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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县长河源头下村镇抱佛山下的中村，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这里三面环山，四季分明，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村北十里是泽州县祖山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吾圣山，云霞出没，林木蓊郁；村西山峦连绵，势如屏翰－－－“大石头坡”形如簸箕，巨石嶙峋，是造山运动和冰河时期遗留下的自然奇观“老鳖沟”涧水清澈，淙淙作响，藤萝掩映，溪水里生长着水陆两栖的鳖，故名；村东层林尽染，峰峦如聚，盘山而上可俯瞰“东西两大阳，南北四寨上，沿河十八庄，七十二条巷”的阳阿古镇；村南一条大路与古称“阳阿水”的长河同行直通柳树底、东沟、川底、周村。长河两条支流绕着村东村西潺潺而过。河两岸阡陌纵横，庄禾摇曳，一派太行山上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农耕田园风光。尤其是燕子北归，大地回春时，杏花、桃花、梨花、奈花、液果红花、花红花、李子花、沙果花、樱桃花以及次第绽放的山楂花、黑枣花、柿花等等，再加上村子里外的椿谷谷、榆钱钱、槐豆豆、皂角角，远山上的马榴、连翘、醋柳、杜梨、苍松翠柏、灌木野花，不啻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线。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繁衍生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美丽山村，在七十年前的某一天，厄运之灾随着一小队挑着太阳旗抗着长枪戴着布耳帽子穿着大皮靴挎着干粮袋手榴弹耀武扬威的鬼子兵的到来，被彻底改变了：或火光冲天，或四散奔逃，或宰鸡杀牛，或抢粮夺钱，或血染黄土，或命丧黄泉，其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其破坏性惨无人道，疯狂性无以复加，远胜肆无忌惮的洪灾和从天而降的蝗祸。笔者曾多次采访过村子里几位健在的的耄耋老人，加上青少年时代亲耳听到过的父辈们的亲历回忆，写下后面这些文字。句句详实，事事有据，人证物证，不吐不快。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分南北两路向晋城进犯。南路日军由14师团独立步兵第13联队石黑支队领头，从河南博爱出发，2月26日侵占晋城，日军占领晋城期间，先后对城乡疯狂“扫荡”达6000多次，制造的杀人放火惨案多达数十起
段戌耐，1940年农历三月十九出生，那天正巧日本鬼子进村，男女老少惊恐万状，扶老携幼纷纷逃命，村西五里开外的“老鳖沟”成了暂时偷安的避难所。父母亲怕她的哭闹声暴露了乡亲们的藏身之处，何况又是个女的，一来就带凶，便扔下她和死活不愿离家的年迈的姥姥老爹（外婆外公）匆匆逃命去了。小鬼子凶神恶煞，灭绝人性，竟然用刺刀将百衲布包裹着的她挑起摔到了当院，她老爹奋不顾身扑上去抢起她就跑，被小鬼子一枪刺中胳膊，鲜血汩汩流，慌乱中居然未发觉把孩子掉在了路上。她姥姥急中生智，抹了一脸煤泥灰，装疯卖傻，躲过了一劫。后来，姥姥不见了孩子，催老爹快找，老爹在伤口处系了块破布条，回原路才在街上找到了奄奄待毙的她。两天后老爹把她送到了“老鳖沟”她父母亲躲藏那里，不料第三天上她突然“疯”了（俗称四六风、脐带风）。父母见她命不该活，就于第六天傍晚狠狠心将她扔到了地后塄。第九天上她姑姑路过听见有孩子微弱的嘤嘤声，又把她抱了回来。姑姑晚上偷偷出去到小河里舀水给月子里的嫂子熬米汤，喝完米汤锅底除了泥沙竟然还漂着几十条小黑蝌蚪。真乃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啊！接着，她又于第12天、第40天上又“疯”了两次。许多好心人劝其父母说她来的真不是时候，招来小鬼子可就坏了大事了。她父母怕因小失大，触犯众怒，再次扔了她，又是佛心善人的姑姑把她抱了回来。父母亲怕他难养活，就给她起了个带“耐”字的名字，是曰戌耐。戌耐后来成了劳模、名人，著名作家赵树理1965年还专程采访过她，近五十年来不知获得过多少从国家到省市县的荣誉称号，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者吧。
