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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格自幼家境贫寒，勤奋好学。他涉猎颇广，尤其对造船、驾驶深感兴趣，后成为法国海军一名年青的上尉军官。1862年1月日意格在上海与英、法两国领事及清苏松太道吴煦会商上海防务，对付太平军。5月日意格参加了攻陷宁波之战。当年7月，日意格会同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等募华勇1000人(后增至3000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名为“常捷军”(又称“信义军”、“花头勇”)。由法**官任教练，日意格任帮统，协助清浙江巡抚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由此与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1863年左宗棠开始酝酿设厂造船，就经常与日意格和另一法**官德克碑商讨造船事宜。
左宗棠在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条件下开办近代造船工业，只有依赖外国帮助。当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左宗棠主张给洋人以优厚的报酬，聘用他们为中国服务。左宗棠在实行建厂计划中，坚决反对英国人插手和抵制他们的控制企图，而是想通过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取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英国人对此十分恼火，散布流言，指责日意格想把法国卷入到中国一个有风险的计划中去，致使法国决策人士产生了“船厂的冒险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担忧。他们不但不支持中国造船厂的计划，甚至要撤销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职务。日意格据理力争，通过多种渠道阐明与中国进行合作有助于法国的利益。他首先争取到了海军界的理解和支持，进而直接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对中法合作的船政发生了浓厚兴趣，专门接见了日意格等人，“谕令监督用心办理，并沐恩典，传谕各部尚书大臣，咨行驻扎中国提督，随时照应”，并颁发勋章以示奖励。通过日意格的一系列活动，法国政府改变了不支持中国办船厂的态度，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及出口机器设备。
船政聘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并不仅仅因为他与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不仅因为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是一个“当时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而不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法国人”。日意格尽管出身于法国海军，与中国官员交往中并未显露太多的殖民主义者色彩，且办事热心，很为左、沈赏识，故让他出任正监督，而军衔比他高的另一法**官德克碑，则任副监督。船政与日意格有明文约定，所有洋员须听命于船政中方最高负责人。日意格也明确表示：“我们来为中国政府工作，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作为法国臣民的权力，但我们不再寻找通常已到这些国家居住的法国人的那些条件(指领事裁判权)。”这种态度排除了船政早期雇佣的外国人员借助当时不平等条约而不服约束的可能性。
身为船政总监督，日意格较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作勤勉，在船政初创时期，日意格为采购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屡赴法国及东南亚，不辞劳苦。他亲自从法国招募第一批洋师匠来华工作。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全面落实“包造”、“包教”的合同条款。日意格经手大量采购、募工、发包工程等经费，做到账目清楚，未发现挪用、巧取等事。当然，日意格始终同时具有的法国海军军官身份，也确实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船政档案、情报大量为法国方面方掌握的情况。
日意格给沈葆桢引见了新到的洋员四人，其中一人是法国罗什福尔造船厂的工程师达士博，林义哲知道，这位法国人实际上是船政拥有的第一位真正的造船专家，也是船政第一位总工程师。
沈葆桢对新来的四位高级洋员表示了欢迎，又温言劝勉了大家一番。
