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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流行文化的巨浪面前，戏曲市场被不断蚕食，年轻一代对这些传统、陈旧、一点也不酷的东西毫无兴趣。
加上普通教育的发展及职业教育的兴起，哪里还有戏曲这种“旧社会杂耍式的学徒制”学校的立锥之地？02年莜金燕逝世后。
她创办的评剧学校更是门庭冷落，一年到头也收不到几个学生。全校人员聚齐了，老师比学生还多。01年母亲从学校辞职，四处奔波，拉起了评剧艺术团。起步异常艰难，这两年慢慢稳定下来，貌似还不错。
去年承包了原市歌舞团的根据地红星剧场，先前老旧的办公楼也推倒重建，或许正是因此，母亲才兴起了接手评剧学校、改造成综合性艺校的念头。
莜金燕是土生土长的平海人，但她的子女都在省会城市平阳定居，现在评剧学校的法人代表就是她的女儿。炝锅面吃得人满头大汗。
母亲到卫生间补妆。老板娘过来收拾桌子，娇笑着问我：“这到底谁啊？”神使鬼差，我支支吾吾，竟说不出个所以然。老板娘切了一声，只是笑。
也不再多问。从驴肉馆出来已经一点多了，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朵。母亲说这次出来急，也没给我带什么东西，就要拐进隔壁的水果店，任我说破嘴就是拦不住。出来时她手里多了网兜，装了几个柚子，见我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就说：“怎么，嫌妈买的不好啊？拿不出手？”我说：“啥意思？”母亲说：“给陈瑶买的。”我撇撇嘴，没有说话。母亲挽上我的胳膊，说：“拿着，沉啊。放心，我儿子也可以吃哦，你请吃饭的回礼。”
摊上这么个老妈我能说什么呢？这时母亲手机响了。铃声是“寄印传奇”里冷月芳的名段：我看似腊月松柏多坚韧，时时我孤立无依雁失群几分铿锵，几分凄婉，蓝天白日，骄阳似火，我没由来地打了个冷战。
母亲犹豫了几秒才接，说事还没办完，就挂了。我随口问谁啊，母亲说一老同学，听说她在平阳想见个面，这一路也没说几句话就到了校门口。过了饭点，人少多了。我站在母亲对面，心中仿佛有千言万语，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母亲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轻轻拍了拍。我环顾四周，让母亲给父亲问好。母亲笑着说：“啊呀呀，林林长大了啊！”我少年老成地苦笑一声，笑完后感到自己更加苍老了。两人就这么站着，相顾无言。一旁卖馕的维族小哥饶有兴趣地吹起了口哨。母亲抱着栗色风衣，脸上挂着恬淡的笑，缎子般的秀发在阳光下越发黑亮，这时“寄印传奇”又响起。
母亲接起，对方说了句什么，母亲说不用，打的过去。我忙问：“怎么，没开车来？”母亲说公家的顺风车，不坐白不坐，说着莞尔一笑。
母亲前年考了驾照后就买了辆毕加索，跑演出什么的方便多了。我上前拦了个出租车。母亲又拍拍我的肩膀，眉头微皱，说：“林林，妈走了啊，有事儿打电话。”
我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她俯身钻进了后排车座。一瞬间，针织衫后摆飘起，露出休闲裤包裹着的浑圆肥臀，硕大饱满，丰熟肉感。我感到嗓子眼直发痒，不由攥紧了手中的网兜。
1998年，我14岁，上初二。整天异想天开，只觉天地正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开始有喜欢的女同学，在人群中搜寻，目光猛然碰触又迅速收回，激起一股陌生而甜蜜的愉悦。这种感觉我至今难忘。
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后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
他整天呆在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为此母亲和父亲大吵过几次，还干过几架，父亲虽然混账，但至少不打女人。
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后亲朋好友上前劝阻。母亲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爷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
爷爷是韩战老兵，家里也富足，八八年时还在村里搞过一个造纸厂，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子嗣。父亲是从远房表亲家抱养的。
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从小娇生惯养，不敢打骂，以至于造就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父亲高中毕业就参了军，复员后分配到平海市二中的初中部教体育。
父母亲本就是高中同学，母亲师大毕业后分配到二中的高中部，就这样两人又相遇了，说实话，父亲皮子好，人高马大，白白净净。
在部队里那几年确实成熟了不少，加上家境又好，颇得女性青睐。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爱，姥姥又是个闲不住、生怕女儿烂到锅里的主，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
母亲条件好，眼光又高，自然没一个瞧上眼的。父亲一见着母亲，立马展开了攻势。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人，母亲当然不以为意。父亲就转变火力点，请爷爷奶奶找媒婆上门提亲。
姥姥一瞅，这小伙不错，还是老同学，家里条件又好，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说这事强求不得，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人品。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
就差没指着鼻子说，这就是钦点女婿。父亲臭毛病不少，但人其实不坏，甚至还有点老实，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也就得过且过了。
八四年我出生，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九四年民办教师改革，父亲被赶到了小学。混了几天日子，他索性拍屁股走人，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建了个养猪场。
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因为交通方便，村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当然。
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母亲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九七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十二万缺口。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三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五万，还缺四万。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一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
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爷爷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
母亲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最初哭过几次鼻子，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体育，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五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
母亲四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毯子功不说，压腿下腰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有天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我才发现忘了带护膝。
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
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好一会儿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高高瘦瘦的，小眼大嘴，是我姨夫。我也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
姨夫是邻村村支书，手里多少有点人脉，这时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夫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