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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庄子所在的地方，人们都叫它“楚水”听祖辈人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昭阳的楚国将军，很会打仗，皇帝一高兴，就把我们这块地方封给了他；又因为我们这儿是水乡，站在干处，放眼任何一个面，都可以看见水，而且河汊一条条连着，上多石桥、板桥，窄窄的，供人行走，一出门，上了船，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楚水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的庄子，就在这楚水的西南。
庄子的南面是一个谷场，泥地，压得很结实，即使下雨，踏上去也是硬梆梆的。谷场临河种着一排柳树，春如烟，秋如叟，很好看。这个谷场，是全庄的中心。
谷场的东面是个小学堂，竹篱编的围墙。靠着围墙长着棵大槐树，枝干很长，叶子很茂，几乎盖着整个学堂。上学的时候，庄里的小孩从各处冒出来，进去之后，恭恭敬敬地叫了李先生，然后坐下，打开包书的蓝布，叽叽哇哇地念。等一下学堂，大家都到谷场的河边，或指着船上的小孩对骂，或拾了瓦片倾下身子往河里打水漂，或伸手到河里，掏出河边的软泥来，捏成碗状，捏好了，三兴家的水妞便把手一挥，叫道：“摔！”于是大家哔哔叭叭地把手里的泥块狠狠地往地上砸，谁的泥块摊得大，谁便赢得了所有的泥块。这种事，那时候干起来，总是很有趣。
学堂的南边是一个庙，已破落。里面只剩了一个老和尚，能文能武，除了做佛事，轻易不出来。人很和善，却不易接近，所以除了学堂的李先生和船上的介生叔，就再没多少人去找他。
谷场的北面是开磨房的阿三家，几间土坯草顶的大草房，草房顶上洒着些泥土，顶边散放着些砖块和破石，压着顶；一圈土坯草顶的墙，把这几间草房围起来。这院子的旁边就是磨房，也是草房，很破旧，整天传出“吱吱吱”的声音。常有人掮了这样那样进去了，磨了又掮出去。来人可以留几文钱，也可以留些掮来的谷子之类，不拘多少，主人家也不大计较。这家门正对着谷场，人又随和，因而非常热闹。夏天，庄里人都爱端了凳子或夹了席子到这里坐下来乘凉、聊天。成了家的男男女女，没有什么顾忌，便互相指着，开彼此身体的玩笑。或避了别人说一些别家的长短；孩子们呢，往往和老人们一起，听各种各样的掌故，看天上的星与对面河上的萤火和河中心的渔火；这时候，最少见的是大姑娘、小伙子，他们有他们的事。庄子里的好事坏事，大抵可以从这儿知道。
从这家再往北，分散着一间间草房，不规则。最北面又临一河，河边没有杨柳，只一棵榆树，瘦长，少叶。树下有一草房，水妞常在这树下玩耍，跟三兴一起做事。
谷场的西面是一块块不大的田地，全庄人都有在这上面或种或租，一切，都得从这上面来。秋天的时候，西风吹来，那庄稼熟了的气息，全庄子都闻得到。这时，谷场上是再忙不过，大家脸上都很瘦，看不出有多大的兴奋。
有时忙不过来，人们便会从谷场往南的河上，找些打鱼的来帮忙。我们那儿打鱼的，一年四季都在船上，很苦，一担鱼甚至换不到一担谷子。因而，他们不得不在打鱼之外，上岸来帮种田的做点事，混一些饭钱。这样，他们划着船四处走，到处都做，每个庄子都极熟，甚至有了落脚的地方。那地方，有簪花的女人做好了饭菜等他。
谷场最安静的时候是冬天，但要是飘了一些雪花，孩子们便会嬉笑着或打雪仗，或堆雪人，或躺在地上打滚。这时大人们则把手拢在袖子里，倚在门上看。看到有孩子摔倒，做出些狼狈样，不论自家的还是别家的，都大笑。等到家家烟囱上都冒出了青烟，庄子便又静了，只留下一地残雪，让天上的太阳懒懒地照着。
就这样，庄子里的人，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大抵淳朴而荒蛮，但有时又透着狡黠和豁达，他们不大懂得什么对与不对，凡事只是任心去做，因此，往往最能理解人又最不能理解人，什么事也都可能发生。
介 生 叔
介生叔是打鱼的，高高大大，极健壮，不喜说话，常穿一件玄色直裰。庄上人说介生爹是个败家子，生性好赌。等介生长大了，除了一只破船，什么都赌完了。介生娘也早就死了。介生恨他爹。他爹死的时候，他把船篙插在河中心，喝个大醉，醉了便狂笑。他狂笑之后，就拉长了鼾声，睡了好些天。
