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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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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庄子所在的地方,人们都叫它“楚水”听祖辈人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昭阳的楚国将军,很会打仗,皇帝一高兴,就把我们这块地方封给了他;又因为我们这儿是水乡,站在干处,放眼任何一个面,都可以看见水,而且河汊一条条连着,上多石桥、板桥,窄窄的,供人行走,一出门,上了船,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楚水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的庄子,就在这楚水的西南。

    庄子的南面是一个谷场,泥地,压得很结实,即使下雨,踏上去也是硬梆梆的。谷场临河种着一排柳树,春如烟,秋如叟,很好看。这个谷场,是全庄的中心。

    谷场的东面是个小学堂,竹篱编的围墙。靠着围墙长着棵大槐树,枝干很长,叶子很茂,几乎盖着整个学堂。上学的时候,庄里的小孩从各处冒出来,进去之后,恭恭敬敬地叫了李先生,然后坐下,打开包书的蓝布,叽叽哇哇地念。等一下学堂,大家都到谷场的河边,或指着船上的小孩对骂,或拾了瓦片倾下身子往河里打水漂,或伸手到河里,掏出河边的软泥来,捏成碗状,捏好了,三兴家的水妞便把手一挥,叫道:“摔!”于是大家哔哔叭叭地把手里的泥块狠狠地往地上砸,谁的泥块摊得大,谁便赢得了所有的泥块。这种事,那时候干起来,总是很有趣。

    学堂的南边是一个庙,已破落。里面只剩了一个老和尚,能文能武,除了做佛事,轻易不出来。人很和善,却不易接近,所以除了学堂的李先生和船上的介生叔,就再没多少人去找他。

    谷场的北面是开磨房的阿三家,几间土坯草顶的大草房,草房顶上洒着些泥土,顶边散放着些砖块和破石,压着顶;一圈土坯草顶的墙,把这几间草房围起来。这院子的旁边就是磨房,也是草房,很破旧,整天传出“吱吱吱”的声音。常有人掮了这样那样进去了,磨了又掮出去。来人可以留几文钱,也可以留些掮来的谷子之类,不拘多少,主人家也不大计较。这家门正对着谷场,人又随和,因而非常热闹。夏天,庄里人都爱端了凳子或夹了席子到这里坐下来乘凉、聊天。成了家的男男女女,没有什么顾忌,便互相指着,开彼此身体的玩笑。或避了别人说一些别家的长短;孩子们呢,往往和老人们一起,听各种各样的掌故,看天上的星与对面河上的萤火和河中心的渔火;这时候,最少见的是大姑娘、小伙子,他们有他们的事。庄子里的好事坏事,大抵可以从这儿知道。

    从这家再往北,分散着一间间草房,不规则。最北面又临一河,河边没有杨柳,只一棵榆树,瘦长,少叶。树下有一草房,水妞常在这树下玩耍,跟三兴一起做事。

    谷场的西面是一块块不大的田地,全庄人都有在这上面或种或租,一切,都得从这上面来。秋天的时候,西风吹来,那庄稼熟了的气息,全庄子都闻得到。这时,谷场上是再忙不过,大家脸上都很瘦,看不出有多大的兴奋。

    有时忙不过来,人们便会从谷场往南的河上,找些打鱼的来帮忙。我们那儿打鱼的,一年四季都在船上,很苦,一担鱼甚至换不到一担谷子。因而,他们不得不在打鱼之外,上岸来帮种田的做点事,混一些饭钱。这样,他们划着船四处走,到处都做,每个庄子都极熟,甚至有了落脚的地方。那地方,有簪花的女人做好了饭菜等他。

    谷场最安静的时候是冬天,但要是飘了一些雪花,孩子们便会嬉笑着或打雪仗,或堆雪人,或躺在地上打滚。这时大人们则把手拢在袖子里,倚在门上看。看到有孩子摔倒,做出些狼狈样,不论自家的还是别家的,都大笑。等到家家烟囱上都冒出了青烟,庄子便又静了,只留下一地残雪,让天上的太阳懒懒地照着。

    就这样,庄子里的人,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大抵淳朴而荒蛮,但有时又透着狡黠和豁达,他们不大懂得什么对与不对,凡事只是任心去做,因此,往往最能理解人又最不能理解人,什么事也都可能发生。

    介 生 叔

    介生叔是打鱼的,高高大大,极健壮,不喜说话,常穿一件玄色直裰。庄上人说介生爹是个败家子,生性好赌。等介生长大了,除了一只破船,什么都赌完了。介生娘也早就死了。介生恨他爹。他爹死的时候,他把船篙插在河中心,喝个大醉,醉了便狂笑。他狂笑之后,就拉长了鼾声,睡了好些天。

