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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个叫黄巩的进士，历职做到了武选郎中，官不大，却很有气节胆识。明武宗要南巡，黄巩进了一篇疏来劝阻，因逆龙鳞被罚跪午门五天。听说皇帝还是要出巡，黄巩说“天子出，吾当牵裾死之”于是又坐了二十多天的牢，还挨了五十记廷杖，被剥了官职，贬为平民。落职闲居后，便潜心著述，有时候家中没米煮饭了，他也不以为苦，经常对人说：“人生至公卿富贵矣，然不过三、四十年，惟心身行道，千载不朽。”与黄巩一同上疏谏阻南巡而获罪的，还有一个叫陆震的武选员外郎，他在牢中还能“与黄巩讲易经九卦，明忧患之道”被狱卒打得快要死时，也不忘留下遗书勉励儿子继其忠孝。黄、陆二人是个言官，为了进谏，全然不顾身家性命，尽心尽职，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黄、陆二人这样以国家利益为上恪尽职守的官员，在明史中俯拾皆是，如杨溥、杨士奇、于谦，中叶以后还有海瑞和顾宪成兄弟等人。反观今天的社会：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项拨款造成巨大损失；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因收受贿赂款物合计4109万余元被判死刑；杨秀珠贪污系列案至今已牵涉出12案14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1人，厅级干部2人，涉案总金额近亿元这是一笔让人理得头疼的细帐。那些没查处出来的蠹虫还有多少，我们暂不好说。较诸明初士大夫们，这些干部的待遇且不说有多么的优厚，至少不像黄郎中那样穷到没米下锅的地步吧？可他们就是想不通，在这帮人看来“君子固穷”实在迂戆可笑，别人都在谋“发展”你又何必苦守清廉自命清高呢？在职时不趁早捞点儿，下台后想捞也捞不到，是很吃亏的，死了之后，谁还记得你呀？钱物从手中过，不要没有人会说你的好，不要白不要。这大概就是贪官们的思维逻辑和内心隐思吧。可人算不如天算，孙猴子再厉害，也跳不出如来的掌心，贪婪的背后有恢恢法眼在盯着。原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某不敢将受贿的钱存入银行而分装成八个纸箱在家搁着，最终还是东窗事发，戏剧般落马，让人瞠目结舌之时又倍感滑稽可笑。这些人终归没有跳离世俗的羁绊，更别指望他们能“明忧患之道”了，人民又哪敢指望这种干部会有什么忧国家、非私计的高风亮节呢？
“惟心身行道，千载不朽。”抛开封建伦理观念的成份，如果把“道”的内涵诠释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那么黄郎中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黄郎中们的誓死卫“道”的敬业精神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秉公忘私豁达慷慨的干部。从中国俸禄制度史中的记载来看，今天官员们的工资待遇较诸明代要优越很多，特别是公务员制度所主张的高薪养廉与明代所要求的低俸彰廉更有明显反差。然而另一个明显反差却是，低俸的明代官员大多能廉洁自守，而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比其他职业要好的今天的公务员们，却前“腐”后继，呈现出腐败接力赛的景观，尽管腐败官员只是部分同志。中国共产党八十余年的历程中，贪官越挖越多，金额越查越大，贪官年龄也越来越小，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得不让人深思更为深层的缘由了。不妨从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教育上作一点比较分析吧。众所周知，明代的科举是八股取士，考试范围是四书和五经，这些文章的主题思想就是教人要仁、义、礼、智、信，当然，延伸一下还包括忠、孝的内容。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认知模式通过教育长期对士人薰染陶冶，影响是显著的也是积极的，明初官员大多都有着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和“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傲峻。在清流们看来，名利事小，失节事大。注重名节的士大夫们对物欲看得淡了，也就有了一种超然脱俗的姿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所以他们能够保持一种崇高的人格和至尊的品味。而我们这个以市场经济为转轴的工商业社会，企业、事业、机关似乎都在变着手法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学校追求“利润”就巧立名目多收学杂费，医院追求“利润”药价就飙涨，名艺影秀追求“利润”就代言虚假广告，机关领导追求“利润”就大肆收受贿赂，无一不将“道”与“德”踩之脚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很脆弱的情况下，这种片面强调“利润”而一再冲击着道德底线的畸形发展，对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是很巨大的。只要有钱赚，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成克杰们的腐化堕落，医疗改革的失败，娱乐圈内的艳照事件，嫖幼和小学女生卖淫，与这种无视“道”、“德”的社会氛围不无干系。受市场经济法则影响，应对人才市场需求的教育也变成了一种功利教育，而在这种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均为功利所扰，停留在了“器”的层面上，缺少明初官员那种深入骨髓的从廉守洁卫“道”无悔的精神支柱，缺乏“慎独”的自觉。而这应该是现代教育事业的不及之处吧。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今天，求职者为生存所迫（有的是为了生活得更舒适些），多半会考虑选择技术性专业以便在将来的人才市场中“售”个高价。更有甚者，出于增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考虑，相关职能部门称，就业率低于30﹪的专业予以取消。于是，以人文薰陶为旨帮助人们建立正确人生观而不以培养技能为要的道德建设和人文教育，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渐渐被人淡忘着。即便是在读文科生因惮于就业压力，恐怕大多也已改初衷而转学第二专业了。而这种功利教育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那种无视“道”“德”的社会氛围，彼此陷入了环环相扣的怪圈。道德建设在市场经济磁场中的短损和疲软，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权宜之计，取消就业率低于30﹪的专业倒也无可厚非，但若是长期如此，只怕时间久了，这些被取消了的专业就后继乏人了。
欲壑是填不满的，高薪只是推动廉政建设、预防官员腐化的物质前提，它是确保官员廉洁奉公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与廉洁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明初薄俸低禄，为什么反而有那么多官员能洁身自好不渝清流呢？笔者并不是刻意诋毁改革发展的成果，非议国家政策，更无复古之意，只是借之作一番剖析，以寻些许治世良方。中国古代只一味注重形而上的“道”忽略了形而下的“器”的作用，我们今天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又一味地看重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的技能短长，补上技术的课。若是几十年甚至只需十几年之后，社会出现严重畸变，那时我们又要补上什么课呢？何况现代社会已经呈现出畸变的征兆，西方社会中那种缺少人文内涵的粗放型的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恶化、物欲膨胀、人伦错位不就是人类曾经走过的弯路吗？怎么就不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鉴戒呢？痴愚的巫山县晏某说，他受贿只是为了过过数钱的瘾。一语道出了高薪未必养廉的无奈和社会道德教育的缺憾了。包括教育体制和公务员制度在内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干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切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缜思之，慎试之。
但愿科学发展观能科学地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