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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梁晓秀在斯德哥尔摩餐馆与瑞典人尼尔斯结识，他后来成为梁晓秀在欧洲的一个知己。
在欧洲，人们对瑞典人的评价不一，有人说瑞典人十分冷漠，沉默寡言，不喜欢与人来往；也有人说瑞典人心地善良，为人朴实。梁晓秀认为，从人的本性看，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种族的人，都有善良、天真或阴险、奸诈的一面。
瑞典人尼尔斯与众不同，完全超越了欧洲人的思维模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在20多年时间里，他们交谈无数次，梁晓秀对欧洲和欧洲人有了更深刻进的认识。尼尔斯于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在中国上海，父亲是瑞典商人。他在上海读书，直到十几岁才返回瑞典。早在1965年，作为瑞典商人，他就开始定期往返于中国和瑞典之间，到中国的次数不计其数。他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超过一般欧洲汉学家，可称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尼尔斯十分友善，在他身上几乎体现了中国人的所有美德：热情，友善，好客，谦虚，幽默。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让梁晓秀感到惊讶。每当谈到中国时，他的表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言语之间充满了对中国的热爱。在他看来，中国就是好，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都是好样的。他的中国情结之深，绝对会让那些崇洋迷外的中国人感到汗颜。在梁晓秀看来，他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了解之深，把握之准确，已经超过了一般中国老百姓，更胜过那些所谓的欧洲汉学家。
尼尔斯热爱中国文化，几十年来收藏了一些中国的文物。梁晓秀在他家看过那些中国藏品：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真品，还有一些中国古画赝品，如唐伯虎等人的仿制品；他藏有一些中国的青铜器，不过他说请中国上海的青铜器专家鉴定过，说都是赝品；但他的几件中国古代家具倒是真品。
起初他们之间的交谈还是泛泛的，没有过多深入的交谈；自2005年起，他们的谈话变得深入了，那时尼尔斯已经70岁了，他讲了许多肺腑之言，梁晓秀把他的观点整理出来，和他逐一探讨。
瑞典老人对中国的评价归纳起来有如下主要观点：
中国是一个正义的国家。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外交非常成功；
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在不远的未来超过欧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
中国应该特别关注教育和医疗问题，因为教育和医疗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贫富差距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的腐败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那个问题。
中国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早晚会得到解决，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非常好，值得全世界学习。
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台湾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欧美国家总是和中国谈论所谓的中国民主和人权问题。这是愚蠢的行为。
现在是欧洲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的时候了。
大凡好朋友之间的谈话都会真诚相对，没有保留。在老人那一面，很想把他对中国的看法向梁晓秀表达；而在梁晓秀这一面，很想知道他对中国、对欧洲、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想向他表达她对中国、欧洲和世界的看法。经过多次交谈后，双方都发现这种交谈很有意义。于是，他们在轻松的气氛下，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交谈了60多次。
中国经济问题，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问题。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尼尔斯为此感到高兴。他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重新划分。
梁晓秀首先从欧洲出现的“中国热”入手，向尼尔斯提出一个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个前提，在欧洲也不会出现‘中国热’现象。”
尼尔斯坦言相告：“欧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羡慕，也很嫉妒。其实，欧洲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欧洲正在渐渐失去经济上的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缩小与欧洲的差距。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谜团，也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世纪课题。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就中国经济做出过各种预测，其中大部分是不准确的，有误差的。”
梁晓秀也说了心里话：“你说的没错。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还能像现在这样继续高速发展多少年？欧美国家对此似乎很关心，有不少经济学家、政治家纷纷发表看法，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的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发展下去；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高速发展下去，至少在未来20-30年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根据是什么？”
“市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中国将来即使遭到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如反倾销的抵制和制约，中国也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巨大市场发展经济。你知道，我是瑞典人。瑞典的工业高度发达，但瑞典总人口只有800多万，市场十分有限，只能发展外向型经济。所以，瑞典一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拓展海外市场，维持瑞典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丹麦、芬兰、挪威这些北欧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市场有限。比利时也一样。1000万人口能有多大市场呢？你曾抱怨说，比利时的商场周日和节假日都关门；而事实上即使商场开门也没有多少人光顾。这就是市场规模问题。几乎全欧洲重要的企业都到中国投资办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市场巨大。”
梁晓秀认为老人的说法有道理。
