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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不第后赋菊（又名咏菊）
这首诗的作者是自号为冲天大将军的黄巢——中国古代史上一个不可不提且不断被大书特书的造反者。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正是黄巢所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造成或者是加速了腐败的唐王朝的灭亡。
黄巢生于何年已不可考，而虽然新旧唐书都明确记载黄巢死于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但历代各种野史以及民间传说中，都认为黄巢没有死，而是在兵败之后出家为僧，并且还活了很长时间——有诗为证：
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天津桥即古洛阳桥，故址在今洛阳桥西约一百米处。古人将洛水比喻为天河，天津就是天河的渡口，故名天津桥。在唐代，天津晓月是著名的洛阳八景之一。应该是中和四年的三十年后，这位现在被教科书称为唐朝农民起义领袖的大英雄黄巢正着一袭僧衣，独自闲依在天津桥栏上，回想起当年袭卷天下，杀人如麻的岁月转头成空，而眼前只有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照定洛河的水波之上。于是他轻叹一声，低诵佛号，转头没入洛阳残破城墙映照下无边萧萧的落木之中。
因为他的故事结束了。
黄巢成了和尚，但我却不懂佛。不过从这首自题像来看，其中充满了对人世的顿悟，所以我宁愿猜想从此尘世间少了一个纵横天下，杀人如麻的侩子手，而可能从此多了一个佛学精湛，感悠悠苍生之艰的高僧。
但是，这首被收录于全唐诗作为黄大将军传世的三首诗其中之一的自题像，已经后人考证为元稹的两首诗中的各自两句粘合并略为修改而成的伪作。所以，伪作者心中的期望可能正如我的希望：自古官逼民反，当民不聊生骨肉相食时，敢于揭竿而起，杀死那些鱼肉乡里，以百姓为刍狗的统治者的人历来是为后人（我说的是后人）所敬重的。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就是英雄——虽然自古英雄大多的结局是悲壮战死或者如岳飞、袁崇焕一样被昏君奸臣合谋害死，但在长期处于被迫害阶层的百姓心中，还是每时每刻希望有这样的英雄出现，并且在心中会为英雄寻找一个归宿，比如黄巢出家为僧，再比如后来的李自成出家为僧，这是人们心中普遍所希望的英雄不死也不能死的心里。
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希望在心中保留一个希望，那就当统治者不恤百姓，残酷压柞时还会有象黄巢这类的人物挺身而起。因为这样，至少还能让人看到一丝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虽然仅仅是希望。
但不管怎么样，当武宁节度使（唐末潘镇，领徐、泗、濠、宿4州16县）时溥向时在成都避难的唐僖宗献上所谓黄巢的首级时，这位冲天大将军就已不复存在。他死了，不管是真死假死，他和他所领导的黄巢暴乱（或起义）都将成为一个代号存留在历史书中。
传说如何，并不重要了。
一
从几个女人说起吧
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的一天，那位被黄巢赶出长安，在成都避难已有四年的少年天子在群臣的簇拥下登上成都城的大玄楼。自然，他登这坐城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远眺成都城外锦官城的秋色，而是因为不久前武宁军政委员会主席时溥同志派人给他送来消息说黄巢逆党已经全部被剿灭，而时主席此时正带着黄巢同志已及其妻子儿女的人头飞奔成都向皇帝陛下献捷。僖宗闲没事爬城楼的真正目的一方面是等待这个虽然从道理上讲应该是折磨了他十几年，但实际上仅仅有四年的盼望已久的好消息；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礼官告诉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举行一种古老而尊严的仪式，即天子受俘礼（天子接受战俘叫受俘馘）。
古代的人尊敬祖宗，所以每次出去打仗或者杀了人、抢了东西或者抢了女人回来后，都要把这些东西摆在祖宗牌位前祷告一番，大意是说靠着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这回又得了什么好东西，拿来先孝敬列位祖宗等等。后来逐渐演化，在一国之君那里就形成了受俘礼，这是用来展示一个强大帝国的威严的仪式。按照僖宗时的惯例，这个仪式应该在长安的兴安楼举行，因为他的祖宗们唐宪宗这样干过，唐武宗也这样干过。但是，僖宗同时还得到了消息，黄巢退出长安时一把火将长安烧了个干干净净，什么大明宫，什么含元殿从此将伴着西安这座古城作为中国历史古都的终结而不复存在。所以，受俘礼在成都举行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再说，这个仪式的举行不光是要宣泄一下僖宗在心中憋了四年的怨气，而且作为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来说也是要于着向天下宣布的：局势还在我胡汉三的掌控中。
时溥来了。
不知道僖宗是不是有兴趣想见识一下这个曾经让他抱头鼠窜，咬牙切齿的黄大将军的尊容，但这个不重要了，因为黄巢长啥样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而且时隔一个多月，黄将军的首级保存的是否可以让人清晰辩认也未可知。反正黄巢是死了，不管人头是谁的：首逆伏诛，余党杀散，天下已经平定了。这一点无需质疑，让他感兴趣的是时司令员同时所献来的除首级之外的二三十个女人。
没错，正是女人。她们看上去衣衫凌乱，蓬头垢面。但那并不是因为她们曾受过时司令员的谑待，在即将举行的这个盛大仪式之前，谑待和优待这些战俘都是不靠谱的行为。她们这样，只是因为随着黄巢逃离北京后一路的颠波流离所造成的。她们同样娇好的身驱显示出这些女子不同于劳动人民家庭的营养。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女人都是绝代佳人。
于是僖宗兴趣来了。
但他兴趣来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好色，因为做为皇帝，僖宗见过的美女太多了，而且这个场合以及此时的心态，并不能让他的注意力投入到对美色的着迷上。僖宗只是奇怪，他奇怪是因为时溥告诉他，这些是黄巢的侍妾，是黄巢掳来的王公贵族家庭的子女（可能有一些还是皇帝后宫的女人）。僖宗很想问一问，于是他发问了：
