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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我知道了。”德君应着，已经检票进站。站在铁栅栏里面，德君最后一次冲大家招招手，然后大跨步地随着进站的人流向里走去……蓝瑛终于在“阿杏公司”这个大钟摆上享有了自己的一个位置，得到了一份很实在，却不很理想的工作。
按照蓝瑛的初衷以及总经理和胡娜的提议，蓝瑛完全有资格也有理由进入到公司的管理层中来，但是张杏菊始终不松口也不答应，态度很明确也很强硬：“我绝不搞‘家族式统治’，我提倡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谁有本事我就把谁提上来，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也是我为人处世不变的原则。没本事的人最好让他乖乖站在一边，千万别去挡了别人的道，这叫量才使用。我信奉的是个‘才’字。蓝瑛能有什么本事？她又会做什么？她具备了这个‘才’字吗？纯粹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一切都得从零做起，从头学起。让她在基层先锻炼几年、磨砺几年，等她真有实力真有基础的时候，我会考虑的。我不能让她仰仗我的权势。今后的路要完全靠她自己去走，今后的事业成功完全要靠她自己的打拼，自己得有能耐才行。”
胡娜见董事长的态度如此坚决也只好作罢。
陈大头依然努力在坚持着自己的本意，理由似乎很充分：“蓝瑛大病初愈，元气尚缺，不能不考虑这层因素。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照顾性地给她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本来我是想让她到‘公关部’或者‘财务部’去跟班学习的，但考虑到董事长刚才的意见，我只好暂时收回我的诚意。蓝瑛确实很毛糙、干事没有强行，这是她的‘美中不足’，是一个人不成熟的必然过程。人一生下来都不是很成熟的，都是在漫长的勤学中积攒成熟的，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我爸老是呵斥我说我是：‘正道的事情儿一点没掌握，歪门邪道的事情一看就会。’那些都是我的过去。现在我不是也转变过来了吗？而且干得非常出色。董事长不会看不到这个现实吧？更不会去全盘否认这个事实吧？否定了这一切也就等于否定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等于完全否定了我陈大头。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人都是可以转变的嘛……”
顿了顿，大头接着说道：“‘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原则是对的，但也不能不顾亲情一味地去求外而排内，这样你反而会失去许多的至亲，牺牲许多的感情，最终动摇你的基础。我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有鉴可签的。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不尊重它不遵从它不行，去逃避它违背它更不行。”
见总经理的态度如此坚决，张杏菊只好妥协了，语气变得舒缓起来：“我张杏菊至于那么鲁莽、那么单纯、那么不近人情吗？我不是没有想好去怎样安排她嘛……”
“董事长没想到的，我已经替你想到了。”陈大头习惯性地掏出一直加长过滤嘴的烟卷来刚想点燃时，猛然意识到这是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根本就不是抽烟的地方，只好悻悻地将烟卷重新放回烟盒里，发现董事长正用一种探究的眼光在盯视他在等待着他的下文，只好很干脆地把后半截的话给说了出来：“公司马上就要为高层领导配备小车了，不妨让蓝瑛去学驾驶，安排她去做小车司机，这活不仅轻巧，而且很适合女孩子家心细的特点。还有一条非常关键的内容在里面：蓝瑛毕竟是自己人，我们无论谈论起什么机密来根本用不着去避讳她。再说，蓝瑛每天都跟我们这些高层人物接触，耳濡目染的都是我们待人接物的实情，对她简直就能起到一种很好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也是一种最好的积累和培养。”为了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陈大头在结束自己的这番话语时，特意将脸转向一旁问一句：“胡娜，我刚才说的是对，还是不对？”
大头这一招确实厉害。如果胡娜明确地表示：总经理的说法很对！无疑表明自己已经公开地去支持总经理，就会和董事长造成抵触而把自己置于董事长的对立面去，这是胡娜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表示反对吧，总经理的语意确实又无懈可击。
大头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在董事长的眼里，胡娜绝不是个简单人物，她的意见和提示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胡娜正在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时候，张杏菊已经用十分诚恳的语气询问起她来：“胡娜，依你看，蓝瑛的事情该怎样安排最合适？”