段德河，1931年生，今年虽已83岁高龄，却对日本鬼子记忆犹新。他8、9岁时小日本来的村子里。日军小分队或南从柳树底村启程，或东从大阳镇出发，那里是他们修有炮楼及防御工事驻扎有重兵把守的据点。日军小分队二、三十个人曾在他家的院子里多次住过，亲身所见所闻，至今历历在目。来时背着长枪及铺盖卷儿，挎着两条长长的袋子，一条装着大米，一条装着饼干儿，铺盖及军装上还挂着鞋子、茶杯、洋盆、饭盒儿，当然少不了手榴弹。一般住个一两天。来了牵牛宰羊，催要粮秣，惊天动地，不可一世。村里一般都设有两套组织－－－一套为八路军服务，一套应付日本人。鬼子来了，有人敲锣喊话，村里干部按时送上小米等。当时日军以大阳、柳树底为据点，四处横征暴敛，剿灭抗日武装力量。老百姓戏称投靠小日本的叫上东乡（中村东面的大阳）吃大米，参加八路军的叫上西乡（中村西面的沁水端氏一带）吃小米。小日本吃饭是把盛有大米的饭盒儿一溜穿在尖担上（扁担的一种，因两头镶以铁制的尖头牛角状金属套而名，用以方便穿挑成捆的麦子、谷子、草料等），再把老百姓家里的桌椅板凳不分青红皂白劈开烧火，然后长官再给每人发一听罐头。饭成了，桌椅板凳也烧成灰了。罐头盒儿扔了一地，德河至今还保存着两个，他从家里找出来捏在手里，说眼前不由自主浮现出童年时小鬼子进村后那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情景。
德河14、5岁少年时，成了经常为小日本支差的小大人。原因是成年人很容易被怀疑为八路的便衣或里通八路的红色分子，且成年的大人们谁也不愿意为小日本去卖命，挨打受罚不说，主要是怕担上汉奸、走狗的名声，一旦村子的里甲按户头劳力派到了哪家公差，哪家就花钱出小米雇佣十几岁的大孩子去顶差，大约一天一升米左右，日军只要有人放心干活就行。德河年纪不大不小，又老实本分，因此便成了常常被人雇佣的小日本工事工地上扛活的苦力。工地在中村南边东边的柳树底、大阳、向东煤窑，工程是修炮楼、挖工事、筑城壕、栽铁丝网等。民工们主要是抬砖、抬土、抬水及杂七杂八的粗活，旁边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小鬼子监工，手里迟早拿着根棍子，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发现谁不好好干活，就用“八格牙路”辱骂或用“小八路滴”、“死啦死啦滴”相威胁，最多的就是用棍棒直接往头上敲打，几乎没有人没被敲打过，头上鸡蛋大的疙瘩今天消了明天就又长了出来。也有成年人工匠拿瓦刀的，一旦迟到或者手脚慢了点儿，棍棒就会狠狠地袭来，不过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一般只打他们的屁股。最可恶的是那些狐假虎威的假日本鬼子－－－伪军汉奸，他们不说人话，整天哇哩哇啦，也拿着棍子敲打中国人，一说中国话，就原形毕露了其卑下丑恶的灵魂。由于民工们一天三顿稀糊糊，肚子咕噜噜，饥饿难耐，晚上休息是既无被褥，又无席子，始终睡在脏不拉几的干草上，虱子、跳蚤、蚊虫胡爬乱飞，哪能休息好，一个个有气无力，昏昏沉沉；二则中国人谁都不愿意让小日本在自己的家乡修上屠杀同胞的魔窟，所以大家尽皆连哄带蒙，心照不宣，想方设法磨洋工，熬日头，最终那两个炮楼都未修到口平（即完工）就通通滚他妈的蛋了。
小日本三天两头儿逼要财粮，许多贫穷家庭被“公粮”、“负担”派得一贫如洗，苦不堪言，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远走高飞外出逃难去了。德河父兄曾经与其舅舅赵科头一家人等挑着担子跑到襄垣县学铜匠，主要是打制铜烟袋锅儿、铜灯、铜卡针、枣花等日用器物及家用装饰品，因为少人问津生活顾不住怏怏不快回来了。有一次，因为讨了一担糠吃，被怀疑是八路军的密探，抓到了小鬼子的炮楼里，将刺刀搁到脖子上，嘴里死啦死啦滴喊着，追问八路军如何如何，德河等小的朝翻译叫着叔叔连声说好话求生，也无济于事。晚上趁看守打瞌睡时偷偷跑了出来，不敢走大路，一直踩着农田沿着荒径才逃离虎口。