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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外国出版业运行的好奇，所以我翻看了这一本书，要说我有什么感想，我想说的就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差异，还有一种就是时代的变迁带给编辑本身的内心的差异。就像作者所说的，在他入行的时候，编缉是个“从一而终”的工作，编缉很多都是一开始就呆在一家出版社，然后拿着那里微薄的薪水，然后努力地为出版公司工作，然后耐心地等待着退休，这种生活固然会因为缺乏竞争而让人变得容易松懈，但是也形成了无可比拟的向心力，这大约和以前日本的公司体制相类似吧。后来，出版社之间开始频频并购，以至由于变动太频繁，所以人人都只是将自己当成打工的，但是也因为需要制作畅销书以提高业绩，所以都非常“努力”同时出版变成了由数字说话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一件事，由有这个行业开始就从来都没有变过的事情，出版是一场赌博，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事情的结果，这是一场眼光与运气的较量，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式，无论是自欺欺人的数字，和所谓的经验，但是这仅限于西方。
而中国的出版制度，以及社会状况决定的中国有两种销量巨大的书种，教科书，以及政治读物，而且稳赚不赔，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所存在的可悲的教育制度，以及一时间的政策原因，但是这两样东西都不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所在。在中国存在着高端读者极度缺少的状况，但这绝对不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太少，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观念在影响着我们，那就是读书实用论称。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大家都应知道在以前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流行着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我认为这其实是读书实用论的一个变体，因为觉得读书没有用所以主张不读书，因为读书有用所以主张读书。这就是我们的逻辑，但是读书真能用有没有用来作衡量的标准的吗？如果真是这样这绝对是我们真切的悲哀。住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人们活得是这样的忙碌，以至没有时间去真正审视自己的所爱究竟是什么。
因为读者有这种观念，所以这两种书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而又因为后一种书的受制于政府的政策，所以前一种书就开始大肆发行，从各各方面，正规出版社，非正规出版社（民营），从合法不合法的方式来从事这一方面的出版，聪明的人则开始让自己看起来起码合法，不过仍如走钢丝。但是后来，政策告诉那些第一代冒险者，你做得对，如任志鸿，他得到了全国发行权这个优质的奖赏。在政府掌控下的出版社，永远也不会出现大出版社吞并小出版社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像西方出版“黄金打造”新作者的情景，这是资本世界的法则，大者恒大，他们有才力和能力去打造一个新的畅销作者，还有能力去吸引一个本来是小出版社的灵魂作者，但却总是在赢得了作者的“爱”的同时，很快地“失忆”但是他们可以并愿意将资本投入一个新作者“手中”也愿意尝试着各种新的题才，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从网络上寻找在外国卖得好的畅销书，然后去根外国人洽谈业务，因为单上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或者其它就会马上引起读者的兴趣。或者我们看见他们畅销的业绩会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当你真正明白，这究竟代表了什么，你就会知道，这一点都不简单，如中信出版社，请看看他们的书单，起码有一半是购买版权的杰作，看看今天的畅销书排行榜，在它的前面有这么多的书都是版权引进的书的时候，再去反观中国的书，特别是文学等一类代表着人文思想本身的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缺乏新意，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老面孔”（这不是代表我不认同这些作家的成就，反而我是非常地崇敬着他们。）我也并不是无视一些相当红的青春写手的能力，如韩寒，郭敬明等。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特别是在读过了中国的现代出版史后，为什么那种令人震奋的制造出思想浪潮的书不会面世呢？现在所有在观念上的创新，很多来自西方，文学也是一种，我们学习西方蒙太奇或者意识流等的手法，让那些作品看起来，真的是很“涩”起码地审美上我是这样觉得。我们变相抄袭别人的“桥段”如在谁动了我的奶酪在中国推出后，一批“模仿”之作就疯涌而出。在西方，当然也有类似的事，在书中，也有过黑手党小说风行的时候，很多人跟着出这一类的书，不过，当人们对黑手党的兴趣消失后，一切就完了。
我想起了一个不知在哪里听的东西“最大傻瓜定律”是怎么一回事，如当某个股票增长到一程度，就开始疯狂地下跌，那么最后大量购进这个股票的家伙就可以称为最大傻瓜了。读者的兴趣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东西，他们对于流行书的热情，都是这样有一个升和跌的过程，所以无论是高素质还是低素质的模仿。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我在因缘际会中感觉得最深的就是白衣天使的出版，因为编辑认为文笔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真挚的感情，所以尽心尽力地编辑以及发行一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女作者的作品。但是如果这在中国我不知道能够不能够这样，因为这个女作者本身甚至连护士也不是。在西方的出版界流行着一句话“出版界一直有一种说法，也许就在某个不知名的公寓厨房，一位默默无名的家庭主妇利用照顾小孩的余暇，写出一本轰动文坛的畅销小说。”在发掘作者这一方面，最讲究商业性的出版公司居然会做得这么好，这不能让我们反思吗？特别是我们利用有限的书号大量出版一些市场上已经充斥满的“经典”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中学生在书店中高高兴兴地买下一本红与黑，因为它是一本经典，用的是全价，然而她不知道，同一本红与黑在很多的书店其实是半价的，而且有些版本的红与黑卖到三折。书号资源本来就是被限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用于文化创新的究竟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