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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阻力，不正是来自于体制内的需要改掉的东西么？让安岭同志受受折磨吧，也让同志们看得更加清晰吧。
但顶层既然要关心，这事儿也不可能不管，或任由地方官员欺负我们的小安同志。
所以，就在安岭被杨友忠约谈后的次日，叙州地委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天西省委副书记李全友同志和省政府副省长张文广同志将于1月18日至1日对叙州地区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调研。
这个通知只有调研领导、陪同人员、时间等，并没有调研内容之类的东西。因此，叙州地委在召开的紧急应对会议上，从地委书记到行署专员，再到普通副专员等，都感觉到无所适从。
地委常委、地委办主任吴元康，在请示地委书记高显成后，硬着头皮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去询问：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到叙州调研，请问领导主要想调研哪些方面的内容。
实际上，吴元康这话是问责省委办公厅：你们的通知不符合格式呢，有人物、有时间，可没具体事项呢。
省委办公厅的态度很好，他们告诉吴无康：李副书记与张副省长的调研内容，他们到达叙州后与叙州地委和叙州行署商量后再确定，这不时间很长的嘛。
叙州的党政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没有欣喜，反而更沉重了。因为，这是绝对史无前例的事情，甚至比“微服私访”还要麻烦得多。
这种我告诉你领导要来，好久来，多少人来，但就不告诉你来了之后有啥事，这事儿，初看起来好像很怪异了，但实际上呢？
所以高显成发话了：“同志们，省委办公厅这个回复，所隐藏的意思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啦！各位这几天，把各自分管的事情做好吧，到时，谁分管的事情惹了麻烦，谁去向李书记和张省长检讨吧！”
高显成也只能说这么两句“气话”。确实，上面一般做出这种出人意料之举动时，绝对不会是好事情，而只能是坏事。
不过，高显成还是责成地委办与行署办联合给下属各级政府和有关企事业单位紧急行文，省委省政府领导将于本月18日至1日对叙州地区进行例行调研视察，望各单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这个文件，当天下午就发到了各县，而叙县因为是地区所在地，所以叙县在接到这类通知后，都是要“转发”地委这个通知的，并除上县委县政府的强调。
因为上级领导来了，就在叙县的地盘上。大多数情况，上级领导都会按官场规则行动，要去哪里，先打招呼，一般不搞突然袭击。
但是，哪怕再遵守规则的上级领导，对车辆沿途的企事业单位，也有可能随时停车考察，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或许专门要看看下面的人是否只会做面子活儿。
譬如帝都各单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面临顶层大佬或部委的调研、视察、检查等。
……
从副县长杨友忠处回来，安岭就让办公室的人“自查”了一番文件报送，在得到明确答复，安岭签发的当天就亲自送到了县委办文件登记处登记上交后，安岭自然没有理由批评办公室的同志了，不过，安岭还是让她们详细地回忆一下送文件当时的情况，并写一个书面的说明。
有了一定经验的安岭，对官场的人其实是极度不信任的，他们有时候仅仅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理由，便可将相关文件置之高阁；又或者一些领导因为水平有限，而将很重要的文件不做批复，或做了简单批复。
所以他总是要求手下的人做事一定要仔细，不能让上级机关的人抓到把柄。当然，如果上级机关没有正当理由而故意为难安岭，怎么对付还说不好，但安岭肯定不是最好揉捏的那一个。
待办公室送文件的人员把过程细节等全部写好交到安岭手上时，安岭知道，文件百分百送到了县府办，而杨友忠说他没有看到粮食局的《报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杨友忠说了假话；另一种则是县府办的经办人员根本没把《报告》交给杨友忠。
县府办的人把本该交给副县长杨文忠阅读的文件不交给杨文忠阅读，安岭任凭恶意地猜测，都猜不到这里面隐含着“报复”与“故意”。
文件这东西，说起来好像很哪样，但形式上不过是薄薄的几张纸而已，再加上下级单位的“报告”，也说不上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被无意丢失、遗忘等是极有可能的。
但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还得去县府办一个人一个人地查。毕竟这事儿是横在安岭与杨友忠之间的“梗”，这东西如果不弄清楚，两人的关系很难彻底正常化。
想起杨友忠，自然忘不了杨友忠对粮食局改革措施的评价，这事儿，安岭感觉很恼火。或许，从杨友忠所说话中的意思看，如果自己开始启动合作合资开发沿江土地项目，杨友忠极可能愿意我粮食局挡住来自其他部门的意见，但安岭自家知道自家事，运输队只是开了头炮，其他各企业改革后的账目拿出来后，肯定不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意见，说不定粮食局内部都会有意见。
到时，杨友忠能帮着自己说？对此，安岭表示怀疑。
杨友忠的能力不置评否，但杨友忠也好，其他人也好，说到底是理念问题，见不得别人多挣，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不要说现在，就是后世，这种观点也大行其道。
后世的行政、事业、国企等，基本上还是大锅饭政策，收入的差别只不过用职称、职务或科室差别取代了；如果是两人同时大学毕业，同时进入大学教书，同时晋升职称（外语+论文），最终这两人待遇也大体一样。
但这两人的能力会一样吗？如果对这种情况进行精细化分析，就会发现两人能力一样的情形较少，而一好一差的情形很普遍，甚至，能力较差者收入还可能比能力较好者更高。
原因就是，能力较强者，往往都不太擅长于投机钻营，而华国又是个人情社会，会在评先、项目、名气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说白了，从最早开始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到后来“均贫富”，再到后来的“大锅饭”，华国人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实在太根深蒂固，其危害十分巨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