跑到沁源时，有人将一个铜手榴弹卖给了德河的父亲，因为铜匠看中铜质的物件。在此之前，当地的铜匠、铁匠将缴获的日本军刀熔炼后打成剃头刀、剪刀，好用好使，故多有想获取者。小日本制造的手榴弹上有铜质的部件，其38岁的父亲不识庐山真面目，当着一、二十个人的面鼓捣了大半天，引线拉断了也未取出那点儿东西来。回到家里，他居然用烧红的铁丝去烙手榴弹底座上的小孔，结果可想而知－－－炸了，炸的一塌糊涂，父亲当场毙命，店里的闺女也香消玉殒。那时候，小日本横行霸道，无路可走，直到解放后家人才将其父亲的尸首辗转弄了回来，还多亏了那里有个天主教徒当时将其偷偷埋了，否则的话，真成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日寇侵华，魔鬼当道，生逢乱世，一大不幸矣。
说到悲伤难过处，德河亦形于声色，但说到一、二趣事，自然滔滔不绝。
常驻德河家院里的一队小鬼子接到撤退命令紧急集合时，军令如山倒，服从是天职，谁也无暇顾及细枝末叶，有一战士居然将其贴身携带当作护身符般的所谓金佛爷、金元宝遗留了下来，被德河家人保存至今，还特地拿出来让我拍照。军国主义乃人类之大敌，战争贩子终无好下场，侵略者任凭其求神拜佛、顶礼膜拜，丝毫也改变不了其最终惨败的可耻下场。
另一趣事是，一天，德河从家里出来解手，碰巧看见抗日好汉车起贵跪蹲在茅房石头墙后面，拿步枪瞄准约百米外汤帝大庙东南槐树下一个站岗的日本士兵。那天一队小鬼子兴师动众闯进中村汤帝大庙，看来是要执行什么烧杀抢掠的特殊任务，照例有一人在外面站岗放哨。车起贵何许人也？乃中村北面不到一里地的上村人士。此人乃当时方圆几十里内响当当的抗日好汉。他身高马大，血气方刚，一腔正气，嫉恶如仇。那天听说小鬼子来了，早就跟随潜伏在暗处。只见他屏声静气，手指一动，站岗的小鬼子“啊”的一声，手臂就耷拉了下来，原来是车起贵几乎百发百中的枪弹打中了他端枪的手。站岗的拼命往回跑，一时间口哨声频频，说时迟那时快，小鬼子便从大庙里跑了出来，四处鸣枪，却不见打枪人的影子。眼明手快、身手矫捷的车起贵早已由长官坟穿上神岭逃之夭夭了。小鬼子空忙一场，虽悻悻地无功而返，哪能就此罢休。据德河说，他就亲见小鬼子动不动就要求与村子里的小伙子比赛摔跤，赢了则哈哈大笑，输了就恼羞成怒，举着枪托杵人。笔者早年就曾听说本家一个叫段喜创的摔倒了小鬼子，被其大打一顿的。随后，小日本为报复那一枪之仇，给中村人派的公粮大大加了码。这是什么道理，来人家国家侵略，人家反抗了一下，还要人家赔偿，岂非强盗逻辑？
说到车起贵，德河来了劲儿，因为他见过这个人。说有一次车起贵到了柳树底，大概是想要弄出个什么动静。他腰里别着个手枪，轻脚利手两腿儿一蹦上了饭店的炉台儿上，往下这么一蹲，不经意屁股后露出了手枪，被小鬼子的眼线盯上了。车起贵尚在明处，小日本却全副武装来了两个家伙，嘁哩喀喳下了车起贵的手枪，拧着他的胳膊出了门。小日本以为两个拿着枪训练有素的武士道，扭送一个已经下了枪的庄稼汉子，应该是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十拿九稳，谁知车起贵突然间勇力勃发，快如豹子翻身，猛如猎狗奔跑，竟然挣脱身子，将两个小鬼子打翻在地，哭爹喊娘，而车起贵早已如脱兔般不知去向了。如此身段、功夫，特别是其抗日爱国之心志，焉有不出众之理？解放后，车起贵当上了管辖长河上游十几个村寨的上村乡的乡长，段捷胜时任书记，赵德胜的文书，可谓珠联璧合，直到他1976年67岁上因病去世。
这个人，岂止段德河、当时那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鼎鼎有名的人物哩。90多岁的张德发、80多岁的段永根、60多岁的段富奎等老人们，都能不假思索地叙述一串串车起贵传奇般与小日本和狗汉奸作斗争的故事。
