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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婚外恋，很久以前，大概在十八世纪之前吧，在欧洲及北美洲，还是有很严厉的刑法对此进行惩罚的。这种情形在霍桑的红字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美丽的白兰因此而坐牢，并令她终身佩戴象征着耻辱的标志——红a字。白兰在忍辱含垢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成立以来，两种具有特色的社会人物出现：妻子和情夫，和当乌龟的丈夫。一夫一妻制和公开的蓄妾，使得通奸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法律的禁止和严厉的惩罚，都是徒然的。”现在，有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第三者”插足。以如今社会的开放程度，几乎已不存在社会的惩罚，已将此列为个人隐私加以尊重、宽容了。虽然，某种程度上仍会受到传统道德的谴责，但也是微乎其微。
与法律同工异曲的另一种惩罚手段是传统的道德谴责。这个例子来自于日本。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人证中，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女服装设计师，为了遮掩自己过去的经历，谋杀了从美国来寻她的黑肤私生子。黑儿子来找她时，手里拿着她与其父当年的订情物——一顶草帽。于是就有了断肠的电影主题歌“草帽歌”：“啊，妈妈，我的妈妈我的草帽已丢失，妈妈，我的妈妈”
黑孩子与红a字一样，是一种女人不忠的标志。与白兰忍辱负重的“赎罪”不同，这个“妈妈”果断地除掉了她身上的红字～她那黑肤私生子。儿子唱着“草帽已丢失”——那象征着来自阳光般金色的希望和对母爱渴望的草帽——去了天堂。
如果，这位女服装设计师愿意如同白兰一样向公众展示她的“红a字”的话，那么，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将是现任丈夫及其儿女家人的唾弃，还有社会的谴责和不容。虽然，她生活在二十世纪文明的社会里，法律不会追究。
在当今，凡大多数现有的和曾经有过“婚外恋”的女人们，仍然生活在自责自怨的罪恶感中，她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完完全全从“偷窃”般的罪恶感中超脱出来。
此乃不是自讨苦吃吗？
让她们自讨苦吃的原因理由有千条万条，笔者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即：一是反抗与报复；二是寻找所谓的“爱情”
无庸置疑，报复的成分在女人“红杏出墙”中占主要地位。西蒙波娃说：“妻子对丈夫的失望，往往比对他的怨恨，更能使她投向情人的怀抱。”如果，一个女人在恋爱及初婚时期对其丈夫抱有过高的期望值，随着一起共同生活时间的延长，她会发现自己的丈夫不是原来自己相中的“那一个”于是，她失望，觉得生活欺骗了她，丈夫欺骗了她。在女人的头脑中，婚姻、生活、丈夫是一个概念。她报复了丈夫，也即报复了生活加于她身上的不公平。此乃其一。其二，对于一个自尊心过强的女人来说，如果她有一个过于强大的丈夫，而她又无力将他超越，这个妻子或如同反抗父母权威的少年一样，给丈夫找麻烦；或如同少女找个不争气的男朋友一样，对父母示威。然而，当其情夫或男友试着说服她离开其丈夫而与自己结婚时，就如同说服少女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困难。因为，她反抗的基点仍然出自于对她反抗偶像权威的崇拜。这种崇拜大多数处于本人未曾察觉的潜意识状态。
导致女人“红杏出墙”的另一原因，是丈夫寻花问柳生活作风的不检点。为了报复这种“违约”丈夫，女人采取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便是也去找一个情人。如果“新人”比“旧人”有优势——哪怕仅仅是感情上能给予她更多一点，都会使这个女人毫不犹豫地抛家不顾（有例外，为子女为物质生活，有的会暂时在旧家栖身），投入情人的怀抱，重建家庭，开始新生活。
姑且放下离婚大战过程的艰难不谈，只从获得了这一胜利给偷情女人带来的心理感受来谈，它甜蜜吗？愉悦吗？幸福吗？回答是否定的。这种胜利给她带来的幸福感是短暂的，伤害依然存在。她的内心深处不会有永久的安宁了：犹如一个偷来的东西，虽然经过事后补交货款这个程序使之合法化了，但“偷窃”、“贼”的名声和自卑感将是一道抹不去的痕迹。另外，这“偷”来的东西会不会有一天也被别人合伙作案偷走了呢？俗话说“家贼难防”已有前科，双方会不会在心底深处都互相添加了一份疑虑和防范呢？又一句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成师傅”“有了第一回，不愁第二回”
她的幸福在哪里？幸福亦如飞走的小鸟，一去不复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