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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松石站在房顶平台上凝视着对面的钵盂峰，一动也不动，仿佛一尊雕像。昨天晚上“苏布士”结束后，关若云母子被卢松石领到这间羌民专门腾出来的平顶庄房里住下。这间平顶庄房原本是羌民用来堆积杂物的。菩萨山的羌民都住在这种平顶庄房里，庄房是用山里到处都有的石片垒成的，呈方形，多为三、五层建筑。房顶平台的最下面是木板或石板，伸出墙外作屋檐。木板或石板上密覆着树丫或竹枝，再压盖黄土和鸡粪夯实，屋顶修有涧槽接引雨水，冬暖夏凉。房顶平台是脱粒晒粮、女人们做针线活以及老人孩子晒太阳游戏的场地。这种依山而建的平顶房像积木一样一层层叠起，组成了羌族人特有的碉楼的主体，远远望去就像造型奇特的楼房。有些楼间修有骑楼，以便往来，这便是古人所谓的“垒石巢居，如浮屠数重”了。
在这间简陋的平顶庄房里，卢松石听他儿时的小妹妹谷雨儿讲了他父亲和她母亲的事情，他叹息道：“这么说，你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兄妹了，唉，世间的事就是这么曲里拐弯的，我的遭遇也是这样。”
天津沦陷前，卢松石跟随莫巴赫牧师辗转回到了牧师的故乡，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牧师在故乡有一个小农场，农场的产出足够养活他们两人有余。卢松石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后，进了牧师的母校耶鲁大学，不过没有按照牧师的愿望进入神学院，而是选修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两个专业。在耶鲁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以后，他告别了已经耄耋之年的莫巴赫牧师，带着共产党员的头衔和一张登载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论联合政府》的英文报纸，从海外归来。归国后他立即带着那张报纸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解放军行列，并且在部队办理了转党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怀揣着那张报纸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他要实践他在大学里奠定的志向：在一块被封建专制政权统治了几千年的土地上浇灌出民主自由之花。他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他的民主志向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的号召是那样吻合，简直吻合得天衣无缝，这使他感到异常的振奋。他获准来到了黄牛铺，当起了镇长。
建国初期，农村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基层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区、乡镇一级政权容易，派几个别着手枪的干部带着一队扛着长枪的部队进去，找一个大院子，门口挂上一块“某某镇人民政府”的牌子，一夜之间政权就建立起来了。可是建立村一级政权就难得多了。
解放前黄牛铺镇所管辖的范围里，有相当一部分位于深山老林中的极端贫困的村子根本就没有政权，既没有保长，也没有甲长，这种情况是卢松石没有想到的。他走遍了黄牛铺镇的村村落落，也没有发现一个类似黄世仁那样的恶霸地主，老林中的很多村落连个确切意义上的地主都没有。他常常是带着困惑去参加县里召开的乡镇长会议，然后又带着更大的困惑从县里回来。
上级在各种文件中一再强调要发动贫苦农民，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镇压反动地主阶级。“事实告诉我们，土改不仅要在经济上摧毁封建制度，而且要在思想上摧毁封建势力，不经过阶级斗争，不能打垮地主几千年来在农村的统治势力。”
然而地主在哪儿呢？隐没在深山老林中的贫苦农民倒有很多，就象长在朽木上的菌子到处都是，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地主。找不到地主就无从发动群众，找不到地主就谈不上阶级和阶级压迫，就无从进行土地改革。不经过土地改革就涌现不出积极分子，没有积极分子怎么建立农村基层政权？于是寻找地主成了卢松石这个镇长的首要任务。在实践中他痛苦地认识到，严重的阶级分化在农村似乎并不像上级文件中说得那样普遍，至少在他卢松石负责的黄牛铺镇是如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