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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导师的病一开始大概是一样的：心口疼。我记得父亲刚从南山回来时，被押到一个小村里干活：刨地、翻土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他干：有一次让他去掏一口枯井，井壁塌了，他差一点给活埋在里边。正做着活，不一定什么时候犯了"心口疼"，疼得死去活来，满地滚动，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呼喊着，到处寻找土坎，把肚子死死地压上去我看着，见旁边的人笑，就认为这可能不要紧。他们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不要急。我就和他们一起等待这疼痛过去。他是我的父亲啊，我眼见着他把十根手指插到了土里。我等待着。这样不知过上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反正不会更短，父亲的手才慢慢从土中抽出。他开始蠕动，试着爬起来。我不记得去搀过他一把。他的身上到处沾满了泥土，脸上的土屑把他弄得肮脏不堪也丑陋不堪，我真不敢看他一眼。他的脸蜡黄蜡黄，差不多不看任何人，一站起来就弯腰寻找那把铁锹。他重新默默干活了。
都知道他有"心口疼"的毛病，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人想起让他看看医生直到今天，我只要一想到父亲，就要想到"心口疼"，想到他在田野上滚动的情景。
那个秋天好像只是一晃就到了结尾，大片的树叶被寒风扫到山壑里，接着是降霜。一个孤独无援的人搂紧自己单薄的衣服，站在山崖上看茫茫晨霜，那感受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我还能记得，那天太阳一点点升起，山地毫无暖意；太阳首先照亮了山下一片红薯地：前不久还是碧绿的叶蔓被一场早袭的大霜给洗成了焦黑。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胸口那儿塞得难受，但说不上是疼痛还是怎么——我被这突来的感受弄得站也站不稳，不知为什么只想向着北方奔跑我真的跑起来，一大早腹中空空就胞，吸着寒风，像被什么牵引了催逼了，只是一个劲地向北、向北，荆棘刺破了脚踝都在所不惜，血流霜地而浑然不觉。
北方，那是大海的方向，那是平原的方向；那儿有片丛林，丛林中有个小茅屋——我原来是在向着它飞也似奔跑啊。
我的脸在晨风中洗得木木的，嘴唇像冰，抿都不敢抿一下。我总不能这样一口气跑完几百里路程，可奇怪的是我想都没想过在哪儿停留，只是要往北，北方有个揪心的东西，它是什么我说不清
不知跑了多久，反正在那个秋天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一头扑进了茅屋我的千苦万难的父亲再也没有了——他就在那个普降大霜的凌晨犯了"心口疼"照例是滚动、滚动，一直滚动到黎明。太阳刚刚升起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在人世间走过了多少曲折，曲折多得没有尽头，千难万难没有尽头——可是一大早他就穿越了这一切。这个世界与他有好一场苦难的缠绵，真是难分难解，血泪交织。他好不容易在一大早与之分别了。
多么神秘和费解的"分别"。我难以全部理解这"分别"，但可以感觉到它在一瞬间浓缩了几十年的时光：并因为这浓缩而变得更为坚硬。
为了领悟它，我前前后后地想着父亲：在茅屋，在母亲身边，在回到山区之后想啊想啊，总离不开他在地上滚动、将肚子紧紧贴在土地上的场面。我突然心上一震——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他那姿势，正是恨不得将自己的躯体与泥土融为一体——他正全身灼热地贴紧、再贴紧；把手指插进去，那是要抓紧，就像抓紧母亲的衣襟他最后就这样消解在土地之中了，与之再也不能分离了。
我用力地想着父亲。略过一个个细节，简单些说他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娃娃，因为跟上一个大官僚资本家——他的叔伯爷爷——才得以走出大山。从此他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多么便捷地、理所当然地找到了一个幸运。世上的多少人无耻、做狗、在地上爬，无非就为了找到这样一个幸运而已。但父亲长大之后，却开始慢慢地往自己的血脉上靠拢，这个过程简直就是靠本能来完成的。他大概记起了自己是谁的儿子——那片大山的儿子、贫穷山民的儿子。于是他的命开始有了着落。
