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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谢于这个时代的
作为一个上世纪60年代前半段出生的人，生活、工作压力从未减轻过，自己这辈子也绝无可能混入上流，更没有拍当政者马屁的必要和天赋，但我依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个人带来的益处：
我的嘴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它的功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展：由吃饭、喊口号、对着牲畜骂脏话，给阶级异己分子无中生有制造罪行，到了能发些牢骚；能对领导说些废话，能在媒体上灌两句水表达一下自己的委屈而不至于被隔离审查被视为非法。
我可以不走那条只有当官才算有成就，才能过得像个样子的独木桥：这年月，当官固然是成就，学问做好了是成就，不会被骂成知识越多越反动当成牛鬼蛇神；戏演好歌唱好是成就，不会被以往般蔑称为“就一个戏子”；挣钱多了是成就，不会再在乎奸商之名担心尾巴被割掉；连丰乳翘臀唇厚细腰，乃至敢脱敢说敢用身体写作的，社会都给了生存空间和展示舞台。只要自己还有些资源，还不失努力的意志和勇气，从捡垃圾摆地摊，到面壁苦读勤学苦练，更多人能够开拓出传统生存方式以外的渠道。
我可以不入党被看作是一个正常人：如果退后20多年，我不会再因一张党票拒绝争先恐后给辅导员干家务抱孩子而遭受同窗歧视；不会在历次政治动荡中被列为部门党员暗中监视的对象；不会被导师私下循循善诱，让我违背革命不是请客如吃饭的领袖语录入党，而遭我拒绝时的愤怒；不会在毕业分配的派遣书上特意附上一张“虽不是党员，但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的耻辱卖身符。不仅如此，而且我还可以直截了当告诉自己的儿子：是否入团入党是你自己的事情，做个正直善良之人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社会，我不会因我儿子非党非团而遗憾，永远也不会。
我遭受政治迫害的概率大大减少：小学二年级时曾不慎踩了印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片被全班揪斗；曾因在田埂上读红楼梦被年轻的男老师贬斥为资产阶级低级下流；八九风波中我在北京参加研究生面试按时返回工作单位，没有什么行为也没有携带传单，下车就被隔离审查，一度丧失人身自由我想，现在该不会了。
我可以不一生靠一份工资和一个单位过活：在一个终生只靠一份工资和一个单位别无生存之道的城市体制中，我们事实上也就出卖了个人自由，你的收入，你的工龄，你的住房，你的福利牢牢拴住你，即使你对那份职业极其厌倦，你被上司欺负到了老婆女儿被霸占的程度，不少人也只能忍耐。而现在则不同了：可以自己买房，买保险，可以跳槽，可以检举，可以从卖瓜子起打拼。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把爱放在政治前头：比如我不会有像我的远房亲戚那样按照个头高低，给这个老实木讷的甘肃老兵派对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上海姑娘而终生遭受老婆虐待的遭遇；也不会如我现在的老同事样，当年谈恋爱必须有第三个人在其中监督的尴尬别扭。这年月，爱未必是爱情，但不论是爱人，爱官位还是爱钱爱学识，乃至爱对方的地痞流氓相，平常人一般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在众多人那里可以得到自由了。
我可以不赶时髦：我不再在乎别人的发型别人的穿着代表什么政治立场，而且必须效法；不在乎现在流行喊什么口号必须背诵熟谁的语录谁的指示；我坐在会场听完什么大政方针时鼓掌，这是给主持方以支持和面子，不鼓掌谁也说不出我什么，更没有人敢来追究我背后的动机。巴掌是我的，我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谁要侵害我跟谁过不去！
我逃脱了饥饿和物质严重匮乏的折磨：减肥比挨饿要好受；限制食盐和食用油用量比没有油盐吃好受；吃胖了锻炼身体比饥肠辘辘眼前冒金花劳作好受；出门有车坐家里有电灯比除了绿色再什么都没有的生活舒适和丰富；吃饱了再骂比饿得没力气说话有底气。
是的，我承认这个时代个人的孤独和无助，不否定自己承受的压力和艰辛。但能够取得自己较为宽松的精神空间，能够尽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却让我感到苦有所值，尤其对我这个个性很强不谙世事的穷书生！
当然，这个时代有许多许多令人不满和憋气乃至愤怒：因非法逼供丧命的；没有暂住证被虐待致死的；为了城市容貌的干净整洁被遗弃到深山密林从人身上予以彻底消灭的；自家房屋遭拆被赶到地窖里的；为防止其上访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为亲人的医疗教育费用出卖身体器官的；为个人或体制当了替死鬼直到地狱门口搞不清自己死因的，住不起房子流浪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时代进步了：群体迫害在减少，呼喊渠道和个人选择的机会在增多。还有，任何时代或许都有弊端，离我们百年之内的就有孙中山革命、有陈独秀否定中国几千年的辉煌文明、有鲁迅的呐喊；有杨杏佛、闻一多、张志新的鲜血。能够允许我们呐喊，允许我们质问或批评而多数人不会进到监狱里，或许也算是时代进步和读书人存在的价值之一了。我的一朋友最近从朝鲜回来，她告诉我：到朝鲜必须履行“三不谈”：一不谈政治；二不谈军事；三不谈经济，也不许随便照相。这让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前著名摄影师安东尼奥拍的名为中国的影片的遭遇：他仅捕捉了随地吐痰等不良恶习，便被作为反华影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