    介生叔又是很能干的,除了船上的活计,翻地、插秧、锄草、收割、打场,都庄子里公认的第一好手。然而,除了打鱼、帮农活,他也常一个人撑了船去寻活路,常是一小包一小包地拿回来,也常送些新鲜玩艺儿给我们,搔搔头皮憨笑着,很和善的样子。

    没有人知道他是去干了什么。

    介生叔和庙里的老和尚混得极好。有时庄上几个年轻人比气力,三四个也摔不倒他,就是跟老和尚学的。

    杨子和阿三结了婚。阿三是个痴人,杨子爹娘若是知道,是绝不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女儿送过来的。这都坏在媒人的那张嘴上,说只说是个老实后生。杨子舅舅便随了媒人去看,阿三正在推磨,清清秀秀的,确实一副老实样,能下死力,以为杨子下半辈子算是有了依靠,回去高高兴兴与姐姐说了,请来三兴等一班吹鼓手,吹吹打打把杨子送了过来。

    杨子新婚晚上,坐在床沿,等着阿三来掀头盖。哪知横竖等不来,倒是听了隔壁的磨响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杨子醒来,掀了头盖,看看门槛上仰头傻笑着捉太阳的阿三,终于哭了起来。

    杨子舅舅听说,伸出粗手打了自己俩耳光,骂道:“丢尽了老脸,竟被呆子骗了,把个心尖尖似的甥女送了!”

    九月的庄上是最忙的。介生叔在谷场上帮阿三家扬谷子。我没事可干,便跟在介生叔屁股后面转。

    天很热,太阳很辣,介生叔赤着膊,一身结实的腱子,皮肤被烤得黑红,有汗水在上面纵横着。不时,一阵小风吹来,介生叔一送手,扬起木锨,谷子便一窜多高,又缓缓地落下来,草屑就随风飘飘扬扬地荡出去,太阳照在上面,一闪一闪地发亮,很好看。

    阿三在场边磨房里碾谷子。小黑驴蒙着眼,一圈圈地转,阿三也半张着嘴,跟着一圈圈地转,高兴起来,便“啊啊”地大叫两声。阿三身上收拾得很整齐,白褂子一直扣到喉咙,把一个清清秀秀的白脸憋得通红。

    这时,杨子拎着一罐水往场子来,头发微微有些乱,在脑后松松地挽了个髻,插着一朵柳枝捋成的绣球。暗蓝底小花的斜襟布衫,第一个扣子敞着。好走近场子,便叫:“介生兄弟,喝口水吧!”一面就倒了两碗放在地上,叫阿三也喝。

    介生叔一仰脖子喝完,看看杨子,搔搔头皮,一笑,又去场上了。阿三听见媳妇唤他,便高兴地一蹦一跳地跟着驴跑,嘴里很响地“啊啊”着。

    杨子看看阿三,看看介生叔,愣了好一会儿。

    后来,庄上便有人说杨子和介生叔好上了。一年后,杨子生了个儿子,模样绝象介生。阿三家人倒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孩子从了阿三的姓。

    有人问介生,说:“杨子那小孩怎么不跟你姓?”

    介生叔很有些不好意思,红了脸,搔搔头皮,憨笑道:“不管,姓什么好歹是我的种!”

    一年秋天,收成很好,庄子里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人给枪毙了,在谷场上,说是通匪。我正在介生叔船上看拉鱼玩,便央了介生叔也带我去看。附近庄上的人都来了,人山人海,接着就听到两声枪响。等介生叔把我举到头顶,老头儿已伸了伸腿死了,有红的白的往脑子外面流。吓得不行,回去恍惚了一夜。第二天见着介生叔,也是一脸恍惚的样子,便笑话他如我一样胆小。

    那大户人家被杀的第十天,谷场上又杀了一个人,那就是介生叔,犯做强人的事,我没敢去看。

    有人当天晚上就聚在谷场上,望着介生叔那一只无主的小船,说难怪他大包小包往回拿,给杨子和孩子花花俏俏的衣服穿,原来是这么回事;人真是假得很,一不留神,就把坏人当自己兄弟了,又说某日晚和介生叔睡一处,想来后怕。

    又有人说,杨子和这种男人好,可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立刻有人反驳,说他听过壁角,听见杨子轻轻地哭来着。

    我爹在家里默了好些天,后来磕磕烟锅,叹口气,说:“可惜了一身好手艺。”

    三  兴

    第一次看见三兴,是在谷场边的河旁,介生叔点了篙送来的。三兴穿着长衫,身后跟着个小女孩。小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一脸生分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刚醒来,就听爹娘在讲,说三兴在城里给人家当伙计,做得好好的,不想主人家就破了产,只好带着女儿水妞回来。