与车起贵同村的有个叫王长林的，原来给一家财主做事。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日久天长，养成了一副卑躬屈膝、为虎作伥的奴才脾性。日本人一来，很快就卖身投靠，忘了祖宗，当了里通外国的汉奸，干些通风报信、引狼入室、狐假虎威、苟且偷安的勾当，不是在大阳镇的街上耀武扬威，就是在柳树底、向东村里头招摇过市，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不齿之事。车起贵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思谋着必欲除之而后快。车起贵早已参加了西山的八路军，其人有勇有谋，胆大心细，经常随区分队在车山、杨山一带活动，秘密受命要干掉王长林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分子。之前，车起贵被王长林一伙儿告过密，在东庄被几个坏人绑打过，被他想方设法跑掉了。后来有一天，上村唱大戏，四面八方，人山人海，车起贵估摸王长林要回来看戏，既要炫耀炫耀其淫威，又要投石问路，看看有什么情况。果然不出所料，王长林身挂盒子枪，趾高气扬到台下转了一圈儿，得意中不免心存犹疑，大概看到了对方尖利的眼神儿，立马转身就走，跑到了其岳父在万里村的家。王长林虽说当了汉奸，毕竟年轻时练过拳脚，一下子就穿上了屋顶。车起贵带人包围了院子，正当王长林翻越屋脊时，车起贵眼明手快，一枪打过去，不偏不倚，正中额头印堂处，一圪辘就从屋顶上摔了下来。车起贵见王长林脑浆崩流，活像红瓤西瓜拌豆腐，恐怕小鬼子杀过来，便一走了之。日本人指派伪军用柏木棺材装殓了王长林，埋在了猪洼沟－－－猪狗不如的东西。车起贵就是车起贵，你厚葬汉奸，我偏要另做文章。于是，他偷偷将王长林从坟里刨出来，割下其脑袋，先后在中村等地悬挂示众，以儆效尤，趁着夜色特地悬挂在柳树底日本人眼皮底下寨上的一棵大柳树上。天一亮，一传十，十传百，引来不少群众围观。大家伙儿窃窃私语，莫不暗自称快。王长林额头上的枪眼儿，像是在头上拔了一个火罐儿，一时流传开来“拔火罐儿”竟然成了干坏事被枪毙的代名词。让国人都知道汉奸的下场，让日本人都知道中华民族不可欺侮，侵略者决无好下场。王长林的柏木棺材板也被百姓们架了桥，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人人可以踩踏的下三烂。
还有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日伪政权来人抓捕牺盟会骨干分子郭子明，在村里临时找到王来发带路。王来发无法脱身，只好从命，边走边想如何巧妙应对。走到郭子明门前下坡时，正好碰见了郭，王便故作探询地问道：“你看见郭子明了吗？这不，上头来人找他有事呢。”郭子明心知肚明，镇静的回答是说没有看见，随即溜之大吉乎也。解放后，郭子明曾担任过泊南煤矿的矿长，每当谈起此事，总是心存感激，与王来发自然结成了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
段富奎讲过一个从其父亲那里听来的八路军游击战士在中村智取小鬼子枪栓的真人真事。说有一天，小鬼子走得人困马乏，大晌午歇息在段广河家的院子里，一人在外面站岗。这时，正好一个八路军战士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上去就要夺取小鬼子的枪。小鬼子拼命反抗，哇哩哇啦大声呼叫，小战士见对方力气大，急中生智，夺不到就坏了他，三下五除二就下了小鬼子的枪栓，谁知触发了扳机撞针，枪响了，打在段密替家的后墙上。小鬼子激灵起来追捕八路军，中村大街小巷，犹如迷魂阵，哪里有什么下枪栓的人影儿。几十年后，密替家拆除旧房时，果然墙上留有一个拳头大的坑儿。此时在中村传为美谈。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牺盟会是山西地方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最终被中共取得了控制权，与阎锡山分道扬镳。牺盟会在国民师范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并成立了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创造了光荣的业绩。中村段喜庆，当时担任抗日村长，段志国担任维持村长。段喜庆三十多岁，办事干练，工作积极，深得八路军信赖，但却惹恼了“七区”日伪政权。神不知鬼不觉就被抓去了穆桂山。中村段德本是有钱人，迫于村民与西山方面的压力，段和庆、段永泰、段德本仨人带着段德本拿出来的二百块钱现洋，一同到东山求情赎人。人到楼下，里面的管事者说，德本留下，其余都回吧，明天就放人。回来后左等右等，连个人影儿都不见。段喜庆和段德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人间蒸发了。直到日寇投降后，晋城、长治以及河南方面三家公安局联合调查，才打上村一个姓韩的人嘴里得到了骇人听闻的确切消息：两个人当时就被日伪分子推进了废弃的窑圪廊（小煤窑井）。虽说时光已过去七十年，闻此消息，莫不感叹亦唏嘘，爱国何罪之有，遭此荼毒下场？。