“沈大人刚才去过江边了吧？”日意格注意到了沈葆桢脚上官靴沾上的泥土，说道，“正如您所看到的，这几天正在预备修建船台的木料，木料备齐，很快便可以开工了。”
“达士博先生带来了我们的‘第一号轮船’的图纸。”日意格将沈葆桢请到大厅，达士博则抱着一卷图纸来到了一张大桌子前，将图纸展开，日意格请沈葆桢上前观看。
林义哲站在沈葆桢身边，仔细的观看着法国造船专家带来的“第一号轮船”图纸。这些图纸应该是那位达士博先生在接受中国方面聘用后在罗什福尔船厂绘制完成的。
“根据总督阁下（指左宗棠）提出的设计要求，这艘轮船将拥有强大的武装，将配备十门火炮，还拥有增大的货舱，运货量可达二百六十吨，配备有大马力的立式蒸汽机……”
听着达士博的解说和日意格的翻译，沈葆桢连连点头，而林义哲听到这条轮船竟然配备了这么大的货舱，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叹息。
船政厂址的弯路可以不走，但船型的弯路，怕是避免不了的了。
林义哲知道，这些法国人其实很尽职的按照那位左大总督不切实际的设想照办了。如果不是左宗棠提出的这个“兵商两用”的指导思想，法国人也不会这么设计。
船政计划规定自船政铁厂开设之日起的五年内建造11艘150马力轮船，5艘仿外国“根婆子”（gunboats小炮舰）式样的80马力轮船。在这份建造计划当中，左宗棠既要求轮船采用“外洋兵船式样”，又强调大轮船要装载百万斤，小轮船装载三四十万斤，亦兵亦商，同时对于所造轮船的技术先进程度没有做任何规范，只要是蒸汽轮船即可，缺陷可以说十分明显。
左宗棠当时作出的造船、用人决策其实是非常突兀的。因为左宗棠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1864年，督抚两江的曾国藩、李鸿章师徒接连上奏清朝政府，请求在上海设厂自造轮船，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虽然受曾国藩提携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场宝座，但是左宗棠因为曾国藩将攻陷太平天国都城的伟功预留给其弟曾国荃，而对曾氏兄弟心怀忿忿，反目成仇。对李鸿章，也因为其属下的淮军追击太平军时一度越境进入过浙江，而视其为大敌。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开厂造船，眼见就可能开创中国第一，对左宗棠的刺激可谓极大。左宗棠急于创立船政，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和曾李的意气之争。
对于左宗棠创办船政，自造轮船的设想，无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也要看到其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出于想要节省经费的考虑，左宗棠将所要建造的蒸汽轮船的功能定位为“亦商亦兵”，他并不明白军舰和商船存在本质的区别。而且左宗棠对于轮船造成后的维持经费的设想更为不切实际。他认为“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益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出就是说，根据当初左宗棠的设想，船政造出的舰船并没有专项的维持经费，船舶的维护、舰上人员薪饷都要依靠去装载商货来赚钱维持。这一创想实际上是根本无从操作的。这些缺失为此后船政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左宗棠创想的“兵商两用”思想只能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也终究只是个愿望，真的落实到军舰设计上，是必然要有所侧重的，象法国人为“第一号轮船”配用的立式蒸汽机可谓兼有优弊，优点是，立式蒸汽机较为节省平面空间，对于需要在舰内留出大量空间布置货舱的商用目的较有价值。缺点是立式蒸汽机当时主要是商船使用，安装在舰体内对安装位置的高度要求大，势必造成军舰干舷加高，随之而来的就是舷侧战时被弹面积大，中弹概率也高，在炮舰这一用途上存在不小的弊端。而从法国人设计的舰体加大、采用立式蒸汽机、货舱容量为260吨，机舱、货舱几乎占据了舰内三分之二的空间这些特征来看，商船在“第一号轮船”的设计中所占的比重显得过大，但作为商船使用，运货量又太小，缺乏竞争力。因而这样一艘船，看似可以兵商两用，实际上是兵商两误。
林义哲暂时放下了想要改变这“第一号轮船”命运的念头，仔细地倾听着达士博的讲解，将相关的技术数据都记在了脑中。
待到达士博讲解完毕，林义哲在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沈葆桢显然对达士博的讲解非常满意，他正要开口夸赞，却冷不防身边的林义哲先开了口。
“我想请教达士博先生，这艘兵轮属于何等船式？巡海快船乎？炮船乎？”
林义哲没有等日意格给他做翻译，自己马上用不太熟练的法语重复了一遍。之所以他先用官话发问，目的是让沈葆桢能够听清楚他的问题。
听了林义哲的问话，达士博和日意格及周围的船政官员都脸露惊愕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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