应该说这种发问类于两个人打架，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打倒在地后踏上一只脚然后问地下的那个人：你服不服。因为这是展示我泱泱大国威严和强大的质问，当年太宗皇帝这样问过颉利可汗，宪宗皇帝问过谋反的刘辟。于是颉利服了，他的雕像被塑在昭陵做为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刘辟服了，他的脑袋分了家（不服也得分）。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讲，这种问话都应该是整个受降礼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只是僖宗的问话有些奇怪。他说：
你们都是我手下大官们的子女，国家养活了你们这们多年，你们吃好的穿好的，为什么要和强盗们混在一起？（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
这话类似于后世流传甚广的那句：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僖宗这样问我认为仅仅是出于好奇，他可能认为出于公卿世宦之家的子女，从小读圣贤书，忠君爱国（唐朝时并没有那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宁死不受辱于贼应该是这类人的基本素质。虽然这些人是弱女子，虽然他不敢奢望这些弱女子有上阵杀敌的勇气和力气，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一死（自尽）而为国家尽忠（也能保全自己身体的清白）而非要甘心要供贼人淫乐呢？
自然，僖宗的问话中并不仅仅包含有好奇。他当皇帝纯属偶然，偶然到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皇帝，而当皇帝应该干些什么。唐朝自安史乱后地方番镇权利日盛，这些番镇节度使相当于军政以及财税合一的割据政权，他们自己任命官员并且决定节度使职位的传承，中央政府势力强大了就听命中央，反之则各自为政。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无法达到这些地方，并且这些番镇经常起兵为乱，互相攻伐。那句著名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虽然期间唐宪宗（就是琵琶行并序中元和九年之元和所属的那个皇帝）利用强力手段消除（应该是减轻）了这些影响，但一直没有消除另外两种势力：宦官和党争。
这是一种和明末极为相似的政治局面，不同之处是明末是外族入侵而唐末是番镇割据。
僖宗十二岁那年被宦官们拥立即位，宦官们选择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年幼便于控制。所以政权基本上操纵在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手中，僖宗同学则一味享乐，所以他即位第三年（乾符二年）发生王仙芝起义时，他只有十四岁，应该说责任并不能怪罪到他身上。
僖宗是个十分喜欢玩的皇帝，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孩子。但他应该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史书上记载他琴棋（没有书画）术赌包括各类唐朝时流行的体育活动无不精通，也就是说除了对治理国家根本不感兴趣外，其他的只要是玩，他都精通，并且能玩的很好——当然，他就是有兴趣也未必有人（田令孜）给他这个机会。僖宗同学还经常自以为聪明的问别人一些问题，有一次他问手下一个叫石野猪伶人一个问题：我要是参加击球（马球）类的进士考试，应该能得到个状元吧。但是这位名字看起来初俗的石野猪老师（伶人也是艺术家，遵照现今流行称呼就这么叫了）根本不买他帐，于是回答说：
要是您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主考的话，恐怕会被责难而落选呢。
于是僖宗只是也只能是笑笑。从这件事来看僖宗并不是一个分不清是非的人，但他就是懒于治理国家，甚至喜欢用赌马球的方式来确定一个节度使的归属，更不可思议的事这件事居然发生在他被黄巢赶出长安后逃命的路上。
所以这次类似回答又来了：
这群女人中站在首位的女子象石野猪老师当年教诲他一样答话了：
黄巢起义来势汹汹，国家有上百万的士兵，尚且保护不了祖宗牌位，逃到了四川，现在你把不能抗拒贼人的罪名加在我们弱女子身上，那么那些王公大臣又该当什么罪呢？（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
这话的潜台词是：当年需要你们这些男人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你们都跑的没影了，现在把罪加在我们这些跑不动但又想活下来的女人身上，你们还算什么男人？
这是一句义正言词的控诉，可以说直接击中了僖宗做为男人的自尊心，于是他默然了，话说到这份上，再问下去只能自取其辱。于是大臣们也默然了，他们甚至忘记了（在种场合下也无法）在这个时候山呼万岁称贺。但默然归默然，这些黄巢的所谓余党是必须杀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仪式的一部分，还有的就是，或许杀了这些女人，能稍微抹平一下僖宗和他们刚刚被刺伤的做为男人的自尊。
无耻的自尊。
于是维护尊严的唯一方式就演化成了杀人——杀女人。当时的四川是少有的未受黄巢起义播及的地方，而且史载此地当时人民富足，富足的人民保留了他们自开元开宝年间所遗留下来的同情心。他们争先将酒送给这些女人喝，但这并不是为了戏谑，因为喝醉了而减轻行刑时的痛苦。史载：这些即将被杀死的女人们因为恐惧都喝醉了，而唯独那个给了僖宗（甚至是大唐王朝）致命一击的居首者的女人不喝酒也不哭泣，平静的就象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于是，在这场无耻的杀戮之后，大唐王朝又大厦将倾地维持了二十多年，但我却想知道是：在公元884年的城楼之上，那些大唐王朝的精英们在想些什么。
他们也许在想着随后到来的论功行赏；他们也许在想着终于可以安稳睡一个好觉；但应该没有人能想到为帝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大唐王朝又将走向何方，因为既使有人想到了，也无法阻止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大唐，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封建王朝行即将走向末路。
在这之前，帝国已无法再保全自己的女人，在这之后，帝国不但无法保全自己的女人，还要为了自己卑微的苟活而杀掉这些女人。
一个王朝到了这个地步，已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但何至于此呢？
毕竟，那曾经是一个多少人魂牵梦萦的时代啊！
二
我们前面说何至于此。
