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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见到龙应台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一个男性作家的印象。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印象，可能与龙应台的文章有关，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总认为敢对当局发表一针见血的时评，应该是男子汉的作为，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和六、七十年代的李敖，就是这样的人物。其实我的这种想法是一种传统的想法，遇到不平事，拍案而起的应是大丈夫，举案齐眉、夜半添香的才应是女子。这是孤独寡陋的见解，大陆文革中的张志新，就是让天下男人汗颜的女子。龙应台就是这样的女子，近日在陕西工人报看到了她关于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的感想，更坚定我的这一想法。龙女士的文章谈到了台湾这几年的变化，她是用事例来说明这种变化的。在龙女士的眼里，台湾最大的变化，不再是经济的腾飞，而在于一种思维模式的变化。也就是说台湾人考虑问题具有了更加宽容的胸怀和更加平静的心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能站在善待一切的角度看待问题，能采用沟通理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能用平和深远的目光接受问题用这样的心境和环境，也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连宋的大陆之行，就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龙应台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样板戏红灯记在台湾演出，大陆的有关部从考虑台湾民众的接受心理出发，要把剧中的“共产党”改为“革命党”没有想到台湾的负责审查演出的部门没有接受好心的建议，要求一字不改演出。红灯记在台湾的演出受到了欢迎，再一次证明了海峡两岸有共同的是非标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痛苦的记忆，日本鬼子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敌人。台湾走到这一步，经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用龙女士的话来讲，这是民主的结果，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路标，是公正对偏见的胜利，是宽容对狭窄的替代我读过龙女士的不少文章，但从没有象这篇文章触动我的心灵。
余杰的拒绝谎言使我灵魂受到震撼，这种震撼是一种灵肉撕裂般震撼。龙女士的这篇文章没有余杰文章犀利，龙女士是在娓娓道来中潜伏着一种思想的深邃和道德的呼唤。生长在大陆的余杰，有一种直面社会的勇气；有海外背景的龙应台，表面看来委婉了不少，但这是一种智慧式的委婉，也许这种委婉对民主的推动的实际效果更加有效。一个社会民主的推动，需要直面的勇气，更需要一种智慧式的运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论了焦国标的情绪化的倾向，我的目的就是渴望诸多的作家学者在具有勇气的前提下，运用温和智慧的方式，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这不是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