介生叔又是很能干的，除了船上的活计，翻地、插秧、锄草、收割、打场，都庄子里公认的第一好手。然而，除了打鱼、帮农活，他也常一个人撑了船去寻活路，常是一小包一小包地拿回来，也常送些新鲜玩艺儿给我们，搔搔头皮憨笑着，很和善的样子。
没有人知道他是去干了什么。
介生叔和庙里的老和尚混得极好。有时庄上几个年轻人比气力，三四个也摔不倒他，就是跟老和尚学的。
杨子和阿三结了婚。阿三是个痴人，杨子爹娘若是知道，是绝不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女儿送过来的。这都坏在媒人的那张嘴上，说只说是个老实后生。杨子舅舅便随了媒人去看，阿三正在推磨，清清秀秀的，确实一副老实样，能下死力，以为杨子下半辈子算是有了依靠，回去高高兴兴与姐姐说了，请来三兴等一班吹鼓手，吹吹打打把杨子送了过来。
杨子新婚晚上，坐在床沿，等着阿三来掀头盖。哪知横竖等不来，倒是听了隔壁的磨响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杨子醒来，掀了头盖，看看门槛上仰头傻笑着捉太阳的阿三，终于哭了起来。
杨子舅舅听说，伸出粗手打了自己俩耳光，骂道：“丢尽了老脸，竟被呆子骗了，把个心尖尖似的甥女送了！”
九月的庄上是最忙的。介生叔在谷场上帮阿三家扬谷子。我没事可干，便跟在介生叔屁股后面转。
天很热，太阳很辣，介生叔赤着膊，一身结实的腱子，皮肤被烤得黑红，有汗水在上面纵横着。不时，一阵小风吹来，介生叔一送手，扬起木锨，谷子便一窜多高，又缓缓地落下来，草屑就随风飘飘扬扬地荡出去，太阳照在上面，一闪一闪地发亮，很好看。
阿三在场边磨房里碾谷子。小黑驴蒙着眼，一圈圈地转，阿三也半张着嘴，跟着一圈圈地转，高兴起来，便“啊啊”地大叫两声。阿三身上收拾得很整齐，白褂子一直扣到喉咙，把一个清清秀秀的白脸憋得通红。
这时，杨子拎着一罐水往场子来，头发微微有些乱，在脑后松松地挽了个髻，插着一朵柳枝捋成的绣球。暗蓝底小花的斜襟布衫，第一个扣子敞着。好走近场子，便叫：“介生兄弟，喝口水吧！”一面就倒了两碗放在地上，叫阿三也喝。
介生叔一仰脖子喝完，看看杨子，搔搔头皮，一笑，又去场上了。阿三听见媳妇唤他，便高兴地一蹦一跳地跟着驴跑，嘴里很响地“啊啊”着。
杨子看看阿三，看看介生叔，愣了好一会儿。
后来，庄上便有人说杨子和介生叔好上了。一年后，杨子生了个儿子，模样绝象介生。阿三家人倒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孩子从了阿三的姓。
有人问介生，说：“杨子那小孩怎么不跟你姓？”
介生叔很有些不好意思，红了脸，搔搔头皮，憨笑道：“不管，姓什么好歹是我的种！”
一年秋天，收成很好，庄子里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人给枪毙了，在谷场上，说是通匪。我正在介生叔船上看拉鱼玩，便央了介生叔也带我去看。附近庄上的人都来了，人山人海，接着就听到两声枪响。等介生叔把我举到头顶，老头儿已伸了伸腿死了，有红的白的往脑子外面流。吓得不行，回去恍惚了一夜。第二天见着介生叔，也是一脸恍惚的样子，便笑话他如我一样胆小。
那大户人家被杀的第十天，谷场上又杀了一个人，那就是介生叔，犯做强人的事，我没敢去看。
有人当天晚上就聚在谷场上，望着介生叔那一只无主的小船，说难怪他大包小包往回拿，给杨子和孩子花花俏俏的衣服穿，原来是这么回事；人真是假得很，一不留神，就把坏人当自己兄弟了，又说某日晚和介生叔睡一处，想来后怕。
又有人说，杨子和这种男人好，可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立刻有人反驳，说他听过壁角，听见杨子轻轻地哭来着。
我爹在家里默了好些天，后来磕磕烟锅，叹口气，说：“可惜了一身好手艺。”
三 兴
第一次看见三兴，是在谷场边的河旁，介生叔点了篙送来的。三兴穿着长衫，身后跟着个小女孩。小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一脸生分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刚醒来，就听爹娘在讲，说三兴在城里给人家当伙计，做得好好的，不想主人家就破了产，只好带着女儿水妞回来。