本来谈这个问题我很想从唐僖宗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入手，因为我一直搞不明白唐僖宗是个什么意思。而由此而引发的我对祖和宗的区别发及姓和氏的区别的的探究让我想换一种思路进入这个看起来略显沉重的年代。
都说汉语博大精深，那么博大精深到什么地步，我想祖宗这两个字就足以表明。我们现在说的祖宗泛指祖先，但在古代祖就是祖，宗就是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祖、父、身、子、孙这一系传下去的叫祖，而叔侄这一系传下去的叫宗。这在封建宗法制之下是有严格区别的。而我们熟透的所谓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及清太宗皇太极里的祖宗也是从这一意义引申出而来的。祖和宗是庙号，是作为帝王有资格摆在太庙中供后人祭祀与膜拜的资格。解释一下就是开国且有功才能称为祖，而治国（守成）且有功才能称为宗，说白了就是不是你当了皇帝就有资格进太庙的（鉴于篇幅，这里就不扯谥号了）。汉时创庙号（一说商时创），但汉朝称祖和宗的很少，有数的几个比如汉高祖刘邦庙号太祖，汉武大帝庙号世宗，文治之治中的汉文帝庙号太宗，而另一个景帝则没有庙号。因为在当时看来，刘邦开创了汉朝，文帝从诸吕手中夺回权利稳定了汉朝，而武帝则开邦建土扬我大汉国威，他们有庙号是自然的。此外的景帝只是守成之君且有七国之乱，自然不可能有庙号了。
扯这么多一是为了普及汉语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汉之后，越来越多的阿猫阿狗都能有庙号了，其内涵之下的是这种对功过事非正确评价的习惯已经越来越随意了。至唐以后凡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武则天除外），不管他是昏庸无道还是英明神武，都能摆在太庙中供人瞻仰——毕竟老子在世上走一回，没有老子哪来的你——庙号都是儿子定的。所以这种逐渐进化（姑且用之）而来的现象反映在社会生活与人们思想中有很多种体现：中庸、凑合、人情、徇私舞弊、甚至随后诞生的让有志国人所痛恨的奴性。
回到正题，我说僖宗有意思一是因为他的庙号，另一个是因为他的年号，僖宗是庙号，按照谥法理解僖是刚而克的意思，大约可能是说他平定了黄巢叛乱，而他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是乾符，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老天爷发给的委任状（任命他当皇帝）。乾符元年时僖宗应该十三虚岁，他的老子懿宗皇帝庙号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待人平和宽厚的皇帝。但这个待人平和宽厚的皇帝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四个字：游宴无度。懿宗最爱干的事一是出游，出行时随从几千人；二是大宴宾客，摆流水席，都来吃吧，朕今天请客；三是赏人钱财动不动就上千贯，而且是见谁赏谁；四是待人亲和，从不对政事横加指责，放心大胆地交给了手下的宰相去干，第五就是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虔诚的程度到了他对劝谏他的大臣赌咒发誓说，只要让他活着见到佛骨，死也就合了眼了。所以，综合上五点懿宗庙号的由来也有一定道理。
但就是这位待人宽厚平和懿宗皇帝却是导致唐末农民暴动的罪魁祸手。懿宗游宴无度是需要花钱的，虽然天下的钱财（包括百姓的钱财）都是皇帝的，但百姓们没有钱也是活不下去的。懿宗不理政事，放心大胆地交给宰相，但问题是这些宰相是比他还喜欢收括钱财的忠臣干将。这样看来，整个唐王朝上下都处在一个对钱迫切需求的心里状态下，可是经济学告诉我们，钱不仅仅是用印钞机凭空制造出来的，于是获得钱财的方法就变成了不断地征收苛捐杂税，不停的向农民分派各种徭役，在这种不断的压榨之下，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而点然这种愤怒是需要一颗火种的。
火种来了。
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为防备南诏入侵而在桂林戍边的士兵们因不满朝迁的无信（约期三年，但这帮人在边境呆了六年）而起兵作乱，推举庞勋为首，攻城略地，并裹挟很多不满朝政的农民加入。这次暴动持续了一年，最终被唐王朝镇压了下去。
这里没工夫探讨庞勋暴动失败的原因，因为他无非和黄巢失败的原因一样，而两者区别的程度在于黄巢暴动的规模更大而已。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庞勋的这把火烧的并不够大，而不够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还缺少造成大规模农民暴动除人祸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天灾。
按照我所理解的中国老百姓的吃苦耐劳精神来看，眼前的光景无非是被官府逼的狠了一些，穷了一些。虽然吃不饱，但还是可以勉强活下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吃饱过多少回，少饿一些与多饿一些并无多大区别，所以，能忍还是要忍下去的。只要活着，这就是希望——这是长期以来可以烙在国人基因中并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最基本的民族生存方式。
所以庞勋败了。而懿宗仍然在宽厚待人、游宴无节。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见到佛骨，前文说过他发过的那个誓，之所以要提到那个誓是因为在他发誓之后，他如愿见到了佛骨，而且正如誓言，他也如愿地闭上了眼——死了。
不过这个时候，唐王朝这堆干柴已经被彻底的烘干并浇上了油，等待的只是那一颗迟早会来，一点就会让干柴冲天然烧的火种。
在我们沉痛悼念国家优秀旅游家唐懿宗（懿宗名漼，字太生僻所以庙号代之，下同）同志时，国家一级运动员唐僖宗同志闪亮登场了。
我前文说过，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三大政结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朋党之争。藩镇前面说过，宦官至玄宗后权限越来越大，并且掌握朝庭禁军的军权。玄宗时的高力士虽然位高但并不专权，肃宗时的李辅国就是唐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随后的宦官把持朝政，不光宰相可以随意任用和罢免，甚至拥戴废立杀几个皇帝都不在话下。宪宗就是被宦官所杀，而旅游家懿宗能当上皇帝是得益于宦官所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在那场政变中，他们杀了宣宗所立的太子。这次，宦官们选择了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僖宗皇帝，原因我前文说过：因为僖宗的年纪便于控制。
