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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人类女性是一个神秘的性别。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她既是美、爱情、丰饶的象征，又是诱惑、罪恶、堕落的象征。她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妖化。诗人们讴歌她，又诅咒她。她长久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掀开面纱，我们看到的仍是神秘莫测的面影和眼波。
有人说，女性是晨雾萦绕的绿色沼泽。这个譬喻形象地道出了男子心目中女性的危险魅
力。
也许，对于诗人来说，女性的神秘是不必也不容揭破的，神秘一旦解除，诗意就荡然无存了。但是，觉醒的理性不但向人类、而且向女性也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召唤，一门以女性自我认识为宗旨的综合学科——女性学——正在兴起并迅速发展。面对这一事实，诗人们倒毋须伤感，因为这门新兴学科将充分研究他们作品中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他们对女性的描绘也许还从未受到女性自身如此认真的关注呢。
一般来说，认识自己是件难事。难就难在这里不仅有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良知与偏见的斗争，而且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人是什么”的问题势必与“人应该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的问题紧相纠缠。同样“女人是什么”的问题总是与“女人应该是什么”、“女人能够是什么”的问题难分难解。正是问题的这一价值内涵使得任何自我认识同时也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过程。
在人类之外毕竟不存在一个把人当作认识对象的非人族类，所谓神意也只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折射。女性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一个相异的性类对她进行着认识和评价，因此她的自我认识难以摆脱男性观点的纠缠和影响。人们常常争论：究竟男人更理解女人，还是女人自己更理解女人？也许我们可以说女人“当局者迷”但是男人并不据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因为他在认识女人时恰恰不是旁观者，而也是一个当局者，不可能不受欲念和情感的左右。两性之间事实上不断发生误解，但这种误解又是同各性对自身的误解互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我们即使彻底排除了男权主义的偏见，却终归不可能把男性观点对女性的影响也彻底排除掉。无论到什么时候，女人离开男人就不成其为女人，就像男人离开女人就不成其为男人一样。男人和女人是互相造就的，肉体上如此，精神上也如此。两性存在虽然同属人的存在，但各自性别意识的形成却始终有赖于对立性别的存在及其对己的作用。这种情形既加重了、也减轻了女性自我认识的困难。在各个时代的男性中，始终有一些人超越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偏见而成为女性的知音，他们的意见是值得女性学家重视的。
对于女人，有两种常见的偏见。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女”不见“人”把女人只看作性的载体，而不看作独立的人格。某些偏激的女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人“，不见”女“，只强调女人作为人的存在，抹杀其性别存在和性别价值。后者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变种，是男权统治下女性自卑的极端形式。真实的女人当然既是”人“，又是”女“，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正像一个健全的男子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既是同类，又是异性一样，在一个健全的女人看来，倘若男人只把她看作无性别的抽象的人，所受侮辱的程度决不亚于只把她看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文明日益暴露其弊病，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从女性身上发现了一种疗救弊病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艺术家早有觉悟，所以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哲学家们也纷纷觉悟了。马尔库塞指出，由于妇女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世界相分离，这就使得她们有可能不被行为原则弄得过于残忍，有可能更多地保持自己的感性，也就是说，比男人更人性化。他得出结论：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社会。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断言，如果没有人类历史的“女性化”世界就不可能得救。女性本来就比男性更富于人性的某些原始品质，例如情感、直觉和合群性，而由于她们相对脱离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使这些品质较少受到污染。因此，在“女人”身上，恰恰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作为性别存在的“女”更多地保存和体现了人的真正本性。同为强调“女人”身上的“女”男权偏见是为了说明女人不是人，现代智慧却是要启示女人更是人。当然，我们说女性拯救人类，并不意味着让女性独担这救世重任，而是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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