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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里国的教材，当然是为了满足几里国的需要，在实际培训中，它是与另一部教材配套使用的，就是夏尔最早的十篇演讲。其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解释夏尔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既是文化启蒙，也是东国口语入门。
那十篇演讲分别是《我是夏尔》、《机会就是希望》、《我们的克林区》、《不能再愚昧》、《劳动创造世界》、《共建美好家园》、《谁是我们的朋友》、《团结就是力量》、《新的每一天》、《命运的主人》。
教材必须非常简单，简单到让相当一部分的几里国人都能理解，就可以想象它有多么浅显了。它分析所有问题的基础，都来源于开篇介绍“忠恕”这两个概念。
牛以平已经看过这份教材，所有才会问华真行是儒家弟子吗？
所谓“忠”，中心，中念第四声，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如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很好解释，也很容易听懂，前者主要说应该提倡什么，关乎道德，后者主要说应该禁止什么，关乎法律，两者又可以交叉印证。
由此，当人们面对纷繁世事，就有了最朴素的价值观标准。
沈四书在编写的教材的时候，开篇还介绍了很多儒学概念，包括各种儒家道德标准，但是都被柯夫子删掉了，或者挪到了最后当成“超纲内容”介绍，开篇只留了这么两条。
它就像几何学中的公设，不仅推导出了教材中的整个伦理体系，居然还能解释政治、经济、法律等诸方面的秩序原则。
这不是一部儒学著作，而是一本社会培训教材，通篇只有不到六万字，先告诉人们两个简单的立论，然后以立论为基础解释新联盟的政策，哪怕是“不能随地大小便”这样的小事。
你自己也不希望出门一不小心就踩着翔吧，那就不要随地飞翔。这一句话就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才能成为制定社会管理规范的依据。
有人又要说了，我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实在很急的时候附近没找到厕所。这就涉及到如何解决问题了，进而成为推动公共决策的依据。
最早克林区搞卫生运动的时候，每个街区都要建公共厕所，按居民人数设计蹲位数量。
不要觉得可笑，上述内容都在教材中，这部教材还不是让学生自己看的，因为他们大多还不识字，而是教师上课时用于讲解的。
用同样的论证方式，也能推导出为何不能偷窃、不能抢劫、不能杀人……
再比如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礼待他人，其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一句注解——“所求乎子，以事父”。
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期望中，你期望子女怎么对待你，你就这么去对待父母。其实这样的伦理要求，在当今的几里国社会已经超纲了，因为很多孩子都找不到父亲。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怎么去对待母亲吧？哪怕是做给自己的孩子看。而且相对高尚的伦理要求，通常都应该是超出现状的，代表了一种社会理想。
找不到父母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有父母，特别是希望从小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顾。那么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设想中，假如有父母，希望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现实中就怎么去对待子女。
这就是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慈”。
孝慈是后天立论，相当于“定理”，而忠恕是先天立论，相当于“公设”。孝慈体系可以由忠恕原则推导出来，进而还可以阐释“敬天祭祖”等种种传统文化现象。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孝慈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在东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孝慈的形式要求发展得越来越教条化、宗法化，渐渐带着腐朽的特性。
人们应该去批判这些教条化、宗法化的孝慈要求，它们甚至只是以孝慈之名维护某种腐朽的法统，已经是对孝慈本质的反动。
当代东国人在批判历史上以孝慈为名的宗法教条时，其实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所采用的论证方法，都是指出这些宗法教条的虚伪性，认为它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孝慈。
人们并没有批判孝慈本身，也没有推翻上述的立论过程，除了别有用心的文化与社会颠覆者，绝大部分人的出发点，也并非以不慈不孝为美德。
比如柯夫子有一次看见，沈四书自作聪明给曼曼讲东国清代编的《弟子规》，他老人家就很生气，当场把沈四书骂了一顿，不许他再教，但几里国的学校同样也需要《学生守则》。
几里国没有东国宗法时代的历史，所以新联盟的这份教材，介绍的只是慈孝的本意与缘起。
原本柯夫子想删掉这部分内容，认为它对大部分学员而言太深了，不适合当成入门教育，这份教材必须非常精简，相关内容可以在的提高班教材中再学习。
可是沈四书好不容易都写出来了，舍不得删，强烈要求保留，于是精简之后放到了教材的最后，当成课堂上的引申、提高内容。
假如一上来直接就讲《子丘论语》，无论它是否“腐朽落后”，那更是超纲的不能再超纲了，大部分几里国学员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五常，也就是“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信”，在这份教材中也没有直接抛出来，同样放在了最后，通过那两条立论推导出来，然后再做介绍阐述。