    三兴女人早就死了。若是有人和他提起他女人的事,他便会让人也和他一起,难受好一阵子。后来,庄子西面新守寡的二姨,觉得三兴人好,有情义,就托人做媒,要嫁给他。三兴却说,怕水妞受苦,虽然二姨是个好女人,始终也没答应。

    三兴从小便被人带出门做伙计,庄稼活差不多是一窍不通。一回家,看别人都往西面地里,心里着急,也去翻地。别人翻地,一耙下去,左一磕,右一碰,一大块泥土就散开了,很轻松似的。三兴也学,一耙下去,只起出不大的一块,左一下,右一下,耙子就是碰不到土上,一小块泥仍是一小块泥。三兴没办法,只好捞起长衫,蹲下身去,伸出双手认真地把土捏碎。这样一直干下去,好半天,人累得散了架,也没翻出多大地方。下午,就没见他出来。第二天一早,三兴早早跑到渔船上,雇回一老一少俩人,帮他翻地。看这一老一少那满不在乎的样子,三兴只得一边叹气一边摇头。从此,庄上的男人们就打心眼里小看他,说地也不会翻,别说女人了,女儿他也养不活的。

    三兴也惭愧,怨自己笨。其实呢,三兴实在是一点儿也不笨,只是干起农活来便不行了。

    每到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三兴就带着他的女儿,坐在门口的树下拉二胡。女儿很像她妈,三兴轻轻地拉着,就觉得是拉给自己女人听。二胡声一律是很凄惨。娘听了,老是说:“这个三兴,拉得人难过呢!”

    我照例要去听,后来,三兴一高兴便教给我。等我上了县城中学,就成了我课余唯一的消遣。

    庄上的老人倒是看得清楚,知道三兴聪明,但总觉得他不务正事。每每谈到他,总说:“三兴这家伙,怎么种田就不行了呢?”

    三兴种田自然不行,加上他又不善经济,平时生活,用钱也快,做徒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一年种田所得,也只够一年糊口。于是,三兴不得不在种田之外,凭着自己的一手二胡,去做吹鼓手,逢着人家红白喜事,便跟着一班人,行路乘船,吹拉一天,混上几顿饭,拿几个辛苦钱。

    尽管这样,三兴待他女儿始终是很疼爱,不舍得她吃得差一点,穿得破一些。水妞也就出落得水灵灵的,十三四岁就很有些样子了。三兴自己总穿破的。水妞小虽小,倒也灵巧,三兴的衣服总是补洗得很好,很整洁,所以三兴虽然瘦了一圈,原先的衣服挂在身上,空荡荡的,但精神仍是不错,总乐呵呵的。

    那时我已到县城去上学,每次回家,总要到三兴那儿去玩,吃水妞做的好东西,坐在一处说笑,和三兴谈论县城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水妞总在一旁听着,有时也红了脸,低了头,只是无声地笑。

    三兴闲着,也教水妞认几个字。后来,又让我教。我说:“三兴叔,你就自己教吧。”他却不答应:“你是城里的学生,识字多,见识广。我不过小时候上了几天私塾,念了一本‘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哪行呢?”

    然而几天后,我又去县城上学了。不到半年,我中学毕业,由于学业不错,又经常在报上写些文章,我先生就举荐我去一个学校当教员。过了两年,我就和先生的女儿结了婚,于是就不大回家。

    几年后,大哥进城,告诉我,说我走后,水妞嫁了,庄北老万头的儿子,小时候和我打过架的,大老实人一个。也是水妞命苦,嫁过去不久,男人就害痨病死了。水妞典着肚子给她送了葬。后来又回娘家,仍和三兴守着。又说三兴和水妞原是很中意我的。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似乎从小藏在心里的一样东西在那天失落了一样。

    于是这年年头,我赶回庄里过节。又有人说三兴死了。说水妞回家后,三兴不忍心让她做事,就一个人把什么也包下来,等到水妞生产,才喘过一口气来。但三兴的身体也就不行了。

    这样,三兴家的地实在是种不了,就租了一半给邻家的阿二,剩下一半让水妞摆弄着。可是三兴那心底,怎么也不会让水妞吃苦,他依旧只要人家有事,不论多远,也要去吹拉一番,挣几个钱补贴家用。不多日子后,三兴又去给邻庄一家大户人家儿子结婚吹拉。那天,天很冷,雪积得有半尺厚。三兴为了御寒,吃了许多酒,回来时昏沉沉的,就走到河里,再也没能上来。二胡扔在一边,弦全断了。那天晚上,水妞央了好些人去捞,等捞上来,人早僵了,鼻子嘴里全是泥,衣服撕都撕不下来。

