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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一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21日湘军两个师由岳州进攻湖北。在正史上他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仍然敢于独力犯鄂，在得到奉军少帅的支持保证后更是有恃无恐。
王占元急令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为中路前敌司令、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25日又调鄂西军往蒲圻布防组织防御。
此时西北军第4骑兵师经过5天的急行军，已抵达荆门地境的钟祥县。由于鄂西北各县市对西北人民军的入鄂抱以欢迎的态度，加之交通甚为不便，待王占元得知消息时，第4师前锋已渡过天门河源头，正向京山进发。
湘、鄂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情况危急，乃向吴佩孚求救，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亦自豫往援。
西北人民军动作如此之快，连吴佩孚也措手不及。王占元虽然为他所不容，却好歹还能算是直系的稳固后方。他也早已将湖北算作他口中的一块肉，怎能轻易让与他人，而且对手还是他掌控中央政权的大敌奉系？因此急令冯玉祥部就近出兵，以援鄂为名，先行占领汉口。另指派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刻日进发。在他看来，虽然钟祥、信阳离汉口均只是300里路程，但是已方有铁路之便，冯玉祥部不需半日，即可抵达汉口，人民军的“泥腿子”兵，除非是飞，否则无论如何是赶不上的。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赵恒惕、张汉卿均叫嚷着“鄂人治鄂”，他派了25师师长萧耀南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萧耀南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再由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北督军，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张汉卿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
冯玉祥对吴佩孚的出兵湖北命令表示完全服从，但是他以军事准备不充分、武器弹药供给不足为由，要求给予准备时间。在耽搁了一天之后，萧耀南的部队已列装待发，冯玉祥部便被谅在一边。
张汉卿因兵行过急，骑兵到了京山，步兵还在宜城，重火力尚在襄樊。为取得缓冲时间，也正式发表声明：“本司令因应鄂省民意之请求，以驱逐王占元、救世主万民于水火为已任。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既事成，当凛遵前日之誓言，专注于鄂省自治选举，学良及所部亦决不谋求于鄂省之任何职务。”
在这要紧关头，远在奉天的张作霖“巧合”地也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倒王”宣言，抨击王占元“侵吞公饷，纵容军变，祸害省政，保境无力”，并公然表示：“鄂人治鄂”为解决当前局面之最好办法，各方势力应尊循民意，以中央政府之命令为指南。
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军队，直、奉两系都有义务维护与中央的同步。萧耀南师出无名，“援鄂”就是公然和中央作对，这样奉军自然就占了道义上的优势；武力驱除王占元虽然可以做到，但同为直系，却落井下石，岂不令同道心寒？而不出兵，就无法左右鄂省的时局。
一番思索又迟滞了吴佩孚动兵的决心，他思前想后，摇摆不定，又拖了宝贵的一天。
不过直奉两系的敌对架式却忙坏了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靳云鹏。两位元首手中无兵无粮无钱，一向看着直、奉眼色行事，平素也尽量一碗水端平。在这两大支柱剑拔弩张之际，不能不左右为难。徐总统发表通电，要求双方保持克制，互派代表或直接在天津召开首脑会议。张作霖一边在京汉路、津浦路陈兵，一边懒洋洋地故意迟了半日才通电表示赞同，实质是给予西北人民军以时间。
直系领袖曹锟招架不住奉系咄咄逼人的气势，电令吴佩孚保持克制，“援鄂军”不得与西北人民军作正面之冲突。吴佩孚阳奉阴违，一边督令萧耀南动身，一边通电表示同意鄂人治鄂，并表示“援鄂军”主要任务即是驱逐湘军威胁，战后当依鄂人所念，力保湖北自治。
铁家伙最终没能跑得过“泥腿子”。就在这两天半的时间内，在张诚德的骑兵师先头部队已抵达汉口城下时，萧耀南的25师前锋还堪堪接近孝感。第一列军车在孝感站被迫停下来后，直军们赫然发现汗流浃背的西北人民军士兵和飘扬在孝感车站的鲜红的五星红旗。萧耀南知道消息于下午2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亲眼看见人民军骑兵团驻守车站的一个连长要求与直军对话，他才真的承认：西北人民军已彻底跑赢了他的部队！
再继续南进已不可能：人民军控制了南下汉口的列车交通。只怕此时汉口已掌握在张汉卿手中了吧？萧耀南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战，要冒着直、奉两军全面开打的风险；和，主动权已掌握在人民军手中。张汉卿于当日通电表明：“人民军已抢占汉口，一行保卫汉口、武昌之职，二行劝退湘军、川军之责。并奉劝其它各路‘援鄂军’以湖北人民福祉为念，暂停用兵，不要‘以援鄂之名，行坐看成败、抢收果实之实’。”
吴佩孚仿佛从山顶上被推到深渊里。这个张汉卿算无巨细，事事抢在他前头，自己处处在他算计之中。他与张汉卿都打着“援鄂”的旗号，但是一个步行，一个乘铁路，结果自己反落在后面。张汉卿说他“坐看成败”，他无可辩驳。若是他强行冲过孝感，则“抢收果实“这顶大帽子真的会压下来，这时候舆论对他不利之前景，几可预见。而且奉系正好借此机会，师出有名，抄了他的后路。他明知道进入汉口城中的不过是少量先头部队，只要直军一个冲锋，说不定武汉之事即定。可是这一声令下，竟是如此的难！
王占元见形势紧张，连催直军援军。然而萧耀南部未奉电令，再不前进。在王占元看来，真似有坐山观虎斗、有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自己下台之势。接连几日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湘军右翼现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6日湘军又占赵李桥，孙传芳部退蒲圻（今赤壁）。此时张汉卿亲携第3师主力已星夜抵达咫尺之外的汉川，形势已无挽回余地。
久等援军不至的王占元不知个中原由，决议与人民军单独讲和，电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不堪收拾。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当遵从张汉卿司令之通令，迎接陕军入鄂，以挽救不利之局势，济万民于水火。”
8月7日，带着一腔愤怒的王占元在得到张汉卿保证其家庭、财产及人身尊严的回复后，下令省城守军迎接张汉卿入武昌城，及麾下第2师官兵全部服从西北人民军援鄂军的指挥。
王占元通电辞职，对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既讽且刺。电文云：“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１
11日王占元离武昌东去，携带他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