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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正在大厅里打电话。门房脸色阴沉地看着他，好像不想让他使用电话，但又找不到适当理由。
“是的，”康纳说道“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从那部电话上打出去的所有电话。对，对。”他听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不管你们的数据资料是如何编排的，你只要帮我查出来。要多长时间？明天？别扯了！你以为这是什么？我两小时之内就要。我会再打电话的。是的。你他妈的也混蛋。”他挂断了电话。“走吧，后辈。”
我们出了公寓，朝汽车走去。
“是在和你的关系联系？”我问道。
“关系？”他似乎给弄糊涂了。“噢，是格雷厄姆跟你说过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并没有什么人专门给我通风报信。他是胡乱猜的。”
“他跟我提起过新川案件。”
康纳叹了口气。“那段旧闻啊。”我们一边朝汽车走着，他一边说：“你想听听那段故事？很简单。有两个日本人给人杀了。局里派了侦探去破案，这两个人不会日语，于是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把案子移交给了我。”
“你是怎么干的呢？”
“新川夫妇当时下榻在新大谷饭店。我弄到了他们打往日本的电话记录，而后按那几个号码跟大阪的那几个人通了话。接着我又给大阪警方去了电话。还是用日语打的。警方听说我们不了解案件的始末感到很吃惊。”
“哦。”
“还没完呢，”康纳继续说道“我们这边的警察局感到很尴尬。新闻界借题发挥，批评警察局。各式各样的人都去路边摆花，人们对流氓团伙所造成的这场悲剧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许多人都很尴尬。最后这事儿倒成了我的不是，说我在办案过程中采取了卑劣的手法，把我给气坏了，真的。”
“所以你就去了日本？”
“不，那完全是两码事。”
我们到了汽车边上。我回首看了帝国纹章公寓一眼，发现朱莉娅扬站在窗户前面看着我们。“她很诱人。”我说了一句。
“日本人把这种女人叫做轻屁股，就是说是个浪女人。”康纳打开车门，钻进车里，说：“她吸了毒。她跟我们说的话靠不住。不过，这事有些迹象是我所不喜欢的。”他先是看了看表，接着摇了摇头。“见鬼。我们呆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得去帕洛米诺找科尔先生。”
我驱车向南，朝机场方向驶去。康纳靠在坐椅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去很不痛快。
“你为什么说有些迹象是你所不喜欢的？”
康纳答道：“废纸篓里那些录像带的包装纸，还有垃圾桶里的那张拍立得照片。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应当到处乱扔的。”
“你不是说他们的行动太匆忙吗？”
“也许是。但你知道，日本人认为美国警察十分无能，这种草率反映出他们瞧不起我们。”
“可我们并非无能之辈。”
康纳摇摇头：“和日本人相比，我们的确无能。在日本，每个犯罪分子都能被捉拿归案。重大犯罪案件的定罪率高达99%。所以，在日本，犯罪分子从开始作案起就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可是在我们这儿，定罪率只有17%多一点。1。”5都不到。所以，在美国，犯罪分子知道，也许他不会被抓住——即使被抓住，也很难定罪，因为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保障。你知道的，对警察工作效率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警探要么在案发后6个小时内破案，要么就永远也破不了。”
“那么你是说？”
“我是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案件，有人认为我们无法解决。但我要把它破了，后辈。”
此后，康纳沉默了10分钟，他纹丝不动地坐着，双手抱在胸前，下巴贴着胸口。他的呼吸深沉而平稳，要不是他的眼睛还睁着，我真会以为他睡着了。
我只管开我的车，同时听着他的呼吸声。
他终于迸出了两个字：“石仓。”
“他怎么啦？”
“如果我们知道石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我们就能解决这个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国人是很难看透他的，”康纳说道“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出一些差错是正常现象。飞机晚点不出人意料，邮件没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机发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们随时都有应付差错的心理准备。可是在日本却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运行。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人鬼混。”
“唔”“对于中本公司来说，今天晚上不同寻常。他们肯定连最细枝末节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准备了玛多娜爱吃的素食小吃，请来了她喜爱的摄像师。请相信我：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有各种应急措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吧。他们会坐下来，对没完没了的可能性逐一进行讨论——假如发生火灾怎么办？假如发生地震怎么办？假如有人安放炸弹进行威胁怎么办？停电怎么办？连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况都得详细地讨论，真是绞尽了脑汁。当最后这个晚上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万事俱备，稳操胜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狈的，对不对？”
“是的。”
“可是我们的对手石仓，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对那个死去的姑娘，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采取的是西方式的对抗，可是觉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湿了，所以不断地往裤子上擦。他表现得太喜欢争论，话说得太多了。