老人说：“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欧洲的市场趋于饱和，欧洲只能寻找海外市场。那么多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扩展海外市场。中国现在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依然会在制造业大显身手。至于说，现在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欧美企业开始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家，最终取代中国制造业的地位，这只是表面现象。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取代不了的。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市场现在还离不开中国的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在13亿人口的内部巨型市场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再看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全世界的人都要分吃这块蛋糕。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吃得多；现在中国的经济赶了上来，自然分吃的份额就在加大。占领市场份额的多少，取决于人的智慧、勤劳、干劲，而中国人占领世界市场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话句话说，世界市场还有空间，中国还能挖掘世界市场的发展潜力。”
“你的比喻很形象，” 梁晓秀说，“世界市场就是一块大蛋糕，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占领这个市场或分吃这块蛋糕，需要思维敏捷、手疾眼快。蛋糕本身就那么大，中国人吃得多，别人就吃得少了。这就会产生矛盾、产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过去中国实在是太贫穷、太落后了，所以吃得很少；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要夺回自己应有的市场份额，这也算公平吧。何况，中国还没有把自己应得的市场份额完全夺回来。世界市场总不能永远由欧美来垄断吧？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世道轮回’，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老人作了结论性的表态：“总之，我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不成问题的。”
梁晓秀说：“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赶上或超过欧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人均收入上，但还需要80-100年时间。”
老人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后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赶超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吗？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不同了：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是信息和知识一日千里的时代，其发展速度之快已超出人们的想象。梁小姐，你的估计过于保守了。我不同意这个时间表。在经济总量上，在2019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
“但愿如此。”梁晓秀接着追问了一句，“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尔斯接过话茬说，“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不会偏离这个正确的发展轨道。无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有多么严峻，中国人都能应对自如，因为中华民族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企及的。”
梁晓秀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觉得你的观点过于乐观。我是中国人，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特别复杂，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许多事情看不明白，搞不清楚。比如说，中国的外部因素：欧美骨子里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他们会挖空心思、竭尽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会为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和陷阱；倘若他们的目的还不能得逞，他们会暂时牺牲各自的利益，不惜在经济上联手打压中国，甚至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总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把中国打回原点。
“在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中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经济的衰退。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所以，西方世界绝不会对这场世界经济大战视而不见。他们会谋划、会聚集力量、会采取措施。这就是外部严峻的现实。
“再比如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经济这些年虽然发展迅速，但还不够成熟，还有很多硬伤和短板。一旦重大经济政策失误，中国就会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严峻的现实。比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很大；中国还需要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谨慎态度。你说，中华民族是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但自我修复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的长短又不大容易确定。这就好比赛车比赛，你的车中途出了故障，你停下车来修车，等你修好车，再开上跑道时，对手已经到达终点。”
尼尔斯听到这番话，来了劲儿，他说：“梁小姐，很遗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先谈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的内部因素。中国只要保持住国家的稳定——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这点——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即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中国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修复，因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中国的外部因素，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西方只能妥协、忍让或者说忍痛割爱，而绝不会采取你说的那种极端手段。但是，西方的忍让、妥协肯定也是有底限的：你不能把市场全部瓜分完毕，你得给我留一些份额──这些份额足够我还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说得更明白一点，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正好是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中国占据世界大部分市场份额后，只要能给他们留下一半的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妥协和忍让。以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决不会把他们逼到绝境，让他们被迫采取你说的极端手段。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我想，人类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
梁晓秀说：“我们讨论的是世纪难题。我们不是决策者，改变不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尼尔斯，有时我也想：我们是否值得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呢？”
尼尔斯则说：“我倒不这样想。这个世界需要思考者。倘若没有人思考，人类怎么能进步呢？”
老人的反问，给梁晓秀很大信心，她愿意和老人继续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