王天福，乳名天锁，中村人，1911年出生，中共党员。与上面俩人一样，也是在1939年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中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拷打，他坚强不屈，大义凛然，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与一起被捕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员、共产党员残酷地杀害。王天福同志青年时代聪明好学，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办事干练，先后在上寺头村、向东村等地担任小学教师多年，深受各届学生及村民们的好评与喜爱。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感召与砥砺，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到牺盟会的工作中，成为晋城一区助理员，负责党组织里的秘书事务。他思维敏捷，任劳任怨，特别是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一颗火热的抗日爱国之心，很受组织信任和领导器重，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晋城县民革导报社长兼总编的徐一贯同志（太岳区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就对他赏识有加。直到解放后的1978年，岁月沧桑四十年，徐一贯同志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王天福这个名字，以及他当年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王天福同志被突然逮捕，身陷囹圄，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终因敌人戒备森严，不知所踪，直到砍头断肢身首分离被胡乱掩埋后很久，家属才打听到其牺牲的噩耗。
老人们说，有一次，日军与八路军在山后面打了一仗，俘虏了两个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回据点时将其拖带到中村西头段志英家的院子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问其八路军的动向及其武器装备等情况。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小日本就唆使狼狗扑上去，将这两个战士活活咬死，其哭叫声撕心裂肺，惨不忍睹。
老人们还说，中村附近的牛头山，俗称牛山，有人谎报军情，说那里是八路军指挥部的驻扎地，日本人空陆两路，举兵围剿。步兵从大阳、柳树底方向集合过来，经过中村西面的大核桃树下往牛山而去，空中则从河南方向开来飞机扔炸弹。八路军长期在中村西面的车杨山、塔里、窑头、樊庄、郑村、端氏、胡底一带抗日根据地活动，潜入东面大阳、向东一带敌占区，组织发动抗日力量打击日伪军，牛山村处于敌我交锋的边界上，八路军指挥部肯定到过那个能雄视西山的地方。飞机上仍炸弹，来势汹汹，威震乡野，劈倒农舍，炸飞树木，伤及无辜，也埋下了对小鬼子的深仇大恨。飞机过后，村周留下了几个弹坑，八路军毫发无损。
据笔者的奶奶与父亲说，小日本在我家的堂屋正中架起桌椅板凳，下面放上甘草，正准备点火烧房，号兵的集合号吹响了，因此上免了一劫。但是，圪坨儿的段富牛家的西屋、寨跟儿还有一家，却被小鬼子烧得一塌糊涂，不但赖以遮风避雨、休养生息的房舍没了，而且所有家具、衣被、粮食及生活日用品，通通付之一炬，化作灰烬。所幸的是，中村老百姓的房子大都是砖抱土墙，就算是发生火灾，也不会殃及左邻右舍，像草房一样烧成一片火海。小鬼子原打算一把火烧掉整个村子，却落得个事与愿违，不了了之。