    年三十的早上,天气格外的清冷,下着小雨。我推了门出去,地上很是泥泞,远处零星地传来一两声爆竹,使空旷的天地间有一种可怕的宁静。

    我沿着小路朝三兴家走,一缕轻烟从他家的烟囱里升出来,飘上了天际,散在丝丝的小雨里,渐渐看不见了。

    我走近房门,水妞带着孝,围着个白裙,双手沾满了做圆子的面粉,倚靠在门框上,脸上透着说不出的疲倦,黑而大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我,嘴里低低地说着:

    “爹走了,你回来了”

    李 先 生

    我们庄上的教书先生,是个外姓人。庄上的老人请他来时,船前围了好些人。女人们都说,这先生长得白净,又说他女人小小巧巧的,一副很能持家的样子。而庄里剃头的胖三,却摇摇头,笑女人们见识短,说:“这个先生可了不得,除了五六箱书,就剩俩包裹。”

    教书先生听了,向胖三点点头,浅浅地笑了笑,就请胖三和几个汉子把书搬下船,抬到学堂里。自己在后面小心地跟着,生怕碰着哪儿。

    教书先生姓李,三十岁光景。住下后,就和他女人一起,在小学堂的篱墙旁,种上些牵牛之类,到了夏天,一朵朵便开得很盛。老槐树遮着整个院子,李先生穿着白短褂,坐在凉椅里看书,他女人便坐在一旁做女红。路过的人看了,不管路上船上,没有不说他们会过日子的。这时,胖三往往笑话别人,说:“你们不懂,这就是戏文里唱的‘红袖添香夜读书’了。”一边还哼起来,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剃头胖三极喜欢把自己和李先生放在一起。他的一张嘴很能说,每每谈及李先生,便眉飞色舞,手脚都活了。于是庄里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如何如何李先生的头发才一丝不乱,又如何如何胖三才使李先生在扇子上画上他所喜爱的螃蟹之类。

    然而,现在细细想来,我总觉得李先生最好的朋友,却是庙里的老和尚。老和尚本是个秀才,出了家,在庙里不常出来,只是看看佛经、诗词之类。李先生常常去庙里,和老和尚一说便是好些时候。老和尚临死,指指书箱,盯了李先生好半天才合眼。李先生叹息了好久,才央人将书抬了回去,恭恭敬敬地一本本念。有时,我们听到李先生念到老和尚有字在字里行间,他便不免叫好,于是又是一阵叹息。

    李先生和他女人都是极文弱的,吃得少,又很省俭,衣服只是干干净净象个先生就行。家里也是干干净净。里屋置了满满几架子书,纤尘不染。

    自从老和尚死后,李先生晚上就再也不出去,只是念书。早上给我们教书,眼睛也常是红的。李先生教书,总是把要教的东西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一字一句地教给我们,从来舍不得把书弄脏。

    那年李先生把书拿出来晒,胖三跑去说要帮他。李先生便让他沏上杯茶,坐在门口,铁塔似地守着。可李先生还是要不时地出来,给胖三添茶,说一两句闲话,拿眼瞟着那一院子的书。胖三很是认真,眼睛轮圆了盯着我们,不让我们近前,第二天就病倒了,说是满满一院子的书,若是丢了一本,怎么向李先生交待呢?

    后来不多久,日本人就打了过来。记得是一天早上,刚醒,就听见河里有船“嘟嘟”响,一看,庄子里站满了黄衣服的人,拿着枪,叽叽哇哇说些不通的话。我和娘躲起来,气都不敢大出。

    日本人闹了好些时候才走。

    听大人们说,那天李先生家被好几个日本人围着,他女人被拖到院子里,只听到一声尖叫,又是几声枪响,有胆大的跑到谷场一看,已是血流满地。又看到日本人把李先生推到里屋,指着一屋子的书和他说话。李先生呆站着,不知看着什么地方。日本人就笑了,用刀逼他站在屋角,从架上一本本地把书拿下来,一页一页慢慢地撕,扔在李先生面前,还笑。李先生大叫,捶胸扯头,眼睛里面通红,就要往外跑。可日本人不许。于是李先生便昏了过去。等日本人走了,庄里人马上跑过去,打耳光,掐人中,好不容易弄醒过来,已然疯了。

    李先生打那以后,身上总是很脏,头发又长又乱,见了书或纸一类的便撕,成天不说也不笑的,就是胖三见了他,也要唾两口。

    隔了好些年了,我还记得李先生刚来我们庄,娘常常教训我,说:“孩子,你怎么这么脏,看看人家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