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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学礼闻言,恨声说:“就是正规没有用的,我献过两次血。献一次血,直系亲属可以输两次的。可那次我父亲需要输血,当时在我们县医院看病。我拿出献血证,医生却说,不是在本地献的血,县医院的血就不能无偿给我父亲用。”
杭宗峦接口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从大学时起,每年都献血。后来也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当时是他母亲用血,医生先叫他买血,再去献血的地方报销。他信以为真,就到原先献血的那个血站,先是出示病历;谁知有了病历,又要医生证明,证明当时必须输血;证明拿到了,又要用血的发票。虽然医药费发票是全开在一起的。但我同事还是想法设法拿到了,然后血站又说那家医院的价格高了。我同事被他们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焦头烂额。但他很执著,最后终于拿到报销了,还抵不过车费和误工费呢。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献血了。”
尽管我浑身无力,但还是不解地问:“为什么每个人用血时都要买血呢?又那么贵,每年有那么多人义务献血,那些血都用到哪里去了?”
秦学礼冷笑一声:“都被卖给病人了呗,血站做的真是无本生意,白赚!我听一位曾在某个血制品公司工作过朋友说,虽然国家这几年三令五申,各省卫生厅也组织多次检查和整顿,但很大一部分采血站还是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血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业,牟取暴利,且手段越来越隐蔽。经常有一些病人、老人、残疾人等不符合采血规定的人,利用别人的身份证冒名顶替,也加入到卖血行列中。据说贵州省记录在案的有25个单采血浆站,其中有一个县级血站是贵州省采浆量最大的,也是国内的‘第一站’,每年营业收入超过两千万,纯利润在500万以上。那个血站是由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兼任站长,开的都是上百万的豪华宝马轿车,个人年收入超过千万,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之一。”
杭宗峦无奈地说:“是啊,多明显的欺骗。很多事情,本来上面的政策也许是好的,但一贯彻下来,就彻底变了味,成了某些当权者谋私利的工具。”
秦学礼叹了一口气:“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掌握实权的少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丧尽天良。因些,仍然有很多人依靠卖血为生,带有艾滋病毒的血还有流淌,流进一个个健康的身体内,不时有人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或别的血液传染病,媒体的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可遗憾的是,那些卖血的人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助’,竟然连艾滋病也不知道!”
卖血!卖血!听到这熟悉的字眼,我感到浑身冰冷。曾几何时,河南、安徽等省卖血感染艾滋病成为令人尴尬的“中国特色”,而今天,这种可怕的行为仍然存在,在中国发现艾滋病二十年之后,卖血不止,国难未已,又将有多少人因为贫穷去卖血而感染艾滋病,又将有多少因疾病输血和使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新的灾难又该降临到多少人、多少家庭身上!除了那些暴富的血站站长,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呢?视而不见还是掩耳盗铃?亦或是为虎作伥?我越想越感到恐怖!
一方面是,国家为艾滋病高发区的巨额资助,高发区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而国家的这些资助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流进了地方当权者的私人钱包,致使艾滋病人及携带者穷途未路;另一方面,暂时幸免于难或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却又走着高发区当年的老路,血浆经济仍在如火如茶地开展,贫穷的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可怜的“补助”!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现在的医院和其他很多政府部门一样,占地面积越来越大,建筑物越来越庄严气派,可离普通老百姓,却是越来越远了。
经此一劫,我身心俱惫。象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我甚至不想踏出专题部半步,我害怕见到陌生人,我再也不愿意过那种半小姐性质的跑单生活了。在东莞,我就象一朵飘零的花,离开故乡的怀抱,我就没有了一株可以栖息的枝桠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啊。
现在,除了回家,我什么都不想!这个念头刚一产生,便强烈地充斥了我的整个灵魂。山水阻隔了亲人,却阻不断我对亲人的思念;岁月模糊了记忆,却抹不去我对故土的情怀!我要回家,我想妈妈和弟弟。只有亲人的爱才可以抚平我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至于那个齐怀义,至于所谓的实现自我价值,都统统见鬼去吧。
如果赵直给我结算提成的话,加上我一直舍不得动的那一万块钱,我就可以有两万五千元的存款。也许在东莞,两万五千元实在不算什么。但回四川的话,有了这两万五千元,就可以开一个小小的店,然后找一个男孩安安稳稳地嫁掉,平平淡淡过一生,我就再也不需要来东莞了。
可赵直除了给我五百元让我补补身子外,再次以没钱为由拒绝给我结算提成。赵直还是以前的赵直,可大难过后的杨海燕,再也不是那个胆小害羞的杨海燕了。人一旦被逼到墙角,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于是,我每天早早地坐在他们打电话的大厅里,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除了眼晴长时间盯着某个人外,就象一具行尸走肉。开始的时候,赵直还不断怂恿杭宗炕让我外出跑单,但我坚决拒绝了。几次过后,杭宗峦终于也死了心,又和新来的漂亮女孩向蕾组成了搭裆。
每天早上,他们一开始打电话联系客户,我就会悄没声息地坐在大厅里,直到他们一天的工作结整,我才会返回宿舍。每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这让他们很不耐烦。
我只想拿到我应该得的钱,那都是我出卖尊严和人格得到的。所以,无论他们对如何,我都冷眼相对。我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专题部的人因我的存在,气氛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沉闷。有时,他们很多人在说笑,看到我形如鬼魅一样地飘进来,便立马住了嘴。我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专题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其实采用这样的要钱方式,我也是逼不得己的。每天坐在大厅的一角,我连自己都讨厌自己。我脑海中不由冒出八个字:人在东莞,心在地狱!于是,我更急切地想要回家,而回家,除了用这种方式,我一介弱女子,实在是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