于是僖宗登上了大唐帝国名义上的权利最高峰。但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成长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按说唐朝皇帝很多都有一些治理国家之外的独特才能，这些才能是可以加在杰出的政治家之后的，比如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李世民同志；比如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情圣李隆基同志。但懿宗和僖宗这父子相承的两个家却没有政治家为其铺垫，不但没有，甚至从完整的人格上，这二位都并不具备。
更何况，僖宗现在离国家一级运动员仍然有一定差距。于是，作为从小陪伴懿宗长大身兼保姆、老师、教父、精神导师的宦官田令孜挺身而出，他对僖宗说：您练着，朝廷的事，有我顶着呢。
应该说这种挺身而出的精神彻底征服了僖宗彼时幼小、单纯的心灵。于是田令孜进身为干爹（阿父），任神策军中尉，控制了朝政。
从此僖宗专于向国家一级运动员的目标奋斗，而田令孜则在忠心耿耿地替干儿子抵挡朝中本已不多的忠义之士所射来的子弹（劝谏）。天下从此应该太平无事，因为有上天的委任状护着（乾符），因为有干爹这样的忠勇之士正在为朝政奔波，懿宗或许可以安玩无忧乎？
但那颗火种却到了。
乾符元年，中原地区大旱，百姓颗粒无收但官府税赋不免，于是，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了就要造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活下去。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濮州人王仙芝在山东长坦聚众而反，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并攻占长垣县城。这场起于王仙芝，成于也结于黄巢的唐末农民大暴动终于拉开了帷幕。
唐王朝这堆干柴终于雄雄燃烧了起！
三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台城
引用这首诗的目的是因为很有意境，此外这首诗的作者是唐末五代时著名的诗人、词人韦庄。还有就是他是初唐著名宰相韦见素、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的后人，本人官做到五代时前蜀的宰相。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也就是黄巢被杀的前一年，当时正在洛阳的韦庄在路上遇见了一位刚从黄巢军中逃出的妇人，于是在听完妇人所讲述的在黄巢军中的遭遇后，韦庄悲不能禁，于是写下了一首长诗秦妇呤。
如果问，唐朝最富盛名的长诗是什么？你可能要回答是长恨歌、琵琶行，这个答案并没有没错，但如果我说唐朝最富盛名的长诗是秦妇呤，你会问我为什么吗？
因为这首诗在当时被认为唯有长恨歌可与之比美，因为这首诗曾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为乐府三绝，因为这首诗是唐朝当之无愧的第一长诗，也因为这首诗曾经失传了近千年。
现存的秦妇呤是在上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那次著名的盗窃中被发现的。现今的观点认为韦庄写这首诗时完全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对黄巢暴动是用有色眼镜看待的。
但是，我觉得必须强调的是：这首长诗完整记录了黄巢占领长两年多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因为韦庄本人当时正在长安。
不好意思，这里我需要稍微表达一下我的观点：韦庄即秦妇，秦妇即韦庄这个论断我是同意的，也就是同意韦庄是通过虚构的“秦妇”（秦妇本非名，意为长安女子）之口来诉说自己在长安的所见所闻。但我对韦庄所站的立场的说法稍有不同意见。原因之一是韦庄不站在统治者（我这里用的是统治者而非封建王朝）立场上难道让他站在黄巢的立场上？这是不可能的，例子就不举了，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原因。原因之二是韦庄其实是站在一个见证人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上去讲的，因为他其正在庐山之中，他写的是他看到的事。而第三则是我很想与我的前文呼应起来，就是那些被僖宗所杀的女人是从哪里的——他们显然不是自愿的。原因可归结为某些人所大谈的立场上。
所以韦庄只是在尽本份，一个人的本份，一个诗人的本份。
另外闲扯一句，就是韦庄这首诗失传的原因，是因为诗中他不但攻击了黄巢，也攻击了他本该立场所向的统治者，这才是这首诗失传的原因。
正史记载，黄巢离开广州渡江北上时，禁止部众抢掠，只取丁壮补充兵员，这句话如果用立场的观点表述，怕是抓壮丁吧。黄巢进长安时，曾经对百姓说起兵本为百姓，让大家安居乐业。如果是我要用的立场记载，恐怕我得在这段记述之前加上个定语：诒之。当然也不会写当黄巢手下纵兵四掠时“巢不能禁”了。更不可能写当双方在长安拉据战时，官兵掠卖无辜百姓为粮这样无耻之登峰造极的事件了。
所以，这一切没有立场，只是记述。如韦庄，如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作者。
这种记述有个基本的脉络，就是黄巢离开广州渡江北上时，他是奔着长安——奔着帝国的最高权利而去的，所以，他将来的子民是不能杀的，杀光了他给谁当皇帝？所以，进入长安后他会安抚百姓，会希望他们安居乐业，但是问题在于，当穷人暴富的心里出现后，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原先开玩笑问朋友说假如你中了五百万怎么办，有女应声回答说，我先养（此处省略两个问候长辈的字）个二爷。不过这个玩笑在一笑之余细一琢磨，怕是十有八九都有这种心里。有了钱，谁也少不得想干些出格的事。
那没钱呢？
中五百万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是抢银行。别笑，我们之所以不敢用暴力抢银行，是因为惧怕国家机器随后带来的更加暴力，但如果国家机器已经不存在或者毁于你更强大的暴力呢？
我们精神的源泉曾经引用一位朋友的见闻说，太平天国的士兵见到好的东西就会抢过来，如果对方不给就杀了他。他曾经评论说太平天国那帮人是中国最接近于魔鬼的人。
所以当一直被暴力欺压人突然又掌握了暴力，会怎么样呢？
用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此话放在这里纯为引用）
更何况长安自古繁华，虽多经战乱，但宫室保留还类似于开元天宝年间，有钱人还多，美女还多——于是，长安的浩劫开始了。
