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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最彷徨的时候——留美国还是回中国，再婚还是坚持单打；继续当作家还是弃暗投明拣个实际的事做做；美国是个号称机遇最多，机遇又对人人平等的国家，投什么机为好；若接着当作家，写什么，用什么语言写，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写，投何人所好等。在那么个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带着在半个美国流浪的阅历以及被流浪恶化的渺茫感，开始参加安琪和陈冲发起的海那边的创作。
芝加哥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重要城市。我的许多个“第一”都是在那里经历的。第一次被人从身后掐脖子，随之被温柔礼貌的强盗抢走了钱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馆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第一次和美国女同学同租房子，结果住出了阶级友爱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为一个硕士生坐在一群美国人中，学习文学创作；第一次用英文在电脑上写作对了，还有第一次叫喊英文梦话，把自己叫醒了。在灾难和恐惧中滋长出来的爱是极有力量的，这就是芝加哥比美国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长时间的旧金山都显得亲爱。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触了美国的一个特殊阶级，它主要是由贫困的艺术家组成的。他们有极强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非常叛逆，我是跟着他们走进旧货店买衣服的。一对画家夫妇告诉我，他们结婚十几年，从来都是在旧货店为对方买礼物，自然为省钱，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旧货往往独一无二，不带有大批量生产的新货的集体性和重复性。因此，他们的装饰总带一定的戏剧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说，或哪幅油画的人物。
也是跟着我的这些朋友，我对涂鸦艺术、摇滚乐变得宽容了。以致到后来，当我每参加小说或诗歌朗诵时，看见铺天盖地的涂鸦，那么狰狞险恶，我感到的只是一种亲切的符号——我的小说不可能体现的一种情感和人格的表达符号。
还记得有次我说起我的失眠，他们说：“你试过大麻吗？”他们说到此时完全是一副坦诚和无辜的表情，这表情使你绝对不在它和犯罪之间作任何联想。当然，我没有去试大麻以及纵酒、纵欲。我是个中国人，我即便视叛逆为褒义词，也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之内。有些东西作为我这样一个中国学生是试不起的；经济上不堪，地位上更不堪。作为非美国公民，一走火就有被递解出境的危险。
说到经济上的窘迫，芝加哥时期又占一个第一。我真是从来没那么穷过，每从银行取一回钱，都不敢看被剩下的数字，那个数字总是比我最坏的估计还少。因此，为避免吓着自己，我一拿到取款收据就揉了它，扔进垃圾箱。糊涂着过，还有些傻快乐，反正别问自己喜欢吃什么：超级市场什么减价最厉害，我就狂热地吃什么。一次花菜减三个礼拜的价，我觉得自己吃它吃出了“红米南瓜”的井冈山精神来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也从朋友的传闻中，我搜集了一些有关“吃”的细节，也将它们写到海那边的人物中去了。比如剧中的老王如何吃鸡蛋，就是我在餐馆打工时，一位中国学生亲口告诉我的。
那种穷困，真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见的。从我打工的餐馆到学校有十个街口要过，一路全是各种各样的商店：衣服、鞋、首饰，哪里都是几乎捂到你脸上的广告和减价招牌。而穷困时的我一向是目不斜视地穿过这十条街口，起码起码，我不必为自己无力成全一个殷切的售货员而难过。美国的售货员一般都极有涵养，你怎么让他白费口舌白费劳力，他都不失温和，他那笑容，也是世界上最坚韧的东西。也就是这样的笑，把我这类穷学生唬到店门之外的。
那时我除了在一个叫“救世军”的教会商店买衣服以外，也去跳蚤市场。那里能买到新的但便宜的衣服。在这两个地方一般十元钱可买两件衣服，运气好可以高达四件。还能在那里买到家具，但我没买过。我的家具一半是从其他学生那儿继承的，一半是捡的。捡家具很好玩，晚上开车在小街上转，路过各家放垃圾桶的地方留点神，常常看到垃圾桶盖子上横着一只床垫什么的。我的床就是这么捡回来的，完好一件东西，躺上去，除了夜深人静偶然想到它上面躺过谁，是否活的，那念头让我的发根陡然发硬以外，别无弊处。
所有与我穷出差不多水平的朋友，都有许多捡家具的经验，也有许多此类故事。一个朋友视力很坏，车都很少开，而每回都是他发现旧家具。朦胧中，别人只看见一个什么大对象在垃圾桶附近，他却立刻判断出那是一张餐桌，或一张写字台。这种时候往往有种探险或探宝的刺激。这些细节、人物，在我动笔写海那边时，便自然地出现在笔下，使我感到自己没白受一场苦，一场穷，一段艰辛生活。
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发向了芝加哥，我离开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写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这也体现了一点，就是人通常记住和写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乐的。所以，当我得知安琪与陈冲以及芝加哥电视台的子繁、迟晶在酝酿一部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时，我马上提出参加写作。
从安琪手中接过剧情提纲后，我便动笔了。那时我住在洛杉矶我姑母家，有免费住房和免费三餐，加上我在台湾得的文学奖消除了我的经济恐慌，我头一次找回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从容。
两星期后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给陈冲和安琪后，她们决定由我来执笔完成全剧。安琪当时正在写她的英文小说，已和出版商签了合同，陈冲在忙于拍片，所以她们的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她们分别将已写成的一集半剧本以特快专递寄给我，由我开始了从头至尾的整体创作。
洛杉矶也是个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城市，我表姐夫开的羊毛衫工厂里就有几百中国女学生。我便常常与她们闲聊，吃惊地发现她们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边中，一个瘫痪的篮球明星，专门找矮个子中国学生供他当拐杖拄着走路，便是从她们那儿得来的故事。也有许多奇妙的心理体验，比如她们说最难堪的是进门脱鞋：中国学生的袜子往往是脏的和破的，而进富有的台湾人家做工，总要脱鞋，因此她们对脱鞋那一刹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例如，有的女学生虚荣，却又舍不得买晚礼服去参加晚会，她们就从商店里买件价值一两百的衣裙，当晚装扮过，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设法保留那个标价纸签就可以。美国的商店是允许退货的，售货员绝不问你的退货理由，甚至她还会对你说一声：“抱歉，我们这里没有让你喜欢的东西！”还例如，有个中国男学生特别有集体观念，只要他见到便宜货：三角一打的鸡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会一股脑儿买十多份，再分给他的朋友，他这个好习惯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穷。
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体验，都成了我写作海那边的矿藏，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我也采用了同样的生活素材创作我的小说，它们使我在两年中获了五个文学奖，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时，竟是被生活暗暗回报着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准备去台湾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有些内容与这篇文章是相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出书，也是第一次将电影版权卖给台湾的电影公司。我终于以写作为生了，但再没有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优越感。写作只不过是种种饭碗中的一只；写作也只是一种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确：是我写生活，还是生活写我。
很遗憾海那边没能按计划投入拍摄；也很遗憾我受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之托所写的另一部连续剧自新大陆取代了海那边投入了拍摄。自新大陆也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故事，是根据我在台湾、香港发表和得奖的小说改编。
顾名思义——自新大陆，这片大陆被当时的哥伦布称为新大陆，比之我们的热土，中国大陆，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将开拓这块新大陆的经历展示给同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她吐尽胸中淤积的一个机会。无论海那边也好，自新大陆也好，终究都是海外游子向国内亲人发的一个诚挚邀请——邀请他们走进我们在新大陆的生活，参观一番，评说一番。
在此也感激电影电视文学的全体编辑，给了我们的海那边一个问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