叶一宁正在翻看教材，华真行则看着翻看教材的她，莫名想起了柯夫子他老人家。
有人在批子丘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子丘谈礼，维护的是早已落寞的周礼，代表了一种落后的保守思想。”
柯夫子曾为祖师叹。子丘确实好谈周礼，因为他见到的是秩序崩坏，最痛恨的也是秩序崩坏。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后世重新建立的秩序，所以才怀念历史传说中曾经秩序最好的时代。
至于子丘本人，既不保守也不狭隘，是相当开放与包容的，堪称那个谱系贵族时代的异类，也完成了对后世的思想启蒙。
子丘谈礼，礼既是周礼又非周礼，只是以周礼为例，是他所认为在那个时代“仁”的体现。礼本身就是仁的体现，而仁就是“忠恕”。
柯孟朝的这番话，有为尊者讳的嫌疑，但华真行认为他老人家讲得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当然不可能写进培训班教材里，这是他老人家对华真行的单独教学。
至于几里国，根本没有什么周朝的历史，当然也没什么周礼的困惑，只需要介绍儒家思想的立论。
所有社会伦理体系，都建立其立论的根基上，通过逻辑递进，加上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譬如时代需求、统治需求、社会稳定与发展需求，产生各种推演变化。
有人可能意识不到，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文化体系，有什么独特的价值？首先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它从一开始不需要“神”的参与，是另一种信仰体系。
一切价值观都由两条最根本的立论推导而来，而这两条立论都源于人的自身所需，可称之为“儒”。换个名称也行，但其实质如此。
因此东国人或者说东国文化的独有特质，对待神灵的态度是相当开放与包容的，带着平等协商、兼容并蓄乃至抗争批判的精神。
神需要人的包容、接受人批评吗？你没听错，事实确实如此。
不论是哪家的菩萨、哪家的神，都不妨碍同一个人去拜一拜。随着社会的发展，就算是没有的神，也不妨碍有人随手给你弄出来，灶神、厕神就不说了，你见过中考神、高考神、四六级神吗？
神灵可以成为一种意向，一种寄托，人们仿佛心照不宣，拜拜高考神没问题，但是考得好不是神灵的功劳，考不好也不是神灵的责任。
至于考不好则是神灵惩罚之说更是扯淡，不追究其责任就不错了，可是想追究也无从追起，说到底只是一个谁都明白的心理游戏。
将龙王庙建在河堤上，洪水时先冲龙王自己的家，大旱时甚至把龙王从神坛上请下来游街示众，并鞭笞一番。有时候鞭着鞭着下雨了，有人就会说龙王显灵了，还有人会说不打不争气啊。
假如换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看到这种场面可能会惊得目瞪口呆，神特么显灵？这不就是一种群体潜意识，在问责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吗！
在东国老百姓的眼中，与其说龙王爷是掌管雨水的神灵，不如说是负责调度雨水的官员，这不是对神的态度，就是对人的态度。
如果这只是民间匹夫的玩法，那么知识分子阶层就更有意思了。子丘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并不妨碍知识分子去研究各教经典，佛家道家包括各教典籍，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就进行了祛魅化，将各教神圣的经典只当成了研究材料，研习其中能令人感兴趣或者有道理的东西，扯淡的部分也就当它是扯谈了。
人们不太介意它是怎么扯谈的，更注重自己能学到什么。
各种宗教典籍，都可以去研究、去学习、去分析、甚至去质疑、批判、去改造，经常可以看到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也给自己起一个某某居士、某某道人的称号。
东国知识界对佛教的改造，鼓捣出了本土的禅宗，一度呵佛骂祖不休。而广大知识分子并不觉得其离经叛道，反而对其中体现出的思悟过程与状态特别着迷。
这已经不是信徒对待神灵的态度，而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头脑游戏。
一位普通的东国人可能对此习以为常，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世事不是本当如此吗？可是换成另一种文明体系的视角，这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他们怎么可以没有神？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答案简单之至，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
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文明，从启蒙阶段、由文化的根本立论始，就不需要神的参与？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神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无论存不存在，并不影响人们的道德选择与价值判断。
以此为根基的东国文化，充满开放与包容精神，一切存在都可以批判，一切存在也都可以学习，这不仅是道家的辩证精神，也是儒家的论证方式。
东国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并非表意那么简单，也是一种独特的分析语系，开放且包容，面对新生事物时，能很顺畅的概括与吸纳，几乎没有障碍。
东国文化在面对虚构的神灵时，也有很现实的道德评判标准，所依据的也仍然是儒家的那两条根本立论，只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假如换一种文化语境，也能推导出相应的伦理秩序体系，制定出类似的社会规范，但立论的方式并不相同。仍然举那个看似很幼儿园的例子，人为什么不能随地大小便？
