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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那小子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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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我发现还多出了三千块。
我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看了我一眼："这有点对不住你了，我给斯晓虹打了个电话，她马上拿了钱跑来交到我手里。"
她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全给了我。
胡文林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刚刚，这不光是钱的问题。"
我扭过头望着窗外那些飞逝而过的田野和村庄，眼泪渐渐模糊了眼睛。
一会儿，胡文林的手机响了。
他听了一会儿，应了一声："给了。我和他都在车上。"然后看了看我，把手机递给我。
我接过手机轻声"喂"了一声，那个熟悉的美丽声音便开始从灵魂深处传来："刚刚，不要过于悲伤。"
我鼻子有些阻塞重重地嗯了一声。
虹虹继续说："有为难的事再给我说一声。莫自己一个人扛。我晓得你要面子。"
我说："好。"
一会儿她好像也哭了，声音有些颤抖："刚刚，我爱你。"
我一字一顿地说："我也爱你，永远。"
说罢，我啪地关上了手机，伏案而泣。
我和胡文林一下火车就直奔县医院。
在雪白的病房里，穿着白衣的护士医生和那些平时难得一聚的亲戚们都挤满了病房。
我一进去，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
我走近病榻上奄奄一息的父亲。可怜我那原本高大魁梧的父亲已经瘦得失去了人形，一双混浊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嘴角在不住地抽动。
想起老父亲背着沉沉的担子走山路卖菜，想起老人家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辈子，想起他听说我考上大学的高兴样子，我喉头发涩，扑通一声跪下："爸，儿子回来晚了。"我悲恸的一声哭喊，撕心裂肺，声震病房。身后的人们哭声顿起。
父亲就是在我回来后当天晚上断了气。遗体当晚从医院拖回来，停在我家那间土墙屋大院儿里。
按照我们农村的规矩，大伯父请了村里的号鼓队为父亲吹奏丧曲，我们那儿叫"打家业"，一些姑姨老表们在院子里大放悲声，母亲几次哭晕过去。我和妹妹戴着孝，为父亲守了一夜灵。胡文林就一直陪着我，还不时地拿着烟，帮我招呼前来吊唁的客人。
我让胡文林睡一会儿去，他摇头："没事儿，我过去打麻将老熬夜，经得起熬。"
我让妹妹给胡文林下了碗鸡蛋面条。
他就边吃面条，边和我说话。
他问我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
我摇头，家里劳力不多，就父母、我和妹妹。父亲过去是主要劳力，母亲其实比父亲身体还弱，妹妹正在上高中。就我这个壮劳力，却上大学去了。
如果不是父亲去逝，家里除了种几亩水田外，养了头猪，去年承包了村里的柑桔树。穷虽穷点，勉强可以供我和妹妹上学。除学费外，我的生活费基本上是靠家境好一些的大伯父救济一点，加上我有时能得点奖学金尔写稿赚点稿费。后来虹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胡文林点点头，叹了口气："都说现在富了，可是没有脱贫的还这么多。"
我说道："我的情况还算好的，比我家更苦的都有。"
胡文林说道："这样吧，我回去后跟辅导员说说，申请助学金。"我坚决地摇头道："不，我还没到那一步。还挺得住。"
他看了看我没做声。
第二天，很多乡里的、村里的干部和有过来往的亲朋好友都陆续来了，花圈摆了一院子。
说实话，我们村里的、包括乡里的上一类重点大学的都不多，所以除了我父亲生前的人缘因素外，更主要看在我的面子上。
在农村，是很看重一家里有没有能出人头地的人物。
乡里负责文教卫的副乡长居然也来了。他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一起来的。一辆黑色普通桑塔那就停在供销社门口，然后两人步行而来。
这在四邻们眼里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母亲忙让妹妹上烟泡茶，在村里当会计的大伯父忙上前招呼。胡文林也很会看事，上前和他们很老练地打着招呼。这胡文林穿着有点时髦，为人处事也老道，有股子派头。那副乡长听说是我的同学，对他很是客气。
那年轻人却专门把我拉到一边，交给我一个纸包："这是县里朱副县长交代的，我正好到乡里来搞调查，他让我顺便送给你的。"我一愣，随即明白了。肯定是朱莲心让送来的。
果然，里面夹着纸条，是朱副县长的亲笔："小陈同学，听小女莲心说，在武汉时你对她帮助很大，你们还是县中的同学，按莲心所嘱略表心意，望节哀顺变，不误学业，将来好报效桑梓。朱文清。"我握住那位年轻人的手："谢谢朱县长，谢谢你。"
年轻人谦逊地一笑："我是县政府办公室的王秘书，毕业于你们那个学校，也算是校友吧。有空我们可以聊聊。"
说完他和副乡长同我母亲告别，然后坐上乡里那辆普通桑塔那离开了。
父亲下葬那天，风很大，我头上扎了根白布，抱着父亲遗像和妹妹走在前头。
当我躬下身铲起第一锹土时，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爹，您安心走吧，儿子会把一切都挑起来的！
然后，我和妹妹，还有我那铁哥们儿胡文林一起给爹磕了三个响头。
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和胡文林都有些疲倦。
尽管迷迷糊糊，我的脑子里却不停地在想生计问题。
我知道，现在在大学里像过去那样生存已经不可能了，每个月家里连起码的五百元钱都不能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