原来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
这简单吗？一点儿也不。这是最最基本的，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常常缺乏面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勇气。人不愿意在血缘上确认自己，总是首先忘记自己是谁的儿子。
父亲很快离开了那个了不起的叔伯爷爷。
不仅如此，在后来父亲的同志决定处死对父亲有过抚养之恩的叔伯爷爷时，他并未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这个决定。全部理由很简单：叔伯爷爷是他信仰的死敌。
那个人被粗暴地处死了。但神灵会爱护和宽恕一个怀着热烈信仰的人，为着他的纯洁。
他的后半生受尽煎磨，在大地上滚动、十指插进泥土深处时，他拥有的还是那份热烈贫困、羞辱、难以忍受的摧折、巨大的病痛，都不能改变那份热烈，这不是个奇迹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今后要好好地爱我的父亲了，虽然这已经有点太晚。
回想导师的死，不过是作为生者给他的一个总结。我的从身心深处泛起的尊崇和神圣感，不是因为他专业上的高深造诣、无人比肩的成就，不是其他的一切，而仅仅是——他始终记住了自己是谁的儿子——牢记了作为儿子的使命。
我从今以后要好好地爱我的导师了。
自从我懂得了人是可以分为"污浊的"和"纯洁的"两类之后，我的心就变得清明了。从那以后我的判断就极少出错。当然还可以依据其他标准，但我发现那样会使我长期处于矛盾和混沌状态。一个人只要是纯洁的，他就有可能胜任任何事情，他起码不会欺辱和出卖，不会背叛自己的母亲。
爱母亲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不爱母亲就不会是一个洁净的人。
一个伤害和欺辱了母亲的人，无论穿上怎样的衣服、操着怎样美妙的言词，仍然需要拒绝他。他必是善的死敌。
生活中一再地验证了这个原理。
我无比仇视那些欺辱了母亲的人。我这儿只不过再一次转告了我的警觉而已。
"瓷眼"身边常常充斥着类似的污浊。他想用污浊的水流淹没三所。他器重和唆使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些钻营之徒，真正的势利小人、渣滓。其中有个最肯卖力气的、外号叫"肝儿"的人，曾一心要承接"瓷眼"的遗产。"瓷眼"常常训斥他几句，以表达内心难以抑制的欣悦。在他看来，这个"肝儿"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人选了。"肝儿"的调动、提拔重用，都是"瓷眼"一手办的。前不久"肝儿"还在一个野外基地做后勤工作，是老式屠宰场的工人。"肝儿"的一个亲戚是某部门负责人，就把他推荐给"瓷眼"。"瓷眼"有些为难，说三所无论如何是一个著名的科研部门，调动有些难——那要有论文有著作，起码就从那次接触不久，"肝儿"竟然奇迹般地发表起论文来了，而且接二连三
这样三所就增添了一个重要人物，叫"肝儿"。"肝儿"先任行政负责人，不久又获得了高级职称。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人的历史，只有极少数搞人事的才得知一点来龙去脉。这个人绝无斯文气，像是野外钻出来的一条狼，在整个大楼中显得太不和谐。他几乎成了"瓷眼"的贴身保镖，一天到晚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簇拥着，驾着摩托和高级轿车到处驰骋。只要是反对过"瓷眼"的人，家里总要出一点事儿，不是爱人孩子在路上被人揍了，就是宿舍玻璃被人砸了。
"肝儿"与这个城市最有名的黑道人物都有来往。那一次我在楼道口的遭袭、所里一批人被私讯、偷查档案，"肝儿"少不了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人们纳闷的是他那些论文。后来才慢慢传出风声来：所有论文都是请人捉刀，他只负责出钱。捉刀人嫌钱少了，在酒席上吵起来，这就传了出去。
现在他不必付钱了。三所可有不少"合作"者。
有人亲眼见"肝儿"的母亲从遥远的乡下赶来，找儿子要钱——儿子已经住在漂亮的单元房子中了，门上安了绿色的防盗门。可她怎么也叫不开门。她守在门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时间久了，屋里的人熬不住了，开门出来，老人就一把抱住儿子的胳膊，喊着："我的肝儿，妈可盼你出来了，妈在冰凉的楼道上坐了半天""你来干什么？这里挤巴巴的哪有住的地方？要钱给你钱，拿上走吧！""肝儿"掏出10元钱塞给老人，头也不回地下了楼。老人仍坐在关严的门前，眼巴巴地望着防盗门，她巴望再有谁出来屋里没有人了，她哭了。
