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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对面是一卖板面的小摊，在路边露天经营。每天早晨我来上班时，对面的生意就已经客流如梭、红红火火了。
经营这个小摊的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妇，在这里安营扎寨已有些时日了。那“啪！啪！啪！”的摔面声从早上一直响到下午三点多钟，随着食客的渐渐稀少，那摔面的声音才会渐渐地稀疏下来
隔三差五，我会到小摊上要碗板面来调换一下口味。红的油、绿的菜，鸡蛋、辣椒，还有少量的牛肉末。吃上一碗，寒冷的冬天能让你出一身的热汗，很是舒服！
板面很实惠，三块钱能吃个腹胀肚圆，这就吸引了大批的民工光顾这个小摊。这里紧邻一个大的建筑工地，民工们吃不起饭馆，这里便成了一个绝好的就餐之处。
夫妻两个都少言寡语，不似别的小生意人那么巧舌如簧、甜言蜜语、哥长妹短地和顾客搭讪调侃，他们只是默默的做着他们该做的一切，然而生意却出奇地好，这可能源于他们的手艺，亦或是这个地理位置的缘故吧。
我是个不善言谈之人，虽然和他们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却没有和他们有过甚的交往。只是有一次我把钥匙拉在屋里了，便找了那个身材瘦小的板面男人钻窗户帮我开了门。从那以后，我会在客人稀少时跑到对面聊上几句。才得知，看似四十多岁的他们其实比我还小几岁，有仨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我惊诧于他们把那么小的孩子扔给父母，从千里之外的安徽跑到石家庄来经营这个小吃摊。
女人凄然一笑，说，没办法呀，孩子三个月就托付给他奶奶了，过年回去，孩子竟然不让抱了，不知道俺们是谁了。女人别过身去，擦拭着眼角溢出的泪水。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女人的酸楚。
他们说，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不出来做事，日子没法过，虽然苦了些，但总要养家糊口，不得不常年漂泊在外。
我常常为他们的处境唏嘘不已。
去年腊月二十七那天他们没出摊，知道他们是回老家了。我曾问过他们，今年那么大的雪，也影响到你们那里了吧，还回去吗？他们说，是的，雪很大，路难走，所幸的是，早就预定了回家的火车票，倒是不用发这个愁了。
一年没和孩子们团聚了，没想到正月初十刚过，他们就又在对面支起了锅灶，开始了这个小吃摊的生意。那时光顾的食客还很少，生意显得很是萧条。
我问他们，怎么不在家多呆几天，民工们大多还没返城呢，没多少人吃饭。
女人说，何尝不想呀！过年带回去的几千块钱，给双方老人花花，给孩子们买买衣服，买上点年货，也就所剩无几了。俩大的孩子开学又得交学费，都是钱，不出来行吗？
女人的话也许含有水分，他们辛苦一年不至于只挣几千块钱吧，我想。但也绝不会宽裕
这段时间，食客像被一夜的春风刮来似的，小食摊前骤然食客盈门、热闹非凡起来，高峰时竟然排起了长队。生意前所未有的红火。夫妇俩喜形于色，溢于言表。
“乐极生悲”这个词真是至理名言。
中午时分，正是一天当中生意最好的时候，一辆客货汽车噶然停在路边，车上下来三个身穿制服的城管人员，二话不说，吹风机、蓄电瓶统统扔到了车上。那一箱子的面条，那整袋的青菜，洒落了一地。
人聚了很多，好奇心驱使我也跑到对过。一执法人员正在开一张单子，夫妇俩傻傻地站立一边。
男人接过单子低头看着，女人低低的咕哝着什么。
不知什么原因，一向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原则的我，竟上前询问执法的城管：“这个地方不允许摆摊吗？”
城管点点头：“是！”我又问：“这些东西要没收吗？”
城管说：“交了罚款可以退还。”
我还问：“交了罚款是不是还能继续在这里摆摊经营呢？”
城管说“当然可以了！”
“那就是说，只要给你们交罚款，这里是可以经营小吃摊的喽？”我步步紧逼。
城管忽然警觉地看着我，问道：“你问这些干什么？你和他们什么关系？”
我说：“看客！”
制服们开车走了。聚集的人群慢慢散去。夫妇俩开始收拾残局。
我问：“你们怎么办？”
男人说：“交几百块钱就能了事，他们不是不让在这里经营，只为罚款，以前也是这样。”
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租一个临街的门脸经营呢？”
男人苦笑笑：“不是不想，是租不起。我们也不愿意每天把这些家什拉来拉去的，我们也不想整天风吹日晒的，我们也想有个稳定的经营环境，但那样我们挣的一半的钱都得交了租金。他们的罚金要比租金便宜，所以我们宁愿挨罚！”
我愕然，无语。
男人说，下午要给城管送去罚款，要几百块钱。
几百块呢？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们过了年还没有挣够那几百块钱。
我忽然感到，也许那夫妇俩一直在感激城管部门的照顾。如果不是城管的以罚代驱，哪里会有他们的生存环境呢？
明天还会和往常一样，我想。小吃摊依旧会红红火火，民工们也依旧离不开这廉价的饭食。
看来民工们也该感谢只罚款不驱撵的城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