胡娜明显感到：此时自己的意见要起绝对的作用了。她不想放弃，更不想扫兴，她必须好好地去利用起来。于是很干脆地就把自己的意见说了出来：“我很赞成陈总刚才的提议，让蓝瑛到行政部去当小车司机再合适不过了。这样对蓝瑛，对我们大家，甚至对‘阿杏公司’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张杏菊只好明确地表态：“既然你俩都这么说，我也只好表示同意了。明天送胡娜和德君走了之后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大宝开车送蓝瑛到‘蓝盾学校’去学习驾驶。”
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决定了下来，这是胡娜临走之前为蓝瑛办出的一件实事。
德君很快就给母亲打来了电话。一来是给家里报个平安——他已经很顺利的到达学院，明天就要正式投入军训。二来，他小声地告诉母亲：自己在火车上抽时间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当面不敢说而在心里又非常想说的话都详写在纸上了，嘱咐母亲必须详细地去阅读，必须认真细致地去领会他信中的意思。
张杏菊在电话这头一直追问儿子：究竟你在信中写了啥？德君只是笑笑，在电话那头很是神秘地告诉母亲：等您接到我的信开始阅读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张杏菊在电话这头半嗔半笑地嘀咕了一句：“这孩子，跟我还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了！”
张杏菊怀揣着一个难解的谜团，在百忙之中总会情不自禁且又见焦虑地用眼去直瞅桌上的台历、用心去计算一下时间已经离德君打来电话的日子又过去了多久？张杏菊在焦虑的渴望中企盼着自己能够早日收到德君的来信，早日知晓德君在信中所写的内容，早日了解清楚儿子在这段时间里的所想、所思和所藏所算来，也好早日解开她心中深埋的那个显得很神秘的谜团。
越是焦虑越出错，越是企盼越滞后。邮递员在投送的时候不经意地把这封信夹在报纸里一同扔在了门卫室的小桌上。看门的老头没有细瞅，尽职尽责按部就班地把刚收到的这些报纸分门别类地发放到各个部门。
张杏菊一边接报纸，一边轻声问：“大爷，有我的信件吗？”
“好像没有。”门卫老头回答得很干脆。
“大爷，真的没有我的信件？”张杏菊很不甘心地又追问一句。
“真的没有你的信件，要有，邮递员早告诉我了。”
接连好几天，张杏菊一接过老头送过来的那几份报纸都会这么急切地问一声。得到的答复总是那句：“没见有。”张杏菊总是迷茫地睁着双眼看着门卫老头慢慢腾腾地转身离去，再慢慢腾腾地走到另一个部门门前将手中的另一份报纸慢慢腾腾地递进去……周而复始，永远都保持那种既单调又必须有人去做的运作。
张杏菊询问的次数多了，老头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责任心来：该不会是自己老眼昏花没看见吧？
这一天，邮递员照例按点又送报纸来，老头禁不住问一句：“小同志，这两天有我们董事长的信函没有？”
邮递员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有啊，前天我不是夹在报纸里一同递给你了吗？”
邮递员说完，极不高兴地骑车走了。
老头却在心里犯起嘀咕来：“坏了，坏了，还真是在我这里出的错！我为什么就没把报纸一份一份地都抖落一遍呢？”老头生怕是什么重要信函耽误了董事长的日常事务，急得头上沁出细小的汗珠来，挨门挨户地投送报纸，挨门挨户地询问起来：“对不起，请问前天我投给你们的报纸里面见没见有董事长的一封信函？”
当询问到总经理这里的时候，陈大头很爽快地告诉门卫老头：“确实有封家书，是董事长的儿子从大连发过来的，夹在我的报纸里面。那天董事长的女儿正好在我这里有事，顺手就拿走了。”
“董事长的女儿肯定没把信交给董事长。这两天董事长天天都在追问我有没有她的信件。”
大头安慰起门卫老头说：“大爷，仅仅只是一封家书，不是什么大事情，用不着这么着急。”
“我是怕自己老眼昏花的耽误了董事长的大事。这几天董事长询问我时的语气显得非常不安也非常焦急。”
“放心吧，大爷，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蓝瑛，替您问问这件事。”
老头很客气地致谢，陈大头也很谦和地摆着手，看着老头慢慢腾腾地离去。
大头连拨了好几次电话给蓝瑛，电话里的回示总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大头想了想只好把电话给董事长直接打了过去。
“喂，是董事长吗？我是陈大头……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想问问您：这两天是不是有什么焦心的事情？我会算呀！……您是不是在等一封信？因为您问了人家门卫大爷好几天了，大爷心里不踏实，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耽误了您，今天早晨送报纸的时候，大爷挨门挨户询问到我这里……还真让他给问着了：前天他给我送来的报纸里面确实夹带了一封您的信函，是德君从大连发过来的。那天蓝瑛正好在我这里询问怎样办身份证的事情，一见是德君的来信就拿走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认为只是一封家书，蓝瑛会交给您的……我刚才已经给蓝瑛打过电话，她那头一直都在关机……对，这个时间正是蓝瑛上课的时候……对，中午吃饭的时候再打过去吧焦急，他也着急了……这种小事用不着跟他多解释。越解释他心里越会犯嘀咕，越嘀咕他心里就会越不踏实，越不安。上了年纪的人总会去多想，让它平静地过去就算了……我已经告诉他了：不是什么重要的信函，只是一封普通的家书……对，对，我已经安慰过他了。我一会儿要出去，到小伍子和树旺那边的加工部去看看……就这样，我挂啦。”
