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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暮的阳光把心情逼进了炎热的夏日，半月之前还在下雪。今天的襄阳天空蓝得一望无云，数十只风筝在水天一色汉江水面浮动，这使我突然想起了鲁迅的风筝。
第一次认识鲁迅是在小学课本里的三味书屋。从那时起，我便只要有可能，就会抄录鲁迅的文字，尤其是散文和杂文。
当黑色的胶鞋，蹚过北京的黄土，见证了民国最黑暗的一夜，踽踽独行走过敌人的营垒，走来一位真正的猛士—鲁迅，在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是最伟大的神。
只是一直不解：为何那么多名人都在攻讦诋毁鲁迅？更不明白为何鲁迅会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后来才知道鲁迅视为知己的的确只有一人，而那人便是瞿秋白。
直到读过彷徨之后，才进一步了解了鲁迅的内心世界：从“三味书屋”表现的情感，到故乡的感伤，正好又遇到民国政府的文字屠杀，同行者的出卖、堕落、颓废或为虎作伥，使得鲁迅在绝望之虚妄中，看穿了世态炎凉，于“寂寂无声的中国”愤然呐喊，终于成为文化的斗士，也成为众人诋毁的目标。所以几乎没人敢与鲁迅交往，而独独只有瞿秋白理解和支持鲁迅。鲁迅与胡适相交甚密，却由于政见观点不同，两人保持着君子交往。最有名的便和是梁实秋与鲁迅的相互驳难和文字谩骂。
这种君君子，小小人的做法，在敌对时期，也许可以。只是不解，如今处于太平盛世，当我们逐渐一一认可那个时期的文人墨客后，为何依旧有那么多的人还在人云亦云地否定或诋毁鲁迅？
当前，一股重拾儒家治国的风气正在潜滋暗长，并大肆借“国学”之名，再次掀起孔圣人的热潮。我们知道，鲁迅是反对孔子的，所以现在有人站出来反对鲁迅是正常的。然而，深入了解鲁迅，鲁迅所反对的是孔子的政治家国思想，而不是孔子的治学为人的观点。
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骂、敢打的人，不属于孔圣人的教诲范畴“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的道理至于孔圣人来说是对牛弹琴。
早在柏杨就说过：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文人就是酱缸里的蛆虫。其实何止是文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里面的蛆虫。
历经苦难的中国，在屈辱和痛苦中自强，在征服与俘虏面前耻辱，在改革与反思中崛起，惟思者痛苦，惟醒者痛苦。
蛆虫要羽化成飞，须拥有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经历痛苦艰难的爬涉，能爬出酱缸，方可能成。否则只有累死在酱缸里，最终成为别的蛆虫的食物或营养。
其实那些儒者也不必担心一下子冒出好些个鲁迅，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是唯一的，是不可复制的。毕竟时代已经变了，任何英雄人物或名人都是由时势造就的。同样，孔圣人也成为了历史，孔圣人同样是不可以复制的。
因此无论是孔圣人还是鲁迅，或是别的圣人名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能“黜百家”吗？书可以烧毁，人可以杀灭，而思想却是杀不死的。
读鲁迅的文章，发现鲁迅居然就是在说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与孔乙己何异？阿q不就是我们的影子么？
进一步启迪我研读鲁迅的是中学的班主任黄金城老师，我昵称其为夫子，打心底里崇敬他，当然也就更加喜爱鲁迅。唯一遗憾的是我并未能去从事文字业，以至于多年来，将这思想和情愫深深压在快要遗忘的角落里。
未能深入研究和学习，怎能在所谓的伟大者或名流们面前放言是非？
诚然，毛泽东早就给鲁迅作出圣断：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当然有些人不仅对于鲁迅感到不满意，也对这位下圣断者也未必满意。我们为何总爱吹毛求疵？
革命家属于政治时期，文学家属于历史时期，唯独思想家永远属于整个民族。
如今我们不仅浑浑噩噩地繁衍着后代，更将自己的所谓理想抱负寄托在下一代。当年鲁迅就在呐喊“救救孩子”而我们的邓公也在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不正也“有教无类”地教化众生吗？可是，我们却在绝望中沉沦，又一次看见坟前盘桓的乌鸦和依稀的花环。
襄阳是一种历尽数千年风雨的历史名城，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卞和献玉、三顾茅庐、水淹七军等，而在三国演义中，有40回故事发生在襄阳。古城记载的是沧桑，汉水洗涤的是灵魂。鲁迅并未到过襄阳古城，未能见到“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自然没有沧桑迷茫的感觉，也见不到水天一色里面的风筝。
心爱的风筝在江面自由飞舞，矫健的雄鹰在天宇飞翔。既然夏季就在前面，尽管道路还很漫长，也许愿望会遭遇绝望，但圣者的思想却仍将燃起乐观的希望。
或许我们不能成为鲁迅认为的民族脊梁，但至少我们的脊梁可以挺直，我们中间也未必不会形成中国的脊梁！
（2010年5月2日于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