她不知道儿子已经住到了外边一个招待所，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她的哭声惊动了邻居，他们把她接回家去；当问清了她是谁的老人时，都吓得不吱一声。他们熬了热汤给她喝，又给她准备了食物，赶快找了车送到车站——分手时反复叮嘱："大娘，一路走好。见了你儿子那天，千万别说是谁家送了您"
他们告诉我：老人山里人打扮，老实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脸给晒成了黑色，与头上包裹的白头巾对映着，显得更黑了；她七十岁，小脚，右拐肘上挂个带补丁的包袱。她对邻居说："俺前些年能做活儿，一分钱也不花娃的；娃在杀猪场那时候，还从家里拿走二十块钱；那会儿他爹还在人世
他进门要钱，扔下块肥膘肉就走了他爹去世他也没回，奸娃哩"老人哭着骂着。
他欺辱了自己的母亲。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是善的敌人？既是善的敌人，又怎么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如果容忍了这样的丑类，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
老胡师，您至今为我离开三所还有说不出的惋惜。我明白您用心良苦。您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挚爱事业，不辜负多年培育；还有，三所毕竟是三所啊，我能到这儿工作幸运还来不及呢可是你想一想：当有那么一天，连一个屠宰手和黑道上的人都成了专家；当我们最优秀的人也被逼成了绝症，整座大楼出奇地沉默的时刻，我离开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吗？
这座大楼上没有了导师，没有了正义，又怎么会有学问呢？
我就是这样毅然离开的。我想骄傲地对我的朋友和这个世界宣布：真正的知识像真理一样，它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中心。它的中心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只有心灵才是它的居所。只要我有那样的一颗心灵，那么我走遍天下、走到人迹罕见的荒原，都不会失去"中心"。我藐视那座森森堂皇的大楼，藐视以它为标志的"中心"。
我离开了污浊，才有可能走进清洁。老胡师，您应该为我高兴。您担心我孤独无援，还不如担心我的堕落。
我害怕的不是阴谋黑道邪恶，我只是厌恶。厌恶与惧怕是不同的。是深深的厌恶使我离开了。我将在这种回顾和独守中积蓄力量，特别是认识的力量。我不是退却，而是在前进。在这个严峻的时世上，我从来不相信退却。我不止一次看到撤退者到了最后，又去做丑恶的苟合者。因此，我请老师不要把我划为"撤退者"一群。
您多次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让我超脱或超越于三所的斗争；还启发式地问：如果你的导师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维护"瓷眼"？可不要一叶障目啊，等等。
我已经详尽叙述了，这之后我想大概再无需解释什么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我不忍心让我的导师遭受一丝一毫误解，也不忍心我的老胡师走入一丝一毫的误识。
不用说，您这些看法都来自您其他的几个弟子和朋友。我现在想再一次直言不讳地告诉您：他们都是一些品行不端的小人，是污浊的人。如果说这时候要做一个超脱者，还不如说想做一个苟活者。我观察过，那些貌似超脱的家伙，实际上在关键时刻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恶势力一边。
我还常常听到有人鼓吹所谓的"大悲悯"，可惜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大悲悯"一无所知。"大悲悯"不是同流合污的代名词，不是对丑恶的暗中送媚，更不是对迫害的悄声唱和；"大悲悯"恰是由现世的具体组合的，它尤其来自清醒的战士，来自面对生活的正义和决心，来自一份迎上去的勇气——这样长长的、不间断的历程，才能最后造就出一份"大悲悯"，才能最终通向那个"大悲悯"。
"大"不是无缘无故的，"大"是艰辛的汗水和殷红的血流浇灌才得以长成的。"大"不是享用的结果，不是因为等待了别人的供奉，它需要一个人自己冒着危难去寻找和追求我的老胡师！