笔者的母亲曾亲口对我说过“躲反”之惊心动魄。母亲一家在1943年那场蝗虫加干旱的浩劫中，饿死了两个哥哥，哭瞎了她的母亲亦即我的姥姥，国军又把她的丈夫抓了壮丁去。还没有等她从巨大悲痛中缓过神来，小日本就来了－－－母亲原来家在巴公乡的靳疙瘩村。她牵着6、7岁大的哥哥，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有一次，她和哥哥藏身于麦田里，小鬼子的马队惊天动地的奔她们而来，犹如洪水猛兽，幸运的是只差一丈多远的距离，否则的话，真不知是死是活。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嫁给了丧偶的父亲，次年有了我－－－生于动乱年代，感恩抗日胜利，能不牢牢铭记那段历史乎？
军国主义及狼子野心孵化熏陶出的小鬼子，个个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一天，一个日本士兵在村中圪坨儿的老槐树下百无聊赖，心血来潮，朝着远在二百米开外的核桃树下的行人开枪，结果可想而知。真是人在路上走，祸从天上来，命薄如此，呜呼哀哉。
笔者的奶奶多次说过，小鬼子来了将全村的男女老少通通集合到大街上，见谁身上戴着耳环、戒指、手镯，便不容分说一股脑儿撸下来，稍有反抗或不悦神色，上来就是一顿拳脚乃至枪托、刺刀侍候。对于小孩儿，则也采取点儿怀柔政策，给个糖块儿饼干儿什么的，以博取人心，问询八路去向及所需情况。
“中村”在日本人眼里，是本国姓氏之一，来到中国，是否有天生的好感或其上司有过什么默许与交代，均在猜测之中。有人见过在他们的地图上“中村”画了个红点儿。总之，七年间，虽然日军没有在中村大动过杀伐，也造孽了桩桩件件罪行。其军国主义岂因一个名字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狗走千里吃屎，狼走千里吃人“小日本”、“小鬼子”、“狗强盗”等等名称，将与其令人发指数不胜数的反人类罪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中村北、西两侧吾圣山、抱佛山发源的滚滚长河，其两岸数十个村庄，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寇征战七年、反复争夺，既饱含血泪又可歌可泣终获胜利的地方，是刘邓大军、陈谢大军挥师南下、西进之兵员与物资的重要补给线，也是记录日军累累罪行铁证之场所。
芦沟桥七七事变后，日军向华北各省大举进攻，晋城县先后四度山河沦陷。前三次分别是1938年2月26日，农历正月二十七日；1938年7月1日，农历六月初四日；1939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初三日；这几次日军停留的时间都不长。第四次是1940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八日。这一次，日军由南北分两路进攻，在晋城整整盘踞肆虐了五年，建立了伪政权，践踏祸害老百姓犹如地狱魔窟，直至1945年4月28日北撤。从1938年2月26日农历正月二十七日算起，七年间，日军抓民夫，抢粮食，拉耕畜，烧民房，强奷杀戮，其残酷统治空前绝后，所到之处罪恶滔天。
据晋城市志载，日伪军占领晋城县期间，共杀害老百姓2。27万人，伤及无辜7558人，致残1458人，烧拆房屋5。13万间，宰杀大牲畜2。58万头猪羊8。79万只，抢走粮食104。6万石，掠夺生铁1。7万余吨，抢走银元首饰4。37万斤，其它如破坏文物、荒芜土地等罪行无以计数，不仅如此，还狂轰滥炸、奸淫掳掠、强拍支差、清剿扫荡、制造惨案侵略者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真是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遥拜场－－－就是七十年来至今仍然沿用着的一个泛着耻辱色彩的名称。