“总之一句话，他装得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样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其实他肯定知道，因为他知道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客人的情况——而且还假装不知道是谁杀害了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知情的。”
汽车轮子从路面的一个小坑上开过，车身颠了一下。“你等一等。石仓知道是谁杀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从目前情况判断，至少有三个人知道谁杀了她。你不是说你以前是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吗？”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电视新闻方面的人还有联系吗？”
“有几个，”我告诉他说“来往不多了。怎么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摄的一些录像。”
“只是看一下？不传讯？”
“对，只是看一下。”
“这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说道。我想我可以打电话找国家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詹妮弗刘易斯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鲍伯阿瑟帮忙。也许找鲍伯。
康纳说道：“一定要找一个跟你私人关系比较好的，不然记者站就不会肯帮我们的忙。你注意没有，今晚在犯罪现场没有电视台的人。在大多数犯罪现场，你都得拼命挤，才能穿过那一排排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到达警戒线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没有电视台的，也没有报社的。什么都没有。”
我耸耸肩。“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话，所以新闻界就没有能监听到任何东西。”
“他们早就在那儿了。”康纳说道“报道汤姆克鲁斯和玛多娜参加的这次招待会。而这时就在上面一层楼里，一个姑娘被杀害了。电视记者都跑到哪儿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说道。
我在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有一件事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新闻界不搞阴谋。新闻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有时候，当我们需要封锁消息——比如就某一绑架事件正在进行赎金谈判的时候，要他们配合真比登天还难。“报社下班早。电视台来的人得赶制11点的新闻，也许他们回去编辑新闻节目去了。”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日本人表明了他们对声誉，也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甚为关心，所以新闻界没有进行报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后辈！他们正在向新闻界施加压力。”
“我无法相信。”
“我绝对不是瞎说，”康纳说道“他们已经施加了压力。”
这时，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真见鬼，彼得，”一个熟悉的粗嗓音从电话里传来“那桩杀人案的调查究竟他妈的怎么啦？”说话的人是局长。听声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么意思，局长？”
康纳看了我一眼，接着打开了喇叭，这样他也可以听清对方的讲话了。
“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长问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种族骚扰了吧？”
“没有，局长先生，”我答道“根本没那回事。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说格雷厄姆那个蠢货又像以往那样侮辱人了。”局长说道。
“可是，局长，我看谈不上什么侮辱——”
“听着，彼得，你别想糊弄我。我已经把弗雷德霍夫曼训了一顿，他压根儿就不该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让这个案子沾上种族歧视这个臭狗屎。从现在起我们都必须对日本人以礼相待，搞好关系。现在这世界都是这样。彼得，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再说说约翰康纳。他和你在一起，对吧？”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
我心想，怎么是我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说让康纳来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说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长说道“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个案子，所以要个帮手。不过恐怕他帮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祸。日本人不喜欢康纳。我得告诉你，我认识约翰康纳有年头了，我们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学校的。他向来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还经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当一个人跑到外国去居住，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混不下去的缘故。我不想让他来搅和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
“局长——”
“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处理的是一桩人命案，赶快把它弄完，了结掉。你要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局长。”我答道。
“把这案子结束掉，彼得，”局长再次关照说“我不想再让别人为这件事打电话找我。”
“是，局长。”
“最迟明天把事情了结。就这样了。”
他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
“果然如此吧，”慷纳说道“我说过他们正在施加压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