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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向不是我写作的季节，何况，今年我的情绪特别低落。某种倦怠靶从冬季就尾随着我，把我紧紧缠绕，细细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无助的慵懒里，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尤其对于写作。
写作是那么孤独，又那么需要耐心和热情的工作。这些年来，我常觉得写作快要变成我的“负担”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怕失去了热情，我更怕亘古以来，人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于是，我也避免不了重复又重复写人生的爱、恨、生、死，与无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能摆脱写作，我想我们就真正解脱了！”
或者，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了解这句话。才能了解写作本身带来的痛楚，你必须跟着剧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的陷进去，你必须共担他们的苦与乐，你必须在写作当时，作最完整的奉献，那段时间中，作者本身，完全没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长夜里，思索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经奉献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该欢笑的岁月，包括那些阳光闪耀在窗外，细雨轻敲着窗棂，或月光洒遍了大地的时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说昨夜之灯中写了一段：“全世界有多少灯？百盏，千盏，万盏，万万盏
你相信吗？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盏灯光下，有“我”这么“一个人”“孤独”的把这些故事，不厌其烦的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
于是，我会问“为什么？”于是，我会说“我累了。”我从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有“使命感。”当初，吸引我去写作的是一股无法抗拒的狂热，其强烈的程度简直难以描述。而今，岁月悠悠，狂热渐消。于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这份倦怠靶中浮沉着，几乎是忧郁而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布，我要放弃写作了。又隐隐感到莫名的伤痛，好像“写作”和我的“自我”已经混为一体，真要分开，是太难太难太难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热的岁月里，我就把“自我”奉献给了“写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蓦然回首，才发现茫茫世界，竟然无处有“我。”这种情绪很难说清楚，也很难表达清楚，总之，今年的我颇为消沉，颇为寥落，而且，自己对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无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帮助我。
七月，天气很热。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沉在河流的底层”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才十几岁，懵懂中只觉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却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后，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厌其烦的引用这个句子，说来惭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现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惭愧！我还是不太懂。我给了它一个解释，河流是流动的“沉在河流的底层”表示“动的是水，静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过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这解释对不对，我的心情确实如此。
就在今年这样一个七月的日子里，有封来自屏东万峦乡的短短小笺，不被重视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简单的写着：“琼瑶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认识我，希望以后你能认识我，很奇怪，是吗？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一直想写但写不出来，一个我的故事，我和“鸵鸵”的故事。“鸵鸵”是她的乳名，一个发音而已，湖北话。她今年二十四岁，我二十六岁。她和我在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点十分在同学的舞会中认识，这其中发生了许多许多感人的事。她那儿有我完整的资料：信、素描、字画、各类的东西。我这儿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记，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资料均有，但我写不出任何一个字。请帮我一个忙好吗？帮我写出这个故事。
此祈愉快
韩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佩，我叫她‘鸵鸵’。辅大。我本名就叫韩青，文大。
请联络：我家电话（八七）八八八xxx。”
这封信没有带给我任何震荡，因为信里实在没写出什么来。而这类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搁置在一旁，几乎忘记了它。几天后，我收拾我那零乱的书桌，又看到了这封信，再读一遍，我顺手把它夹在“问斜阳”的剧本里。
再过几天，我看剧本，它从剧本中落了出来。
怎么？“它”似乎不肯让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读信。读完了，看看手表，已经是半夜了。屏东万峦乡，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韩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该听听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不想写任何东西，听一听总没有害处。而且，某种直觉告诉我，写信的人在等回音，写信的人急于倾吐，写信的人正痛苦着
他需要一个听众。于是，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感谢电信局让台湾各地的电话可以直接拨号，而且没有在每三分钟就插嘟嘟声，来打断通话者的情绪。我接通了韩青，谈了将近一小时。然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把你的日记、信件、资料统统寄给我，可是，我并不保证你，我会写这个故事，假若你认为我看了就一定该写，那么，就不要寄来！”“我完全了解，”他说，很坚定。“我会把资料和一切寄给你。”三天后，当邮局送来好几大纸盒的信件和日记时，我简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还有多少待办要办和办不完的事，我如何来看这么多东西？但，在我收到这些东西时，我忽然想起了乔书培（另一个寄资料给我的人，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彩霞满天）。于是，我安安静静的坐了下来，安安静静的打开纸盒，安安静静的拿起第一本日记有张照片从日记本里落出来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里是个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个长发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浓眉大眼，是个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齿，笑得露出两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纯纯的样儿。我放下照片，打开日记，扉页上写着：“我堕落于五百里深渊，
而鸵鸵，你使我雀跃。”
我开始看日记，开始看信件，由于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阅。韩青必然是个很细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编号，鸵鸵必然是个很细心的女孩，每封信里都有确切的写信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奇怪吧，韩青寄来的资料里竟有双方的信。）几天之后，我仍然没有看完这些资料，但，凭我的判断，这故事并不见得惊逃诏地，或曲折离奇。可是，它让我感动了，深深的感动了。不止感动，而且震动。感动在那点点滴滴的真实里，感动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动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中。等不及看完这些信，我再打电话给韩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台北？当面把你们的故事说给我听？”我问，不忘记再补一句：“可是，我不一定会写。”
“可能，太可能了！”他急切的说，几乎马上就作了决定。“八月一日是星期天，我不上班，我可以乘飞机来台北，不过，你要给我比较长的时间。”
“好，整个下午！”我说“你下午两点钟来，我给你整个下午的时间。”约好了时间，我在八月一日未来临前，再断断续续的看了一些资料。心里已模糊勾出了他们这故事的轮廓。到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刚吃完晚餐，却突然意外的接到韩青的电话，他劈头就是一句：“我能不能跟你改一个谈话时间？”
“噢！”我有些犹豫：“我想想看，下星期”
“不不！”他急促的打断我。“现在，如何？”
“现在？”我吓了一跳。“你已经来台北了吗？”
“是，刚刚到。”“哦。”我再度被他的迫切感动了，虽然，那天晚上我原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好，你来吧！”
七月三十一日晚间八时半，韩青来了。
在可园，我的小书房里面，我们面对面的坐了下来。
韩青，中等身材，不高不矮，背脊挺直，眉目清秀，有股与生俱来的自信和自负相。穿着白衬衫，蓝色长裤，打着领带，服装整齐。头发蓬蓬松松的，眼睛大大亮亮的，眉毛浓浓密密的，嘴唇厚厚嘟嘟的。他坐在那儿，有些紧张，不，是相当紧张。一时间，他似乎手脚都没地方放，他解开袖口，虽然房里开着冷气，他却一个劲儿的挽袖子，掏手帕，弄领带我把烟灰缸推给他。“从你的日记里，我知道你抽烟，”我说，鼓励的笑，想缓和他的紧张。“可是，我忘了给你准备香烟。”
“我有！”他拿出一包长寿，又找打火机。
点燃了一支烟，烟雾袅袅上升，慢慢扩散，他靠进椅子里。我抽出一叠稿纸，在上面写下：“一九八二、七、三十一，韩青的故事摘要。”
然后，故事开始了，时间要倒回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