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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近代工业水平的钢铁和煤炭产量，到1919年初，东北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85％和82％，是同期日本国的10％和15％，分别比东北新政前增加28％和35％。中日这一巨大差距正在显着缩小，因为据日本关东军情报总部传来的消息，在黑龙江又有几个百万吨级的铁矿及煤矿正被发现。
经过近1年半的努力，平齐线竣工并于1919年初正式通车，北满铁路自哈尔滨向东北沿松花江延至佳木斯。至此，吉林东北部以及黑龙江全省交通干线四通八达，极大地提升了松花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在财力明显不足的时候完成这个大动作，铁路沿线的百姓们出力甚多。张汉卿为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发行了铁路券。这个券除满足日常生活必需外，其余部分约定三年之后兑现，极大地节约了现金流。贫苦无着的老百姓起先对这个券不是太感冒，但是在人民党派出的工作组下乡入村宣传后，因为分得土地从而对政府产生信任的农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另外在能够减少一个劳力口粮的吸引下，在农闲时间，可以看到上百万人的务工人员忙乎在铁路线上。用张汉卿的感慨说：“平齐线的竣工，是东北老百姓推出来的。”
因这些地方不在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随着苏俄势力的渐渐下降，张作霖在实际上得到了比正史上同期远多得多的实力。
正史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东北形成了亚洲第二国际大都市——哈尔滨，仅次于东京，远强于上海。有34家外资银行在哈端口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端口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 1809个。1926年，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此是后话。----节选自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政治上，以张汉卿为主席的人民党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了党部，并在张作霖等的支持下控制了东北三省的议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张作霖起初并未真正理解这些“秀才”的能力及作用，但是当“民主领袖”、“开明统帅”的桂冠完整地戴到他的头上时，他却比任何时候对人民党的支持要来得更强烈，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党的名誉主席。一手握枪的他，也能够在公开场合大讲特讲民主的好处了。凡是他想做的事情，都以议会的名义去实施；凡是不满意中央的决策，他也可以名言正顺地用“有违东三省民意”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将政令挡回去。他真真切切地尝到了党派政治的好处，这软刀子要比武力反对的吃相好看得多了。
军事上，由于财政的好转，军人的待遇能够显着提高。而军人除可以得到津贴外，均可在籍贯地获得免税的10亩土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装备也鸟枪换炮，到1918年底，已有2个师装备了师属炮兵团。在欧战结束后，张汉卿极力劝说张作霖聘请的原德国陆军参谋部高级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批顾问的来历。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它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张作霖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早在1918年入主东北之前就由张汉卿为代表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后来则因为日本全部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利益而耿耿于怀，原则同意向中国东北派遣军事顾问。最初张汉卿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amp;#8226；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amp;#8226；鲍尔上校（马克斯amp;#8226；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并在奉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张作霖的奉军提供军事装备，在协助东北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分批分期完成全部10个整编师（含3个新扩充师）的整编。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张汉卿除坚持“三三制”即：建制师应辖3个标准旅外，全盘接受了其配备师属炮兵团及骑兵团各1个、工兵营及通讯营各1个的计划，标准的奉军各师都以此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7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实际上因经济条件限制，有几个师仅先装备了炮兵营，只有精锐的27师和28师得以重点配置了炮兵团）；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下，奉军各师的目标是成为远东作战技能、人数及实力均不逊于关东军陆军师团的部队。
由于兵工厂的建立，奉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奉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相较于其它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张汉卿极力改善同英美等国的联系，在张作霖英籍顾问伊雅格、自己的外国友人普莱德等的联系下，与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amp;#8226；康格表达了善意，并期望美国能在汽车制造、轮胎、造船、化工等优势方面积极投资，以牵制日本在东北经济实力过大的局面。
而1919年的日本关东军刚刚将都督府撤销，改设权限较小的关东厅，成立关东军，首任司令立花小一郎，司令部设在旅顺，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其下辖1个陆军师、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人数约为4万，直接隶属于天皇，比较张作霖的力量，日军关东军无疑差了好多。这也是日本人无法有效控制东北自治政府改革动作的原因之一。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