我的导师可不是简单一个"好"字就可以概括的。他是一个烈士，已经为真理殉身了
他在这个时世沉默着、低吟着，怀念着自己先逝的师长和如水的岁月。我仍能记得与他在野外共住一个帐篷时，听他说的每一个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像蓬长的茅草一样葱郁旺盛。他那时足踏山野，对自己的事业迷恋到了痴处，迸发出无数烂漫奇想，对未来的一切都视为生长的、簇新的、即将结果的、光明灿烂的。他那时正处于热恋之中，爱上的是一个比他还要激进的、对天才不折不扣的崇拜者。后来他们结合了，再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家庭；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分开居住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跋涉，她则没有力量跟上来。她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差不多一直一个人，只跟紧了自己热烈的理想。
他是个第一流的学者，更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一生都没有松弛下来。那些难以忍受的摧折在他这儿都被坚定的意志磨碎了。他在专业上是个天才，这早由他那些闪光的著作做了最好的注解和证明；但他却没有仅仅龟缩到专业的壳内。
他就这样走向了信仰的高原，一个人迎接着扑面而来的寒风。
他能够一生清洁，拒斥污浊到最后一刻。他的一生如此完满，简直没有什么缺失。
与您的那些运送"耳食"者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公开教导和倡议我"原谅"、"宽容"一类，没有让我做这样的"老好人"和"君子"。他知道这个年头被喊得最多的就是"原谅"和"宽容"了，这类东西廉价得很。谁胆怯和亏心，谁就首先想到用"宽容大度"的彩纸把自己先包裹起来，随时随地准备与罪恶的勾当联手。事实上他们已经那样做了。当有一天再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时候，他们就会赤裸裸地显露。在一个特别需要苛刻、正义、立场和勇气的时代，有人却一再地倡扬"谅解"和"宽容"，这就不得不让人分外警惕——他们极有可能是不怀好意的。我的导师的遭遇，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所有遭遇，就足以说明一切。谁又对他"宽容"了呢？我的导师是对的，现在是个决绝的时刻，而不是个"宽容"的时刻。他的沉默其实已经与那些言必称"宽容"的家伙们划清了界限。
那些没有能力贯彻原则、守住本分的人——更不要说那些腌湃不堪的卑鄙者——都嗅觉灵敏地及时躲开了危险。他们几乎同时被告知，靠近我的导师是危险的。在不义和背叛得不到惩罚、反而受到公开鼓励的时期，他们这样做丝毫不会令人吃惊。他们过去因为那一分朴素的情感——对天才的尊敬和向往——曾自然而然地靠近过我的导师；而且一度这种靠近是必要的、并不伤害世俗物欲。现在则不同，整个大楼充斥了同一种气味，有人已经全面地巩固和设防，没有给中间分子留下一条走廊一个窗户，简直是逼着他们赶快归属。
于是他们就理所当然地从我的导师身边走开了，溜掉了。
这可不是导师的不幸。
在任何地方，真正清洁的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那些溜掉的人曾经是有幸的：能与一个天才的、品行高洁的人同处，而不仅仅是同生于一个时代；他们天生有靠近和接触的机缘，但却因为自己命薄，主动地、像避祸一样逃避了。这说明他们真是不幸，天生是些没有福分的人；这也多少有点令人同情和叹惜。
我在导师逝世以后陷入了长久的悲哀，多少天不能使自己去想别的问题。我从医院、从火化场走出后，渐渐回到这样简单的事实之中：他再也没有了；我再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笑容。我只是有幸地收集了那些黑乎乎的本子——那上面记录了他一生不倦的吟哦。我相信他一生、特别是他不幸的中年之后，如果连这样的自我倾诉也没有，那他会疯狂而死的。抚摸着导师的遗物，想过了整个学界、长长短短的历史。我终于明白了、认定了，这几十年来，能像我的导师的，我们这儿还没有。也就是说，他是几十年里才出现一的杰出人物，无论是品行还是才情，都是难以企及的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没有失去机缘，找到了足够享用一生的幸福。而我也对那些加害于他的人有了无法言喻的仇恨。