巢不能禁，应理解为不是不能禁，而是不愿意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黄巢曾经制止过，但手下的士兵不听。按说黄巢可以杀了不执行命令的士兵以正军纪，但黄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原因一：因为他也暴富了，他正在做皇帝，正在睡原本属于皇帝才能睡的女人。原因二：因为他本来也对进城后某些居民（特别是有钱人）所谓的立场严重不满。原因三才是这些抢劫的人才是他立场方面的人。
不想扯什么历史局限性，因为不可能指望黄巢超越历史。更不想提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因为黄巢本来就是民，当年他就没有被统治者得到心，这只是一次造反，造反而已。
我一直在避免使用起义这个词，也不愿意用叛乱。因为我不喜欢用任何带有感情色情的词汇去形容有争议的事件。起义也罢，叛乱也罢，我更喜欢造反这个词，因为造反造的是当权者的反，这是一个纯粹的中性词，前提是当权者是否有道。
还是回到刚才所说的脉络中来“巢不能禁”就是默许了，于是抢劫继续，杀人继续，直到官军来了，百姓又迎接官军，因为百姓看来这毕竟是朝廷的军队，而自己还毕竟是朝庭的子民。只是不成想官军来了还是杀，还是抢。如果非要给官军找人找个理由的话，他们或许是在痛恨京城百姓们的立场，而随后黄巢又杀回来了，于是黄巢再次痛恨百姓的立场，其结果是杀尽了长安城中所有男丁。
在这场屠杀中的幸存者应该是逃出城的百姓、还有是供黄巢和他手下淫乐的女人、以及最先依附于黄巢的朝庭官员——这里面包括著名诗人皮日休，另外当然还有韦庄，只是不知道韦庄是否是依附于黄巢才能够活下来。
于是以长安城为内外，官军与黄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对峙。长安地区唐时以来一直依靠四方供奉，也就是说他自身并不是粮食产区，更何况打起仗来人们之顾逃命，谁种粮食？更何况能种粮食的人早都让杀的差不多。而黄巢和官军的数量都为数不少，这么多人吃什么？
吃人。
这段历史是教科书中一直回避但新（旧）唐书从不回避的记载，他们这样记载：官军将长安周围的老百姓抓起来卖给黄巢手下当粮食吃。
奇怪吗？残忍吗？无耻吗？
那是谁残忍，谁无耻？
作为官军，他们有四方运集来的粮食，自然不用吃人。但黄巢没有，不吃人吃什么？那为什么官军要将自己的百姓卖给黄巢吃呢？因为黄巢手中有长安城中抢来的财宝，而官军手中并没有。
所以，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的史书的记载者清晰明确的地载了这件事情，同时也记载了比黄巢吃人更有要无耻的官军的行为。事实上中国古史中相似的记述并不少见，甚至有明确的说官军的残暴更甚于造反者的论断（这句记载并不是发生在黄巢造反事件中，这里纯属为了说明问题）。
而秦妇呤中的描述是这样的，说尚让（黄巢军中的二号人物，也是进城时安抚百姓的那位人物）家里尚且有树皮可以吃，而黄巢宫中就只人肉了。
这里不去评论尚让这个人怎么样以及秦妇之所以能活下来是不是也吃了人的问题。总之，在这一件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黄巢已经失去了一切可以造反成功的要素，而长安做为中国历史古都地位已经终结。
所以史书和诗的作者只不过是做为一个记录者和亲历者在尽着做人的本份而已。至于说到什么立场，我想如果有谁亲眼见过曹操蒿里行所描述的那种战乱后的景象的话，那么什么立场也会不存在了。
对于黄巢来说，他接下来的路就只有失败了。
这位继王仙芝而起将这场造反运动推向顶峰造反者的领袖，在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退出长安，临走时将长安变成了一堆碎片。当然，他还带着掳掠来的金银以及美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当他遇到官军追击时扔下这些财宝（包括女人，前文说过，官军是很喜欢钱的）而夺路逃跑。
从此，黄巢又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更疯狂的吃人活动，其残暴程度写在这里未免会少儿不宜，直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他被外甥兼禁卫军统帅林言杀死。
新（旧）唐书为黄巢之死提供了两个版本，不过一致的是的确是林言杀的。而林言不久后被权利更大的抢功者斩去了头颅，自己变了请功者手中的一颗首级。敦煌抄本中发现了黄巢被尚让所杀的第三种说法，而民间传说则是我文首所提到的。不久前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有一期专题探索，总之，黄巢之死与归宿成了一个千古热议的迹团。
但在我的故事中，黄巢已死。
因为做为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四
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风词。
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
——（歌风台）林宽
林宽大约是和黄巢同时代的诗人，这首诗应该与黄巢关系不大。但按照林宽诗的标准，黄巢是符合英雄的标准的。
黄巢，曹州冤句人，生年不详，死年已知。曹州大约在今山东省荷泽，而冤句则有好多种说法，为了不陷入无聊的地域之争，这里就认为他是荷泽人了。史书上没有留下黄巢长像的记载，对他的家世则有两种说法，旧唐书说他是盐贩子，新唐书说他们家世代都是贩盐的，而资治通鉴则直接说王仙芝和黄巢都是贩卖私盐为生的。
但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黄巢家以卖盐为生但不见得就是卖私盐。唐代盐法说起来和今天也没啥区别，就是由国家经营的采盐以及依法向国家纳税的盐商属于官盐，私自开采贩卖就属于私盐，是有罪的。我不太清楚贩卖私盐罪有多重，如果真如神探狄仁杰所说贩卖私盐一石以上处死的话，那就是很个很重的罪。但不管怎么样，如果黄巢家是贩卖私盐的话，就不会如新唐书所说几辈子都能干这个事而且家里非常富有。也不会如资治通鉴所说能够屡次去参加进士考试。
所以，黄巢的家世综合上述三种说法，应该是个盐商，虽然可能也干过一些贩卖私盐的勾当，但总体来说是一个被政府所承认的盐商。黄巢为人按新唐书的说法是武艺高强、读过几天书，口齿伶俐，喜欢招揽门客（亡命之徒），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更进一步，说他武艺高强，任侠，读过书，而且考过几次进士不中。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也许受现代武侠小说影响，认为任侠是说黄巢有侠义精神。但是可能大家并不认可，任侠并不是一个好词，因为任侠虽然可以理解为以侠义为己任，但其真实的含义应该是使气任侠，有三个特点，也就是侠义小说中所说的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说白了就是以一己好恶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言外之意就是不把政府行为放在眼中。所谓“武以侠乱法，儒以文犯禁”自古任侠者都是朝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也并不是一种合理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汉时“大侠”郭解被孝文帝灭族。
