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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我来到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读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时而闯入我的脑海。以后，我读唐浩明的曾国藩，岳麓书院的印象一下鲜明起来。我不明白，那么多湖南的学者为什么把岳麓书院作为湘文化的象征。自古，湖南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屈原的离骚，至今还没有读懂的我，仍对那天造神韵的骈文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次去长沙开会，我的脑海常常闪烁着岳麓书院。难道，我与岳麓书院有一种悠悠的情丝，难道，岳麓书院的日曦台等着我去登临？
当我站在岳麓书院日曦台前，脑海中一种文化的思绪变的十分强烈。静静的岳麓书院，只有风在悄悄的飘动，只有鸟儿在轻轻的低吟。大师就在我的四周，冥冥的天空，思接千载。
朱熹，他那一年来到岳麓书院，来书院讲了些什么，如今的游人已没有什么兴趣。先哲的塑像，沐浴着游人不屑的目光。透过雕琢的窗棂，我似乎看到忧愁的先哲。岳麓书院能引起游人感兴趣的只剩下花园小溪中游动的金鱼。朱熹在中国的思想史里可以说是一个叫得响的人物。他的著作，我涉猎的很少。比他早成名的张载，我的书柜里倒有他的作品集。张在是陕西扶风人，那一年，总公司一个会议在岐山召开。会议期间，到西府游览时，说起西府的人物时，开车的司机头一个说出的就是张载。可见张载在西府民间的影响力。张载的著作读起来很费力，读进去，就会感到受益匪浅。宋史上说，朱熹的学问承接张载。为什么宋史把张载和朱熹连在一起，阅读二人的文章，就发现，他二人都是把“理”作为处理和看待事物的出发点。宋代的“理学”发端于张载，而集大成于朱熹。谈起“理学”我想起在长沙蓉园饭店听刘光明教授那场关于企业文化的讲座。刘教授三个小时的侃侃而谈，集中到一点，就是企业文化解决了企业价值排序的问题。作为一般的企业来讲，追求得就是利润最大化。但作为百年常青的企业，企业排在第一的不再是利润最大化，用刘教授的话来讲，就是要把企业价值观排在第一位。刘教授这样讲的目的，全部来源于“人本管理”的思想。没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就不可能经营出百年的企业。撇开哲学的思维，不难发现朱熹几百年前与刘光明是相通的。站在岳麓书院的石阶上，我有了一种思接千载的畅快。经营一家企业，犹如经营一个社会，不能缺少人心的凝聚、远景的激励、管理者体恤下属的温情。读一读朱子语录，我们就能从中悟到朱熹这位几百年前的老人的苦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理学”在宋王朝的兴起。
从岳麓书院后花园幽径走出，我突然发现免费的电子读物演播厅。愿想这里大不了播放岳麓书院的录像。走进去一问，除了岳麓书院的录像外，还有“千年论坛”的录像。让服务员打开录像的目录一瞧，竟发现许绰云和李锐的演讲。徐绰云，我从一些书刊的介绍中得知他是一名学者。李锐，山西作协的副主席，这位有北京知青插队经历的作家，这几年来，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捍卫者，成为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道出奔走呼号的骑士，我读过他的作品。我一个人在演播厅看完了李锐的演讲录相。没有想到，当我向服务员告别时，这位漂亮的姑娘告述我说，我是两年来第一个完完整整看完演讲录相的游客。这也许就是一种机缘。来岳麓书院的前，我向去过岳麓书院的会议同行打听，他们告述我岳麓书院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还是来到了岳麓书院。我还一个人静静地在岳麓书院聆听了李锐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李锐口才不错，讲得也有一定的深度，就是他讲的主题离我有点远。我想把李锐的演讲与企业文化联系在一起，愁眉苦思了几天，要说它们之间的有联系，大概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脉络。离开演播厅，向右手一拐，就出了岳麓书院的大门。
离开岳麓书院，我没有马上坐公共汽车，一个人沿着湖南大学的围篱向前走去。岳麓书院渐渐远去，长沙秋天正午的阳光还有点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