中午，张杏菊正准备吃盒饭的时候，蓝瑛匆匆忙忙闯进来，一眼瞅见了小茶几上放着的盒饭，迫不及待地问了一句：“妈，还有富余的盒饭吗？”
张杏菊抬头看一眼女儿，问：“你还没吃啊？”
“我哪有时间顾得上吃饭啊！在电话里听说您让大宝哥过来拿信，等他过来的时候肯定又找不到我了。下午我们到野外去上驾驶课，教员可厉害了，上课时间不允许会客，手机不允许开机，更不允许迟到。所以我匆匆忙忙赶过来，等会儿还得匆匆忙忙地赶回去。”
“那你快吃吧。”
“妈，那您呢？”
“一会儿我让大宝再去给我买一份回来。蓝瑛，你哥的那封信呢？”
“噢，在我包里放着哩。”蓝瑛边说边放下手里的盒饭从斜挎在胸前的小包里掏出一封已被拆封的信函来递给母亲：“妈，您猜我哥在信上都写了些什么？”
“你哥都写了些什么？”
蓝瑛“调皮”地笑笑：“还是您自己看明白吧！”
张杏菊接过信函极不满意地教训起自己的女儿来：“以后我的信函不允许你私拆。”
蓝瑛一副无法言喻的表情：“哥来的信怕什么呀？”随即疑惑不解地继续问：“以前家里的来信不都是大家一起争着看，争着念吗？”
“以后谁的信都不能拆……以前你不懂，妈也不懂。现在你已经步入社会了，一切都得从正规学起，从正规做起。你应该懂得，每个人都有一份隐私，往往这些隐私就包容在自己的信函和日记中。这些都是属于个人不可以也不能够去公开的秘密。是绝对不允许去侵犯的个人隐私。谁侵犯了它，谁就等于侵犯了他人的绝对隐私权，是要受法律追究的。”
蓝瑛不屑地嘟哝说：“妈，至于那么严重吗？”
张杏菊正言厉色道：“蓝瑛，你还别不服气。不是妈妈说的那么严重，而是法律的无情。现在社会上办事的规律都是有法必依，有法当循的。”
“不就是一封家书吗？而且还是我的亲哥哥写回来的，有什么不可公开的隐私？有什么值得保密的东西？都是想说该说而且必须要说的心里话，就跟平时拉家常一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妈是在教育你以后待人接物的时候要懂得掌握分寸，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你必须得学会首先去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蓝瑛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来：“行了，妈，您说的这些我全记在脑海里了。我这颗脑瓜里面装满了您的敦敦教导，我总得慢慢的，一点一点地去消化吧？真扫兴，连顿饭都不让人好好吃。”蓝瑛抬眼瞅了瞅墙上的挂表，很扫兴地站起来打了声招呼：“不吃了，到点了，妈，我走啦。”蓝瑛甩着胳膊悻悻地走了。
望着女儿气呼呼走出去的样子，张杏菊嘴里嗔怪着说道：“这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不成器。”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让自己的心态慢慢归于平静，张杏菊坐在皮转椅上从信封里慢慢抽出折叠起来的信纸，轻轻地展开细读起来。
“妈，您好，衷心地祝愿您一切都好！
乘坐的火车越走越远了，我也越离越远了，思绪也被牵扯的越来越长越来越远。心底里总有一股子按耐不住的冲动，总觉得还有一肚子话没有对母亲述完——都是一些心里话，都是一些平时来不及去细说的话，也是平时最不敢面对您去倾诉的话，而且全都是大实话，已经到了不诉不畅的时候了……”
德君在信中写道：
妈，我终于鼓起勇气摊开信纸把心里想到悟到的这些实情原原本本地都记录下来，再传递给您。
我之所以敢下这么大的决心，敢鼓起这么大的勇气，完全是由于我走了：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家，再看不到再听不到母亲听说时那一脸严肃的表情和不满意时那一声轻柔的“呵斥”和“责怪”。总之，我没有面对母亲时的那种胆怯，我才敢去说。这是我二十年来养成的常会遭到蓝瑛嗤笑和鄙夷的一种怯懦。因为那时候我心里抱定的只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我是家里的长子，必须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我对母亲的话是百听百顺的，不敢有自己的想法，更不敢去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那天肖义哥陪我到海滩去游泳，我拼命地划呀划，结果还是落后了。上岸后，我很不服气也很严肃地对肖义哥说：等放了假，我从海军学院回来的时候咱俩再比，我一定要超过你，一定会超过你。不能让我妈总是说我不如你。这是我第一次敢对别人说“不”，也是我第一次敢对怯懦的挑战。
那天中午和肖义哥一起吃“烧烤”的时候，突然想起那年下雪天您为我们做的那顿非常丰富的“麻雀套餐”来，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想起爸来——想起爸在生活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那一举一动的作态和表情，心里有一股深深地酸楚，总想哭出来。
肖义哥安慰我说：有我爸在，你同样能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怀和爱护。这是一种最真实的提示，同时也是一种不掺假的暗示。我仿佛得到了一种很清晰的启示，不加考虑就脱口而出地说道：我在生活中时常能够感受到这种关怀和爱护。最后很憧憬也很感慨地说一句：“你爸真要是我爸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