三兴女人早就死了。若是有人和他提起他女人的事，他便会让人也和他一起，难受好一阵子。后来，庄子西面新守寡的二姨，觉得三兴人好，有情义，就托人做媒，要嫁给他。三兴却说，怕水妞受苦，虽然二姨是个好女人，始终也没答应。
三兴从小便被人带出门做伙计，庄稼活差不多是一窍不通。一回家，看别人都往西面地里，心里着急，也去翻地。别人翻地，一耙下去，左一磕，右一碰，一大块泥土就散开了，很轻松似的。三兴也学，一耙下去，只起出不大的一块，左一下，右一下，耙子就是碰不到土上，一小块泥仍是一小块泥。三兴没办法，只好捞起长衫，蹲下身去，伸出双手认真地把土捏碎。这样一直干下去，好半天，人累得散了架，也没翻出多大地方。下午，就没见他出来。第二天一早，三兴早早跑到渔船上，雇回一老一少俩人，帮他翻地。看这一老一少那满不在乎的样子，三兴只得一边叹气一边摇头。从此，庄上的男人们就打心眼里小看他，说地也不会翻，别说女人了，女儿他也养不活的。
三兴也惭愧，怨自己笨。其实呢，三兴实在是一点儿也不笨，只是干起农活来便不行了。
每到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三兴就带着他的女儿，坐在门口的树下拉二胡。女儿很像她妈，三兴轻轻地拉着，就觉得是拉给自己女人听。二胡声一律是很凄惨。娘听了，老是说：“这个三兴，拉得人难过呢！”
我照例要去听，后来，三兴一高兴便教给我。等我上了县城中学，就成了我课余唯一的消遣。
庄上的老人倒是看得清楚，知道三兴聪明，但总觉得他不务正事。每每谈到他，总说：“三兴这家伙，怎么种田就不行了呢？”
三兴种田自然不行，加上他又不善经济，平时生活，用钱也快，做徒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一年种田所得，也只够一年糊口。于是，三兴不得不在种田之外，凭着自己的一手二胡，去做吹鼓手，逢着人家红白喜事，便跟着一班人，行路乘船，吹拉一天，混上几顿饭，拿几个辛苦钱。
尽管这样，三兴待他女儿始终是很疼爱，不舍得她吃得差一点，穿得破一些。水妞也就出落得水灵灵的，十三四岁就很有些样子了。三兴自己总穿破的。水妞小虽小，倒也灵巧，三兴的衣服总是补洗得很好，很整洁，所以三兴虽然瘦了一圈，原先的衣服挂在身上，空荡荡的，但精神仍是不错，总乐呵呵的。
那时我已到县城去上学，每次回家，总要到三兴那儿去玩，吃水妞做的好东西，坐在一处说笑，和三兴谈论县城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水妞总在一旁听着，有时也红了脸，低了头，只是无声地笑。
三兴闲着，也教水妞认几个字。后来，又让我教。我说：“三兴叔，你就自己教吧。”他却不答应：“你是城里的学生，识字多，见识广。我不过小时候上了几天私塾，念了一本‘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哪行呢？”
然而几天后，我又去县城上学了。不到半年，我中学毕业，由于学业不错，又经常在报上写些文章，我先生就举荐我去一个学校当教员。过了两年，我就和先生的女儿结了婚，于是就不大回家。
几年后，大哥进城，告诉我，说我走后，水妞嫁了，庄北老万头的儿子，小时候和我打过架的，大老实人一个。也是水妞命苦，嫁过去不久，男人就害痨病死了。水妞典着肚子给她送了葬。后来又回娘家，仍和三兴守着。又说三兴和水妞原是很中意我的。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似乎从小藏在心里的一样东西在那天失落了一样。
于是这年年头，我赶回庄里过节。又有人说三兴死了。说水妞回家后，三兴不忍心让她做事，就一个人把什么也包下来，等到水妞生产，才喘过一口气来。但三兴的身体也就不行了。
这样，三兴家的地实在是种不了，就租了一半给邻家的阿二，剩下一半让水妞摆弄着。可是三兴那心底，怎么也不会让水妞吃苦，他依旧只要人家有事，不论多远，也要去吹拉一番，挣几个钱补贴家用。不多日子后，三兴又去给邻庄一家大户人家儿子结婚吹拉。那天，天很冷，雪积得有半尺厚。三兴为了御寒，吃了许多酒，回来时昏沉沉的，就走到河里，再也没能上来。二胡扔在一边，弦全断了。那天晚上，水妞央了好些人去捞，等捞上来，人早僵了，鼻子嘴里全是泥，衣服撕都撕不下来。
