系很好。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面临递不进去的困难，都察院和工部（康有为时为工部主事，相当于后世中央部委的处长）都不肯为之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
袁世凯亲近维新派不仅出于思想上的接近，而且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当时光绪帝大力支持变法，维新派大见信用。如论出于忠君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新派混在一起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讲到维新变法，就要提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
甲午大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毁掉了李鸿章的半世英名。也带来了帝国深刻的变化。
最早引发变局的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公车，古代指官车。早在汉代，文人进京考试，交通工具由国家给予解决。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进京。
在大清帝国，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利，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察、弹劾和建议的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政府机构。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机关，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压下来自行处理的特权。特别是当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议论了国家大事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时，官员们处理起来便不得不特别小心。
所以都察院的官员们选择了将请愿书压下来的稳妥做法。
但康粱显然不愿善罢甘休。在他们的鼓动下，“公车”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一千多士子在请愿书上联合签名，其中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们几乎全部上阵。进入近代，广东和湖南这两个省份非常特别，几乎成为造反铁定无疑的发源地，湖南之士，广东之商，湖南之强而悍，广东之富而通。有广东和湖南带动，各省纷纷跟进，他们一定要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上书皇帝，以挽救国家。
康有为们的上书并未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并不甘心，随后的日子里，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很多达官贵人支持并参加了这些组织，强学会的开办费1500两白银还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的呢。康有为们的宣传工作受到了效果，朝廷的上层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变法的主张，导致了光绪皇帝1898年农历4月11日颁布了变法的上谕。
一件深刻影响历史的事件发生了。
光绪四岁时被立为皇帝，直到1889年他十八岁时慈禧才将政权交还给他。但那是名义上的交还，重大的人事任免还是要慈禧点头的，具体的规定就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员，必须请示慈禧决定。光绪帝为了推行新政，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怕慈禧不同意，只能提拔康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军机章京。
清廷自雍正朝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为军机处。军机大臣自然以满族为主，汉族大臣不过是装饰品，并不能真正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自光绪皇帝在军机处设了四个军机章京，这种状况就得到了改变。有了四个如同皇帝机要秘书的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反而成为了军机处的点缀了。这自然影响到旧臣的权力，进一步会影响到旧臣的地位。这样一来，随着新政的进展，皇帝及其身后的汉族维新派与慈禧太后及满族亲贵大臣的矛盾便逐步凸显了。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皇帝提拔的都是汉族才俊，新旧之争后面带出的是满汉之争。从那年的夏季，就不断有人给慈禧上书，满族大臣们抓住了慈禧对汉族骨子里的偏见和警惕，不断用皇帝喜用汉人歧视国族的话刺激慈禧，进而在八月初三，一位御史上书慈禧，希望慈禧有所动作，收回皇帝的权力，制止皇帝的“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