资治通鉴的编著者司马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有立场的人，他之所以要写黄巢贩私盐，大约是出自新唐书中所说的“巢喜乱”在司马老先生眼中，黄巢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者，那么具备这个条件的是首先他需要是一个亡命之徒，这一点，做为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亡命之徒这个称乎是应该当之无愧的，况且也不能说冤枉黄巢，因为黄巢就喜欢招揽亡命之徒——这不是为了造反是为了什么？其次，黄巢又是一个不把朝廷法制放在眼中的人，用来证明的就是任侠这二字的断论。第三，黄巢还必须有对大唐王朝报复的仇恨，所以黄巢是屡举进士不弟。因为自负诗书的人，屡试不第自然要对朝廷有所怨恨。第四，黄巢还必须有造反所具备的能力，就是他不同于其他草寇，他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有权谋将造反事情进行下去的人，屡举不第也同是证据。所以“巢喜乱”三字就成了“巢性喜乱”成了当仁不让的天生造反者。
但这种评价的一步步定论也不能说是司马光冤枉黄巢，因为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就是黄巢传世的三首诗。俗话说文品即人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司马光以诗推论黄巢的人品也不能说错。前面说过，全唐诗黄巢存世诗三首，第三首已被证明是伪作。我们篇首的是黄巢的第二首，原题为不第后咏菊，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主要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确实写的杀气腾腾，更联系到黄巢造反后自号冲天大将军的冲天很有可能化自这首诗，那么按照古人定罪的逻辑，说黄巢早有谋反之心应是铁证如山。
但估计更为触动司马光的应该是第一首，这里抄录如下：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
黄巢的三首诗中两首既使我今天看来也有反意，司马光就更不用说了。但司马光并不是搞文字狱的小人，他受触动的应该是这首诗后所附的传说。
传说黄巢五岁时有一天陪着看爷爷和父亲联句，爷爷还正在思索，一边的小黄巢就脱口来了一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黄色是唐时天子服色，黄巢这句是犯忌的，所以父亲责怪地打了他一下，但黄巢的爷爷比较开明，他认为童言无忌，而且对孙子作诗的水平很感兴趣，所以鼓励他做一首，于是黄巢脱口而出了上面的那一首。
司马先生大约认为五岁的孩童脱口而出这样的诗，自然是天生具来的造反的种子。所以资治通鉴短短数语把黄巢交待成那样应该不为过。但是，但是我觉得必须说明一下：
按林宽的观点，黄巢是英雄，所以他会写诗。如果除了伪作的其余两首真是黄巢所作的话，那么黄巢粗通书记的评价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黄巢的两首诗除了意境之外，文句上真的未见高明。
还有就是第一首。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七岁时那首诗我们小学时就学过，这里不再抄了。骆宾王的才华非黄巢可比，但他七岁时的那首诗显然比黄巢五岁时的这首相距甚远。我们想问的是，五岁时的黄巢能写出那样的诗吗？或者五岁的孩子能写出那样的诗吗？而且按古人的习惯，这里的五岁很有可能是四岁。所以这首诗既使是黄巢所作，也不应该是五岁时所作，后人显然有意将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提前，至于目的是什么，或许是司马光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证明英雄天授。
但不管怎么样，事实可能与司马光的期望相反。
黄巢家中富有，年少轻狂，喜欢招揽一些亡命之徒是可以理解的，但黄巢既然能屡次参加唐朝的进士考试，那他就不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者，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者，就不会在造反之后一直想着招安。如果那两首诗真是黄巢所作，我到相信他确实对朝迁不满，也许也确实有谋反之心，但在那个时代有谋反之心的不光是黄巢，我相信每个被官府欺压，每个被鱼肉的百姓都有谋反之心。而且，如果我非要把黄巢那两首诗理解为上天对不公世道的处罚你能说我错吗？
说了这么多黄巢，其实只想表明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官逼民反。
事实是自肃宗设盐铁转运使以及创立盐法来，盐政一直是政府赋税的重要来源，事实可能是当僖宗父子钱花的越来越多时，盘剥也越来越严重。而这种盘剥不仅仅会针对百姓，会针对一切有钱而无权的诸如黄巢这样的家庭。因为黄巢不过是个富一点的百姓而已——这便是黄巢为什么会屡举进士的原因。结果当他也无法忍受政府无休止的盘剥之后，特别是他心中或许早已存在的谋反之心一点点被燃烧起来之后，我想他会反的。
更何况，黄巢是个读过书的造反者，读过书就比别人多些权谋，更兼之他武艺超群，所以，在这场并不是由他发动但却由于他的参与而燃烧尽大唐王朝的造反运动注定会由他来推动。
我必须说明：这是我所深信的原因。
五
再从两个很有意思的称谓说起吧。
一是王仙芝造反时自称的“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群豪都统”二是黄巢在王仙芝兵败被杀后所自称的“冲天大将军”史书上没有记载王仙芝是否也粗通诗书，但他手下一定是有读书人的，因为“天补平均”这个称谓直指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而且王仙芝起兵后曾移檄州县，痛斥官府赏罚不明，不恤百姓。应该说“天补平均”这个称号还是类似于明末时所谓“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的——其实都属胡扯，不纳粮喝西北风去？王仙芝做为代天去补齐平均的造反者自然应该得到同样被官府欺压的百姓的支持。至于“海内群豪都统”这个称号则明显有梁山的风范，略有些无厘头的的搞笑。而黄巢的“冲天”大将军，如果我们能从中理解出一些想改朝换代，另辟一番天地的抱负的话，我宁愿相信这个称呼仅仅是因诗害义，或者仅仅是为了表示出高于已死的王仙芝一畴的代号罢了。