我为那些离他而去的人发出了悲叹：他们与这样的导师在心灵上没能契合，真是失之交臂。
我由我的导师又想到在大山里流浪时遇到的那个恩师。
他的瘦长的、身背行囊的身影难以从眼前消逝。我觉得他们简直像一对同胞兄弟，命运和经历都如此相似。于是我又被另一种"雷同"给震惊了。
像我的导师一样，大山里的恩师也迷于吟哦；在生命的后半截也是独自一人，没有家眷的追随。他在个人生活上失去了陪伴，而不仅仅是在精神上。这个事实让我咀嚼得心冷如冰。显然他们已经走得太遥远，从闹市走到旷野，从得意走到失意，从青春走向衰弱；他们的伴侣渐渐惧怕了，跟不上了。这种失伴是他们早早倒下的又一个原因。
我想象：如果在他们的最后几年有个女人陪伴和安慰他们，那将会好多了。谁在长长的孤夜听他们的絮语？谁在那个时刻分担他们的忧愤？谁的手掌抚动过他们枯萎的头发、在寒夜端上过一碗热粥？没有。他们要自己面对自己、守望自己。
我记得年轻时候读过一本革命者写成的书，那基本上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主人公的真挚、革命的热情、信仰的热烈，至今打动着我。我今天仍想重读一遍那本书，可惜找不到了。
因为在这个时刻，嘲笑理想成了一种时髦，所以那样的书找起来分外费劲儿我记得主人公在与他的恋人——好像她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洗碟女工（？）——谈话时，双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要让你学文化；我要把你变成一个为最美好的事业和理想而献身的人；我如果没有能力把我的爱人变成这样一个人，那我自己就太无能、太可怜了大致是这样的意思。我读着读着多么感动啊！我差一点热泪盈眶。手捧小说，我差不多在构划未来了；我将来有一个女伴，一个恋人，也要面对着她，紧握她的手，发下这个宏愿——这肯定是容易做到的！
时光一晃就过去了。我在现实中终于明白，要改变一个人，要影响她或他，哪怕是更动一点点，都将是多么困难。就因为这是血液中流动的东西，是由分子因子组合的东西，所以言称必使之改变的话，那真是夸下海口了。
像我的两个老师，凭他们伟大的人格，思想的力量，事业的造就和过人的才华，都没能做到改变伴侣，甚至没能让她们起码在表面上同行这真是冷酷的现实。
我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人与一群人往前行走，他们一开始融为一体，步伐也较为一致。他们在走向一个遥远，于是当继续前行时，人群中就有人频频回首，观望故地炊烟；再后来他们当中有的止住了脚步。继续走下去，不断有人停住、回返。后来只剩下了三五个人；最后剩下一个、两个，或许只有他的爱人与之一起，她还不时地伸手搀扶男人一下再继续走下去，他的爱人也止住了脚步。他不得不呼唤她，一声又一声，她还是没有跟上去。他只得一个人走了
您认为我与柏慧的分开是必然的，梅子与我才是一样的人。而我觉得，她们两个才是一样的人。
她们或许都不能伴我往前走了。这是我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我也曾经发出过改造最亲近的人——类似革命者的豪言壮语，但后来也不得不放弃了。一方面我发现这是异常艰难的，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人的尊重。
我不能近似于强迫地让她走向我。无论我多么坚定地认为走上了大道，都没有理由强制别人离开小路。我只是对她怀了一个热情、一个希望，这就足够了。
梅子心中肯定我走向的是一条大道吗？如果她不认为背弃了世俗的道路是大道呢？如果她不懂得这条大道一定要穿越世俗呢？
她来葡萄园时的兴奋令我难忘。她的眼睛只有在这一刻才未被什么蒙住，没有忽略这儿的逼人的美，这就是她使我欣悦的所在。也许我的母亲般的平原最终会被弄得一片狼藉，会千疮百孔，但她仍会有一种深沉的美滋生焕发出来，以不同凡俗的面目打动一些人。梅子该是个能够被打动的人，她的那对眼睛应该是明亮的、洞彻事物的。
无论她们两人之间有怎样的差异，在我看来，她们的血脉是近似的。但她们都值得珍惜。一个曾给予我永生难忘的安慰；一个则决心陪伴我一生。虽然她们眼下都遥遥地站住，只投来关切的目光。
这怨谁呢？
不过她们那些真挚的、非同一般的关切也足够让我感激的了。世上有多少人配得上她们这样的目光？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已经足够了当然，我还将走得更远。
在那里，你们的目光还能够望到我吗？我再也不能回返，将一直走下去，走向一个清贫险峻的高原。在那里，我将遇到新的兄弟。