假如人的一切道德标准，都来源于神的启示，那么就必须按照这个逻辑去推导。因为神爱世人，随地大小便不卫生，会影响人居环境与人身健康，所以它违反了神的意志。
假如在经典中，神说过某些话，那就好办了。假如是神没有提到过的事物，那必须要建立一个解构的过程，宛如从儒家的两条根本立论去推导，只是出发点是神。
当然了，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实际上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时期，包括东国在内，不少人都的是随地大小便的，也没人去搞这种论证。
举这个例子只是在说明，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下，推行社会教化的语境体系。
看了上述的分析过程，有人难免就会产生一种疑问，假如将神灵从其中拿掉会怎么样？尤其是近代以来，很多优秀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尽其才智做的就是这件事。
有人称之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按学术理想重新构建了一个古希莱文明。
东国的文化背景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换成世界上任何一种其他的文明背景，这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些优秀的哲人，往往只能采取两种方法，其一是去解构神，重新阐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和神性；其二就是创造另一种哲学概念去取代神，比如绝对精神。
无论是上帝已死，还是存在先于本质，明显都带着这样的痕迹。很多人的著述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用毕生精力去论证神是怎样一种存在，或者论证神也可以不存在。
为什么祂绕不过去？因为祂从文明启蒙阶段就已经存在，是整个文明所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的来源，是文化立论的基础，只能用某种方式去重新解构。
假如放弃神，用什么去维系社会道德体系？假如不放弃神，又怎么去解决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还有其至关重要的共情能力？
开放性与包容性，是一种文化基因，是一种潜意识。假如缺乏它，文明就会体现出排他性与侵略性，在其强势的时候，将外部世界视为殖民对象，在其弱势的时候，又会导致内部的撕裂。
还有一个问题是死结，某些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侵夺史，在文化潜意识中是代表神的意志传播福音，从而找到了自圆其说道德依据。假如放弃了神，又如何从道德上去面对自身的历史？
难道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家都看到了，可是就算他们去论证“神不存在”这样的命题，也与东国文化有明显的差异。
因为你在论证“神是怎样的存在”或者“神存不存在”时，神的概念就已经参与进来的了。哪怕最终的结论是“神并不存在”或“神无需存在”，方法也是在找另一种概念去取代神的地位。
取代神的无论是“绝对精神”还是“存在本质”、“自由意志”，又或是“资本崇拜”、“消费崇拜”，与东国文化都是不一样的语境体系。
因为东国文化的立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没有神的参与，也不需要用什么东西去取代它。
问题回到现实，新联盟在几里国的社会改造中，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基础教材？
因为当地的原始部落文化更复杂，有奇奇怪怪的各种神灵信仰，既有萨满、巫祝式的，也有西方殖民时代传播的宗教，更有现代从周边国家渗透的各种教派信仰。
怎么进行文化整合？任谁来都会头疼无比，假如推行某一种神灵信仰，可以预见将来无休止的纷争，假如立法禁绝民间所有的“迷信”，现实中的反弹立刻就会发生。
只在原有的圈子里打转，几乎找不到出路。柯夫子的解决方案，高度不是在天花板上也不是在几层楼上，而是降维式的。
华真行所学之儒，如果一定要称其为儒，并非直接继承于历史上的子丘，而是今天的柯孟朝所教，看上去却很原始朴素。
夫子之学很开放，甚至可以成为推翻政权的理论依据，就是因为它最根本的立论，并没有不可置疑的神灵权威，遑论一个政权或一代君主？
所以在东国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朝代更迭，人们对此感觉天经地义，从文化角度也能很好地去接受与阐释这种现象。
每个朝代当然都讲究法统的名正言顺，后世的宫廷儒生创造了五德轮回之说，目的是为了解释本朝替代前朝的正义性。
可是天道轮回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圈子又转回来了，还是价值观的判断，社稷神器有德者居之。何谓有德？仁者有德，而仁就是忠恕。那个所谓的天道，仍然要符合人们需要的道德标准。
所以在东国的文化语境中，“造反”在民间并非一定是道德上的贬义词。儒家的根本立论，就包含了朝代可以更迭的思想，甚至也包含了制度可以更迭的推论。
儒家不谈鬼神，名为占卜之书的《易》却成为了儒家五经之首，那么儒家的易学又在说什么呢？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君子自强不息。
东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至暗时刻，儒不需要神，但特定时代的宗法却成为神圣化的教条，偏离了其最根本的立论，就失去了其最宝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子丘非神，有人借子丘之名编纂宗法，欲为人间神圣，该批判的是谁？这是华真行要反问叶一宁的问题。儒家的立论，就是东国的文化基因，它讲述了做人的道理、看待事物的方法。
你可以不尊子丘为圣人，同样可以评判他，但你不能要求子丘是上帝，能直接给你想要的一切。
华真行看着叶一宁已那份教材翻到了最后，于是将想说的话化为一道神念，不仅发送给叶一宁，也发送给在座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