因为王仙芝与黄巢都不是纯粹的造反者，他们的造反只是为了活下去，只此而已。
因为造反之后的王仙芝只是热衷于获得朝廷的招安，而黄巢也是如此。唐朝历来有藩镇手下兵士造反杀了节度使后反而获得朝廷正式任命的先例和传统。王仙芝和黄巢如果能获得招安自然也是一种归宿，并且按照唐朝时的情形，招安后未必会落得水浒中宋江等人的结局，也许他们会成为雄据一方的藩镇，也许会成为大唐王朝的中兴之臣也事未可知。
而且他们也并不是没有机会。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朝廷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恕我才疏学浅，至今也没找到神策军押牙是个什么品级的官员，只知道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神策军的仪仗队队长，而监察御史则是正八品上的文官。唐朝虽然也实行的是九品正从制度，但从四品以后又有正下之分，所以唐朝的行政体制实际上是三十级，而监察御史属于第二十三级。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官小了点，但是唐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身为宰相的高官其官职也多是三四品（这便是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称四品千牛卫中郎将李元芳为国家高级将领的原因），而赏给王仙芝这个官怎么也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虽然小了点，但从草寇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干部，并且消除了王仙芝与黄巢同学活下去顾虑，所以他们是乐于接受的。
只是中间出了一些问题。
朝廷的招降诏书上只封了王仙芝一人，而黄巢此时的反应是见到了封赏诏书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便勃然大怒并义正词严地痛斥了王仙芝的投降主义举动，不但痛斥而且痛殴王仙芝造成了他局部毁容。王仙芝随后的举动充分证明了他“海内群豪都统”的本色，于是他马上痛改前非，坚决地回到了革命队伍之中，从此之后这两支队伍分兵北伐，直到王仙芝英勇牺牲然后黄巢一飞冲天。
应该说，朝廷的诏书包含有某种恶毒，就是挑起这帮造反者之间的内讧，从结果来看，这种目的也是达到了的。而这之中黄巢的表现也绝非什么造反意志坚定，因为我相信如史书所说他是因为见到诏书中没有自己才发怒的，原因是在离开王仙芝后，他曾再四的向朝廷请求招安，只不过朝廷不准罢了。
黄巢和王仙芝从来都不是什么意志坚定的造反者，他们从来也没有什么“天补平均”甚至“冲天”的打算，而意志坚定和冲天可以理解为现今流行的信仰以及理想。他们并没有这些造反能够成功的基本要素，既使有过，也不可能实现。
首先，造反吃什么——黄巢和王仙芝只是流寇，他们填饱肚子的唯一方法是抢夺和毁灭。其次，以饥民为主的造反武装在冷兵器时代甚至是现代社会都从来不是朝廷正规军队的对手。再次，当还没有被饿死的居民发现涌来的是一群最终会将自己致于死地的本该是同袍的造反队伍时，他们的唯一选择也只能是反抗。
所以王仙芝死了，而黄巢则被官军一路追赶逃到了岭南。
据说黄巢在广州时曾纵兵屠杀了近二十万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因为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都没有记载此事，所以这里就不再纠缠黄巢这种屠杀国际友人的罪恶行为了。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其间在黄巢不断的要求下，朝廷终于对他坚定不移的招安态度有了一个回应，封他为率府率。这个官职是太子的侍卫长，是正四品上的国家高级将领，按说官职不小，可问题是当时连太子是谁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官职纯粹是个摆设——这不逗我玩嘛，于是黄巢大怒，攻陷广州并纵兵四掠。
黄巢冲天的名号果然是优于王仙芝的，王仙芝当年八品小官就能满意，而黄巢四品大员却不放在眼里。同时黄巢也决定以岭南为根据地雄据一方，但这时老天却不在他这一边——谁让你冲天来着，因为此时他带领的军队因水土不服死了将近一半，于是黄巢不得北还而再求发展。
黄巢的军事才能肯定也是优于王仙芝的，因为这次北还他终于发现唐王朝辽阔的疆域以及各地藩镇割据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纵横空间，加之中原大地有数不尽的饥民供其补充兵源，于是黄巢这一把大火终于烧进了长安。
朝廷这回是终于害怕了，于是终于下诏封黄巢为太平节度使，可是现在的形势是朝廷的生死都握在了黄巢手中，换做谁肯干？于是，黄巢此时应该萌发了他生平第二个理想（第一理想是招安）——当皇帝。
这里补充一下前文所提到唐朝三大政结所在的最后一个——朋党之争，也就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与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这争，这两党之争持续了几十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党争不是代表正义与非正义的党争，事实上李德裕与牛僧孺本人都是清官。他们之间的争斗更多是权利之战，而后果则是党同伐异——结果是搞垮了唐朝。黄巢造反时是牛党占据上风，而他们的下场是要么投降黄巢，要么成为刀下之鬼，反正没有什么可说的必要。
黄巢进入长安后来的事在前文已经说过了，败出长安后则是一路溃败。当然，做为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暴富者还有一种心态，那就是毁灭——将得不到的或者不舍得丢弃的东西统统毁灭，就象后世时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心里一样。黄巢以最后的疯狂与最后的残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我说过，那是我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的事件。
而他可以走向灭亡了，他必须走向灭亡，因为那是中国封建时代所有造反者最终的走向归宿。
黄巢之后，僖宗死昭宗立。曾是黄巢的手下的朱温经过二十多年的攻伐最终灭唐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时期，而象中国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让我们用这个词对这些伟大的造反者敢于反抗精神的表达一下敬意。他们在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套路：