柏慧的境况很特殊，也许只有您能帮帮她，哪怕是宽慰一下也好。她生来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生活，一定倍感艰难。她过去是被人呵护惯了的，她是院长的女儿；她被那么多人爱慕，明明暗暗的追求者数不胜数。她一直在柏老的荫蔽和关怀之下。
她一个人搬到单身宿舍，自己做饭，从不回柏老那儿，也不愿见他——这个消息刚开始使我震惊，后来才多少有些理解。
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只是柔和的语气、看上去充分女性化的举止性格，长时间地掩去了内心深处的坚韧。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也许更容易走向决绝。
我相信她这样做首先是对柏老失望了，进而又对那个小提琴手失望。小提琴手对柏老这个庞然大物是绝对服从的，这种服从与深藏的世俗根性是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妻子离开父亲的时候，小提琴手却能与之往来如初。
我们在这之前都小心地回避了她的父亲，从来没有对她详谈关于柏老的一些细节。因为于心不忍。她完全是凭自己善良的感知离开了柏老的，而且现在看已经不可回转。从此她将走向孤单和清贫，这一点她清清楚楚。我对她开始有了空前的崇敬。在这样一个得过且过的、追求现实物利的时世，她走向的竟然是另一端。这需要何等的坚强啊。
我对她这种抉择十分矛盾。既怕她无法承受，又希望她能有另一种人生——远离柏老的人生。所以我在矛盾、痛楚和欣悦交织的情感中，第一次酣畅淋漓地向她讲叙了我所知道的柏老。
这样做是为了让她原谅我吗？有一点，但仅是一点点而已。我当时面对的是一种庄严得多的情感世界。我是想，让我们都拿出面对真实的勇气吧，让我告诉她，我究竟从哪里走来，还要向哪里走去——我今后将会为自己的每一次苟且而后悔，决不妥协，也不忘记——我的爱与恨都是相当牢靠和真切的，就是这样。我为当年的行为说出了坚实的理由，也向她宣布了我的未来。对未来我是看得见的，那就是顽强坚持之下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对我一点也不神秘。我以这样的结局区别于我的四周、我的时代。
柏慧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能默默收集感知，这种感知渐渐积累，终于到了不可更变的时刻；她毅然地采取了行动。
她的方式与许多优秀人物相差无几：先设法一个人呆着——因为这是清洁自己的必要步骤，虽然它看上去并不难做。
她选择的道路有可能通向大道，只是这对于一个女人太苦太难了一点。
我无遮无拦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时言词未免激烈。在三所时，我对那些信任过的人也曾这样谈话。我对那种委婉曲折、转弯抹角的表达已经厌烦了。因为那样既费工夫，又会助长这个畸型世界的曲折；直接和简洁是一种朴素、一种追求真实的必需。可惜现实的要求正好相反，它总让人在各种场合迂回，把宝贵的时间白白耗掉。
您说：三所的不少人认为，我已经非常不谦虚了，而我过去并非这样。
您向我一再地指出这种危险，到后来您都不屑于谈了。我想这不仅是别人的看法，也是您不快的原因之一吧。
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那样就是欺骗您。我认为欺骗是一种丑恶，而骄傲顶多是无知。我大概永远会是个执拗的学生——这种顽固既然使您不快，就请您接受我的歉意吧。但我决不向三所那些希望我"谦虚"的人致歉。
对于那些人，我应该再骄傲些才好。
世上的事何等奇怪！有人希望别人一再地表达自己的谦卑，却从来不问自己有什么高贵的德行和超人的才华。他们并没有像您一样，辛苦地教导过我、真诚地爱护过我，却一心等待我喊他们一声"老师"——我那时是一个初来乍到的青年，把期望当成了现实，真的喊了"老师"。他们当中有的有一把年纪，我觉得岁月给了他们知识，他们应该是长者、兄长，也应该是"老师"。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老师"这一称呼可不是随便乱喊的。我不过并未轻易改变这一称呼罢了，但已在心中有了保留。可怕的是对方提出了越来越过分的要求，越来越增加了与其品行和才华绝不相称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非让别人毕恭毕敬不可他们做得太过分了。面对"瓷眼"的荒谬乖张、以至于面对暴行，他们表现得何等恭顺。本来是个尾随者、胆小鬼，却偏偏急于得到别人的崇敬。我渐渐发现我的善意和良好用心正在被利用、被践踏。我对多少人喊过"老师"啊！他们还要怎样？我差不多把一只兔子也喊成了"老师"，他们还要怎样？！
