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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里的警卫很多。记住的有三个。南门一个，中门一个，办公楼一个。
说记住，见了面还是不认得。他们长得很像，差不多的个头，差不多的面相。他们都穿着一身整洁而合体的军装，敬礼时都是同样的标准和利索。要把其中的一个认准记牢，是不大可能的，尽管我几乎每天都会从他面前经过。
记住三个，其实是记住了关于他们的三件事。
南门那个，是去年大年三十那天的事。天刚亮，妻子上班，我骑自行车送她去地铁。骑到大门口，正要下，传来一声断喝。下车。也许那声音并不大，说是断喝，是我当时一点准备都没有，压根没想会有这一出，那声音自然就成倍地放大了。心底就突然生出一撮火苗。大过年的，清早就遭人呵斥，当头一棒似的，一下子愣住。他过来了，说，院子里骑车不让带人。呵呵，我心底里两声冷笑，大清早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一辆车都没有，我骑车带人能碍着谁的事了？大街上我都带人呢，到你这里倒是不行了？当然，我只是心底里冷笑，那撮小火苗虽然越拱越大，我还是咬着牙把它压下去。我用眼睛和他较量。我狠狠地瞪着他。他把目光移向别处，转过身走向哨位。他笔直地立着，长成冬天里的一棵树。树再不看我，看远处的天空。我往门外走，心里把他恶狠狠地记下了，因为他破坏了我过年的心情。
中门，是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常常忘了佩戴出入证，谁都不管我，就他管。他伸出手，做一个拦截的动作，说，首长，请看看你的证件。第一次，我没有理会他，因为他叫的是首长，我一个上尉与首长隔了十万八千里。我径直往里走。首长，请看看你的证件。我环顾四周，没有别的人。他说的就是我。我说我天天从这里过，你不认识啊。他说，对不起，首长，我们只看证件。他站在高高的哨位上，作俯视状，目光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妥协。有几个字憋到了嘴边，仿佛子弹上了膛，我想把它们射出去。我没有，我把一颗颗子弹生生咽进肚子里。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力量，不可小视的力量。我转个身，进了警卫室，姓名、时间、事由，一项一项地填满。如果我真是首长，也许会很随和地笑一笑，或者拍拍他的肩膀，说，小鬼，干得好，站岗就要这样，这才是个好战士。可是，我不是首长，我很不甘心。再经过那里，我即使佩戴了证件，离了老远就摘下来，塞在口袋里。其他人还是不管，就他管。他重复他的标准动作和标准用语，我头都不回，一边走，一边掏出证件，在空气中划一道美丽的弧线，快意十足。
办公楼那个，与我无关，我还是记住了他。那天下楼，看见了他，一个新兵。看见他时，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大睁着，嘴却紧闭着。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站在新兵的对面，手在空中划拉，嘴里也压了子弹。那个人没有把子弹咽进去，一颗一颗悉数出膛。我听见弹壳落地的脆响，闻到了空气里弥漫着的火药味。新兵站在那里不动，任凭污言秽语子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新兵的眼里渐渐有泪。我看见了他眼里闪动着的泪花。他在拼命地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眼泪。我的心里有种东西在生长，不可遏止。我想，如果我朝着那个人的鼻子来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仅仅只是想，拳头在我裤兜里龟缩着。看着那个扭曲着的脸，看着新兵眼里含住的泪，突然，我眼睛后转，看见了我自己，内心的锈迹，斑斑点点。
我扯着那个人的胳膊，逃一样地走向门外。那个人一边走，一边继续发射他愤怒的子弹。从那些密集的子弹里，我大致明白了，他没有证件，又不愿登记，说上楼取个东西就下来，五分钟。新兵拦截了他。
我想新兵下了哨位，回了营房，也许会哭。他在哨位上不会哭，一个战士，怎么会把眼泪流在哨位上？他在哭声里也许会遥遥忆起故乡，村庄，河流，和亲人。他也许会记起少年时从军的梦想，冲锋，冲锋，勇敢地冲锋。他也许会越哭越来劲，他是一个战士，却上不了战场，只有脚下巴掌大的哨位。他会一遍一遍地回忆，反思，倒底自己错在哪里？我是警卫，我的哨位就是我的战场，我唯一的战斗任务就是拦截。可是，为什么，我的身上弹痕累累？
他们只是千千万万和平年代的战士的一部分，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城市或者乡村，新兵训练完了以后，他们又像种子，撒播到全国各地，都市，或者边关。他们带着梦想而来，又带着梦想而去。我们每天都会看见他们，这个或者那个，一样的语言，一样的神情。有时候，我们忽视他们的存在，有时候，我们厌烦他们的存在。他们并不在乎，只是坚守，坚守一个战士应该坚守的。坚守他们的哨位，坚守他们的职责。一个能够坚守的人，哪怕他是一个新兵，难道不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敬重？
我向大院里所有的警卫们承诺：再不骑车带人，再不有意摘掉证件，再不用恶狠狠的目光，和他们较量。
我也向我自己承诺：坚守我该坚守的，我的战场，和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