日寇侵占晋城县期间，需要定期举行祭拜日本天皇的仪式，因相距遥远而朝着东方祭拜，故称为“遥拜场”晋城人民既不愿按小日本的叫法称呼，又想让后人记住这历史上的耻辱，还要将它作为今后扬眉吐气、欢天喜地的地方，故不约而同地戏称其为“摇摆场”意为大摇大摆走在自己的土地上，大摇大摆地上班、下街、看比赛，大摇大摆地出门、回家、走亲戚。也有人不知其义称为窑北场或摇牌场的。不管如何叫法，日寇投降后这个地方就成了晋城人民举行集会、文体比赛、锻炼身体、休闲娱乐的所在，附近的中小学校还把它作为学生出早操、上体育课的大操场。直到现在，摇摆场仍旧日复一日地履行着她服务于人民的神圣职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那暗无天日、腥风血雨的漫长岁月里，中村人也进行了此起彼伏的反抗。他们或积极向西山八路军提供消灭鬼子兵所需的物资，或动员子弟们参加八路军。几年中，先后有苗国祯、阎五员、李扎根等青年壮士参加过著名的老马岭战役等对日作战，亲自面对日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血溅战袍，义无反顾。据统计，段松林、段小六、段喜庆、张戌山、陈小林、华大根、王铁太、闫双美、陈来成、田德森、高安有、牛小会、王定根等人在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中村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英名，千秋万世，永垂不朽。苗国祯等好几位村民，因为功勋卓著，累官至团级、师级、军级，为着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奉献出了毕生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录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各县都成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在晋城还设立牺盟中心区，是全省设立的四个牺盟中心区之一，负责领导晋东南各地的抗日宣传、战争组织等项工作。在牺盟会的大力推动下，晋城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新热潮。到1937年底，各县都建立了一支或数支人民抗日自卫队、牺盟游击队。许多村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武装起来的民众达数万人。通过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各县逐步建立起充满朝气和激情的务实的县、区、村抗日政权。普遍成立了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各阶层人民不分党派信仰，不管贫富贵贱，不论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无比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晋城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创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在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巩固发展，靠的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奉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伟大民族战争中，晋城人民累计为前线支援粮食32。5万石、担架5。8万副、军鞋74。5万双、民工156。5万人次、牲畜21。4万头次，晋城民兵与太行、太岳其他地区的民兵一道，配合正规部队歼灭日伪军18万人。让我们永远铭记晋城先辈在抗战中的风采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太行太岳精神，将不断鼓舞我们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