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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我却一点也不懂得父亲的心意，不到六岁就被父亲送进了学堂。
学校位于村西的寺庙前，北面是高大的庙宇，蓝砖青瓦，巍峨壮观，据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虽然里面没了供奉的佛像，还是让人感到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庙宇前面是一片空地，这既是全村群众大会的场所，又是学生的操场。一对篮球框架，两幅水泥乒乓球案板，成了学生们最好的体育活动场所。再往南面，便是由东房、南房和西房组成的院落。这些房屋既作围墙，也作教室、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院中十几棵古柏把学校掩映得郁郁葱葱的。
校园南面是一个跨院，跨院里有一眼水井，一架水车，七八棵桃树，还有三两畦蔬菜，显得精致，小巧，生机勃勃。
学校的东面是一条大道，道的东面是一池荷塘，学校的南面也是一池荷塘，塘的岸边绿柳低垂。两池荷塘被大道隔开，一座石桥又把两池荷塘连在一起。清澈的塘水无声无息地通过石桥，整日整夜不停地流动着。田田的荷叶，像一把把碧伞。鱼儿们时而越出水面发出啪叽的响声，时而撞得荷叶摇动起来。学校西面有一条沟渠，清清的渠水由南向北欢腾着。“曲港跳鱼，圆荷泄露”如果在这里体验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一定别有一番情趣。
刚入学时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赵教师教课。他整天板着面孔，威严，令人生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用教鞭维持秩序的管理方式，让我们一上课就盼望下课，一上学就盼望放学。村里人都说他教学教得好，但我一直体会不到，最多也就是严厉些吧。拼音部分没教完，他便不再教我们了。这对于我们倒是一件幸事。
天有不测风云。到了二年级时，文革像暴风雨一样袭到了学校，这时才知道原来教我们的赵老师是地主出身，自离开我们班后再也没任过教。此时，他遭到了红卫兵的猛烈轰击。批斗会上，让他低着头，弯着腰，伸着臂，摆着飞机势，站在板凳上。周围几个小将历数着他的累累罪行，愤怒时把他从板凳上拳打脚踢下来，接着让他再站上去，然后再打下来，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一连几个星期的批倒批臭，他再也没有翻过身来。真是好笑，一位老师昨天还在批评、教育他的学生，今天他的学生又开始批判、揪斗他了；昨天他为了他的学生成长站在讲台上，今天他的学生为了把他批倒批臭让他站在板凳上。
校园外面整天给牛鬼蛇神们戴上一丈多的尖帽游街示众，校园内外大批判的标语和大字报比比皆是。口号阵阵，人声鼎沸，与优美甜淡、被翠柏掩映、清水环抱的校园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飘叶狼藉随逝水，落红纷乱入急流。大概许多教师受到了冲击，教我们的老师也总是不停地更换着。好几位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淡了，已经说不上他们的特点来。只有一位老师虽然任课不长，倒是印象多一些。他是我们村里的一位青年，有些土气，但那一腔舒缓优美的男中音，那一双热切的期盼的眼神，那由浅入深的清晰思路，那不启不发、恰到好处的教学方法，使我们每个学生的大脑都紧紧地跟着他的思路驰骋，没过两天学生们都喜欢上了他。可好景不长，不知什么原因，很快他就离开了学校。“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我常为他惋惜，一个优秀的教师苗子，还没等放开叶子，就“梦随风万里”了。
五年级是我记忆中的一个转折，学生生活的记忆逐渐多了起来。上了两个五年级，先后遇到了十来个任课或代课老师。第一个老师任课没有一个月，桌椅被学生们捣毁了一半以上，大部分学生要站着听课，教室里一片狼藉。第二位是一位女知青，苍白的面容，弱小的身材，但管起学生来认真、大胆、负责，虽然一时遭到个别学生的围攻，还有的学生在大街上画她的头像，加上不好听的留言。她却不怯懦，很快班里的正气就升了上来。第三位老师一上课便出了一黑板数学应用题，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做有一些难度的题，一道比一道有意思，一气完成，真是津津有味。然而，教我们的老师总是千变万化。五年级中，村里的一位男青年任课时间最长，我们学到的东西却最少。他最终把我们糊里糊涂地推入了中学年代。
初中时期，正赶上学校搬迁，由村边移到了村外。从此，我们离开了水籁低鸣的荷塘，离开了浓郁苍翠的古柏，离开了趣味横生的柳下桃溪，来到了一个刚刚平整了满处乱坟、经常冒着风沙或踩着泥泞的野地里。在建校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搬砖、运石、修路、平整操场。原来校园中的十几棵翠柏也被作了建设新校园的木料。那个幽静的校园从此灰飞烟灭了。
“雨轻风色暴”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多情却被无情恼”初中毕业后，本来按成绩我还是能勉强升入高中的，可是落了马。幸亏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很重视，托了人才入了学。在高中，我遇到了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语文老师，他的讲课不停留在传经授道上，而更多的是结合实际教给学生生存方法和进取精神。他的教学理念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提倡自食其力，带领学生们勤工俭学，每个学生勤工俭学得到的收入远远大于学习费用的支出，这与原来的因勤工俭学所得收入归学校的情景完全不一样；提倡用深层次的目光看待事物，不人云亦云。他对样板戏情有独钟，便讲边唱。他还讲三侠五义等小说和故事，带得全班学生都看小说。虽然他对课业知识传授得不够尽善尽美，但总透着一种新鲜的气息。“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幸运的，在当时的“八股堆”里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以外的更宝贵的营养。
人的每个十年都是站台，大家都是过客；每个十年都是一个转折，人生都会产生一个飞跃。我的学生时代，尽管处在文革十年，但我们的老师们在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阶段还是给予了方方面面的营养；虽然有的老师给予得多一些，有的少一些，但最终我们还是依仗这些营养很好地选取了自己的人生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