年三十的早上，天气格外的清冷，下着小雨。我推了门出去，地上很是泥泞，远处零星地传来一两声爆竹，使空旷的天地间有一种可怕的宁静。
我沿着小路朝三兴家走，一缕轻烟从他家的烟囱里升出来，飘上了天际，散在丝丝的小雨里，渐渐看不见了。
我走近房门，水妞带着孝，围着个白裙，双手沾满了做圆子的面粉，倚靠在门框上，脸上透着说不出的疲倦，黑而大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我，嘴里低低地说着：
“爹走了，你回来了”
李 先 生
我们庄上的教书先生，是个外姓人。庄上的老人请他来时，船前围了好些人。女人们都说，这先生长得白净，又说他女人小小巧巧的，一副很能持家的样子。而庄里剃头的胖三，却摇摇头，笑女人们见识短，说：“这个先生可了不得，除了五六箱书，就剩俩包裹。”
教书先生听了，向胖三点点头，浅浅地笑了笑，就请胖三和几个汉子把书搬下船，抬到学堂里。自己在后面小心地跟着，生怕碰着哪儿。
教书先生姓李，三十岁光景。住下后，就和他女人一起，在小学堂的篱墙旁，种上些牵牛之类，到了夏天，一朵朵便开得很盛。老槐树遮着整个院子，李先生穿着白短褂，坐在凉椅里看书，他女人便坐在一旁做女红。路过的人看了，不管路上船上，没有不说他们会过日子的。这时，胖三往往笑话别人，说：“你们不懂，这就是戏文里唱的‘红袖添香夜读书’了。”一边还哼起来，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剃头胖三极喜欢把自己和李先生放在一起。他的一张嘴很能说，每每谈及李先生，便眉飞色舞，手脚都活了。于是庄里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如何如何李先生的头发才一丝不乱，又如何如何胖三才使李先生在扇子上画上他所喜爱的螃蟹之类。
然而，现在细细想来，我总觉得李先生最好的朋友，却是庙里的老和尚。老和尚本是个秀才，出了家，在庙里不常出来，只是看看佛经、诗词之类。李先生常常去庙里，和老和尚一说便是好些时候。老和尚临死，指指书箱，盯了李先生好半天才合眼。李先生叹息了好久，才央人将书抬了回去，恭恭敬敬地一本本念。有时，我们听到李先生念到老和尚有字在字里行间，他便不免叫好，于是又是一阵叹息。
李先生和他女人都是极文弱的，吃得少，又很省俭，衣服只是干干净净象个先生就行。家里也是干干净净。里屋置了满满几架子书，纤尘不染。
自从老和尚死后，李先生晚上就再也不出去，只是念书。早上给我们教书，眼睛也常是红的。李先生教书，总是把要教的东西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一字一句地教给我们，从来舍不得把书弄脏。
那年李先生把书拿出来晒，胖三跑去说要帮他。李先生便让他沏上杯茶，坐在门口，铁塔似地守着。可李先生还是要不时地出来，给胖三添茶，说一两句闲话，拿眼瞟着那一院子的书。胖三很是认真，眼睛轮圆了盯着我们，不让我们近前，第二天就病倒了，说是满满一院子的书，若是丢了一本，怎么向李先生交待呢？
后来不多久，日本人就打了过来。记得是一天早上，刚醒，就听见河里有船“嘟嘟”响，一看，庄子里站满了黄衣服的人，拿着枪，叽叽哇哇说些不通的话。我和娘躲起来，气都不敢大出。
日本人闹了好些时候才走。
听大人们说，那天李先生家被好几个日本人围着，他女人被拖到院子里，只听到一声尖叫，又是几声枪响，有胆大的跑到谷场一看，已是血流满地。又看到日本人把李先生推到里屋，指着一屋子的书和他说话。李先生呆站着，不知看着什么地方。日本人就笑了，用刀逼他站在屋角，从架上一本本地把书拿下来，一页一页慢慢地撕，扔在李先生面前，还笑。李先生大叫，捶胸扯头，眼睛里面通红，就要往外跑。可日本人不许。于是李先生便昏了过去。等日本人走了，庄里人马上跑过去，打耳光，掐人中，好不容易弄醒过来，已然疯了。
李先生打那以后，身上总是很脏，头发又长又乱，见了书或纸一类的便撕，成天不说也不笑的，就是胖三见了他，也要唾两口。
隔了好些年了，我还记得李先生刚来我们庄，娘常常教训我，说：“孩子，你怎么这么脏，看看人家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