我越来越明白，面对着这混浊一团，需要的只是及时地啐上一口。因为这有点欺人太甚了。他们别想再从我这儿得到谦虚恭顺。
这是个需要尽快学会骄傲的时代。
在一个为炽热的理想、为自己的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导师面前，我觉得"老师"两个字何等神圣！
我的导师吐血而死，死在我的怀中；此时此刻啊，那些自语为"老师"的家伙又在哪里？他们在一个角落，吓得不吱一声，无耻地缩成一团。后来，事后很久他们才从角落里走出来，但仍然余悸未消，见了"瓷眼"满脸堆笑。这就是他们。
我骄傲，我能在最后一刻与导师在一起。我骄傲，我将告别一批"老师"了。让诅咒留在背后吧，我背起背囊走向山野。
山野上那么多兔子，它们在草中一蹦一蹦觅食。这时我才觉得当年不该出于激愤和委屈，把一些没有原则没有品格、资质低劣的人比成兔子。它们的形象是可爱的，它们远比他们圣洁。原谅我吧，山野上的兔子！
您有一个三所的学生比我早来几年，有一次竟然当面索要"老师"的称号。他虎着脸问："你刚来时叫我老师，怎么这一二年就不叫了？我倒不是喜欢那个叫法，我是说"我愣了一下，我说我过去虽然有乱喊"老师"的恶习，但我不记得曾喊过你"老师"——如果喊过的话，那么从今以后我将戒掉这一恶习。
他红着脸，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在一个人静下来时，常常陷于深刻的苦恼。我走进了自己的世界，这儿寂寥清冷，是最后一个回避的角落。这个世界的人口是从儿时荒原的茅屋那儿找到的
自从父亲归来后，我们的茅屋就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半夜里狗一叫，准有人盯在小茅屋旁边。我曾蹑手蹑脚走出去，结果看到了漆黑中闪动的烟头。大青吓得一声不吭——它刚才鼓起勇气报告了一声，这会儿趴在那儿，屏息静气。我想它像我一样，一颗心扑扑乱跳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个背枪的人踢门，他们喝斥着，狼一样的目光在脸上划过，像棘尖刺人一样疼。
外祖母总是迎在前边，她在不自觉地用身躯护住全家。那些凶暴的家伙伸开胳膊推搡，外祖母矮小瘦弱的身体一下就给推个踉跄。我握紧了拳头，母亲拉住了我。她一声声叫着他们，那是想平息对方的怒气。他们不停地盘问：来了什么人？到没到过远处？这些天又干什么了？母亲一一代答，他们说不行。他要父亲亲自来答。父亲正病着，这时弯着身子过来，艰难地答了。他的额头不止一次被他们点来点去。
来人每一次都带着生锈的、卸下来的枪刺。
我们在夜晚没有了一点声音。全家的呼吸都轻轻的。风在丛林中穿过，它拨动的每一片树叶的响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一只柳莺在枝桠上弄出细小的响动，接着是一滴露珠跌落下来。小得像刺猬一样的四蹄动物一溜烟地从窗下跑过，它那急促而收敛的脚步让人分外悲凉。
我睡不着，又不敢用力翻身。我只好听着夜声、听着全家人的呼吸。父亲咳了一声，他的胆子多大在这一个月里，他已经被十几次押走。有时他一连几天不回，母亲出去找他，回来时领着个血迹斑斑的人多么深重的罪孽，无法探究无法思索的罪孽。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有时一连几天说不出几句话。在学校，我不敢正视同学和老师的目光。我回避一切询问的、敌视的、嘲弄的、不解的花花色色的目光。我只希望黑夜快快来临，那样我可以沉浸在想象的、一个人的世界里。
当老爷爷默默出逃，死在荒路上之后，真正的灾难降临了。我们家再也没有了一位老爷爷的照料和恩护，没有了他熟悉的脚步声、他呼唤我们吃饭的声音、他与大青对话的声音，这儿成了死寂的世界。茅屋空旷了许多，也冷清了许多，好像随时都有被什么给碾碎的危难。大青真的哭了：我有一次蹲在院里，听到身后有什么哼了一声，一回头，见它卧在那儿，垂着头，眼里闪着泪花我捧起它的脸，泪水哗哗落下。
白天，只要父亲一回来，我就跑到了丛林中，爬到一个茂密的枝桠上，让身体隐在其间。我害怕、自卑、羞愧、梦想，更多的还是渴望渴望像别人一样无拘无束地谈吐，畅声大笑或交谈我整整好几个月没有连贯地、大声地说过话了。自从老爷爷逝去之后，我就没有好好说过什么——我甚至没有说话。我大约只用点头、用眼神表达着意思。好像家里人大抵都是这样。
我可以一整天盯着大树上的裂纹、地上的小甲虫、飘落的叶子。我心里这时涌起了滔滔话语，叙说不停，一直到口干舌燥才怏怏回返。这时天就要黑了，林子里的老野鸡不停地啼叫。我小心地走出丛林，走回我们的茅屋——那个小小的、屋顶像铅一样黑的茅屋，这时被暮霭压得喘不过气来，它悄无声息我每一次跨进小院都有点战战兢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