因为被压迫而忍耐，直至忍无可忍，但还是在忍，最后天灾人祸加在一起终于活不下去了，于是开始为了能活下去而造反，造反后就开始报复官府，杀了他们，然后发现杀人是件很快乐的事，于是就开始屠杀无辜百姓，于是天怒人怨，于是被官府镇压或者成为某些人改朝换代的工具。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很难评价黄巢，也很难评价这次席卷唐末的农民战争，本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文首黄巢的那句豪言壮语，而故事到了结局，总得说些什么用来结尾。
所以，应该结尾了。
六
这个结尾就近乎于胡扯了
应该说包括所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在内，从基因深处都包含有对天的敬畏，而天即是神，神也就是天。这种敬畏按照我的理解应该起源于人类对自己从何处来将来又将向何处去的畏惧。通俗的讲，就是人类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所以，这种畏惧的基础上诞生了神话以及宗教——当然，还有我们长期以来所批判的“迷信”
在神话和宗教的中，是神或是天创造了人类并执掌人世间一切生老病死以及国家的兴亡更替。因此，人类最发自内心的喊叹往往会是：天啊——或者神啊！
那么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就成了上天的安排。安于并忍受现状是尊从天的意旨，这似乎是人的本份。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老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又存在于何方呢？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前文我说过，就是：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但什么又是天道呢？
以我的能力，并不具备大谈哲学。所以，简单说天道就是自然规律，而天道的作用套用九阴真经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玩笑，真正出处应是老子），接下来与本文有关的就是：天道即人心。
其实转了一个圈子回来，我们所敬畏的天道就是存在我们心中的好恶，是我们评价道德的标准。
西方人敬神，中国人也敬神。但有趣的是，中国人敬神的标准是口头上的“信则灵”而实际行动中的“灵则信”心诚则灵的交换条件是你灵了我才会心诚，否则不如回家去拜祖宗牌位。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例子：宋时新昌有一年大灾，县中一个叫杨元光的主簿带着一帮人到白鹤祠求雨。结果一连祈祷了三遍老天仍无动静时，杨元光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破口大骂道：你这个神算个什么东西，白白吃掉了百姓的供俸，竟然连这么点事都不办，要你还有什么用呢？骂完，就下令砸烂了神像，拆毁了神祠。
此外，中国古代淫祠（淫祠与色情无关，就是阿猫阿猫都能让人拜祭）之风盛行，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做法，就是虽然我们内心中一直对老天存有无比敬畏的心情，但其实在我们骨子深处，依然不缺少造反的勇气与精神。
我胡扯这么多的原因一是为了卖弄，二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
我们一直以来被自己的表象迷惑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我们一直在以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和愿望去期望自己和别人。我们一直在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也包括黄巢和唐末那帮造反者的身上。
所以，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评价黄巢以及黄巢所领导的那场农民战争上去了。
以黄巢的知识状况以及他所属的时代看来，我们无法要求他能够超越时代，也无法要求他能够像老子和荀子那样有那么深邃的思想境界。至于他能站在什么立场——如果立场在黄巢的思想意识中真的存在的话，那他也应该站在商人和富人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梁山好汉（如果他真是私盐贩子的话）的立场上，要让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那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黄巢只能关心的是一己安危，只能关心的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所以他会忽略很多其实能让他活下去的理由，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而且这也是中国历来造反者失败的普遍原因，不管他的口号是什么，不管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另外，至于黄巢对历史发展起到了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说，黄巢之后是中国社会混乱和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黄巢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日趋没落，黄巢之后的中原王朝越来越缺少血性——如果这一切是黄巢造成的，那影响又该是什么？如果这一切并不是黄巢造成的，那是谁造成的？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黄巢只是在那个时代闹腾了一把而已。
还有就是，在总结黄巢失败原因时有一条说黄巢没有追击唐王朝残余势力，我想看过这一段史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不想他不想，而是做不到而已——可以套用迷龙的话：扁犊子才不想呢。
所以，在结束黄巢之前，我很想还原这样段历史：
就是黄巢曾经在被人逼的走投无路，活不下去时，为了人能生存下去的基本尊严，轰轰烈烈地反了他一把。
这就够了。
这就无愧于“冲天香阵透长安”的豪言壮语，无愧于后人对他或敬或憎的评判。
所以，该结束了。结束前解释一下天道有常那句的意思是自然规律不会因仁君或者暴君的存在而改变。
不过我们其实更期待另一种答案：天道无常，人可胜天。
这是黄巢曾经给过我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