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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感应在可以坦诚相交的朋友之间肯定是存在的，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还不长，但我感觉我们已成了那种朋友。
那个下午，我总是心神不属，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他那狡猾的坦诚的憨厚的执拗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就会闪到我的面前跳动不已，我仿佛又找回了学生时代才有的那种真诚。
两只眼皮在不停地交替跳动着，我按照老家那句“左眼跳财贝，右眼跳是非”的谚语不住地安慰着自己，可左右眼轮番跳动又说明了什么呢？我心中涌上了无数的诸如“既跳财又跳福”之类的念头，企图压制这股不祥的预感，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努力地劝着自己。
到了晚饭时间，我仍没有一点食欲，秘书几次叫我都被我不耐烦地撵走了。他莫名其妙地瞅着我，肯定在想，一向慈祥和蔼的新书记何以会如此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到底怎么了。
我猜想我大概病了，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我开始出现了幻觉，只觉他正提着从财政局支回来的五万元现金大咧咧地冲我走来，边走边喊，喂，老伙计，今冬可好过了。我正欲迎上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劲烈的寒风所带来的呼啸声所打断。我疯狂地喊着秘书，吩咐他去检查一下门窗是否关好。
正待坐下去处理案头的文件，镇长的老婆来问镇长的去向。她样子甚急，说，镇长老娘的病又犯了，家里又没钱，他却整天只顾着灌猫尿，真是烦死人了！她显是以为镇长又喝醉了，不知猫到什么地方睡大觉去了。
我边安慰着她，边安排秘书去打电话找卫生院长。只一会儿功夫，秘书便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院长根本不接他的电话。
反了他？！我低声咕噜着，让他去安排车。哪里还有什么车安排？小镇只要一辆老掉了牙的桑塔纳又被镇长带去办事了。
到独占着两排平房的卫生院不过一箭之地，原也不需要车。我顿生一股豪气，背起镇长的老娘就往卫生院赶。
老娘精瘦并不重，但赶到卫生院时还是累得我双手发麻两腿发软。这分明在提醒我，这几年身上虽长了不少肉，体质却在明显下降。
卫生院的条件反倒比镇委好得多，炉子烧得暖洋洋的。据镇长说，卫生院是镇里重点保证供暖的有限几个单位之一，前些天刚凑了一笔钱拨给他们。
院长显是刚喝了酒，两眼赤红，正陪几位老兄在打麻将。对我们的到来甚是不屑，眼皮都没翻一下就说，交押金去吧。
我问，多少钱？
答，三千。
我摸遍了自己的口袋，才记起自己一直有不带钱的习惯。再看秘书，同样面面相觑。自那以后，我才改变了这一延续了多年的习惯。我问，先住下不行吗？我们明天一定把钱送来。
我并没有忘记表明自己绝不欠账的决心，他毫不动摇地答，不行。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下子就掀翻了他们的麻将桌，怒喝道，我这镇委书记还值不值三千元？！
见我火了，秘书才向前介绍道，这是镇里新来的郑书记。
他同样一脸的愤怒，颇有些怀疑地打量着我，但镇长的老娘和老婆却是真的，冰冷的态度骤然升温，手忙脚乱地帮着安排，不小心弄爆了一只暖瓶也早已顾不得了。
安顿好镇长的老娘，时间已到了夜里十二点，那一刻，我突然对小镇的建设有了太多的想法，急于找镇长商量，镇长却仍不见回来。我便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打他的电话，电话里却总是无人接听。
凌晨一点的时候，我正欲迷糊过去，电话却不合时宜的尖叫起来，里面充斥着镇财政所小刘的哭腔，书记，我们的车翻到了沟里。
我忙问，人怎么样？
电话里尽是盲音。
我原打算让县城里的朋友借我一辆车和五万块钱，实在禁不住暴躁不已的情绪便让秘书借了乡民一辆拖拉机就匆忙赶路。到达县第一人民医院时，天已经亮了，哥们的车也从县城到小镇又从小镇到县城地赶了过来。刚进医院门口，便看到头缠纱布的小刘正与一位脸上阴云密布的医生在交涉住院费的事儿。我喊了一声，小刘见我来了象见到了娘老子一样闯进我怀里哇地一声便哭了出来，而我则示意秘书随正逐步阴转晴的医生前去交费。
我急于探知究竟，小刘却一直泣不成声，直到我猛地推开他抓住他的双肩用力地摇他，他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了些，断断续续地道出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镇长按我的嘱咐带着司机小陈和小刘买了两只野兔和两只山鸡就径直往县里赶。司机小陈常遭镇长训斥，最严重的一次因嫌小陈开车耗油太多小陈顶撞了他，他竟当场想撸了他，要不是几位副镇长拦着，他或许会当真撸了他。因此，尽管他并没有撸了他，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对小陈好，小陈还是甚是怕他。去的路上，小陈小声嘀咕了几次车有毛病的事，可他正因小刘买山货多花了十元钱又没有开到正式发票窝了一肚子火而没有听到，正在胆战心惊的小刘自也不敢多说话。
到了财政局，局长瞟了一眼他手里的东西，因当时正闹禽流感，小脸霎时变得蜡白，忙后退着叫嚷着让赶快把东西放到门外。待说明了来意，那张蜡白的小脸立时换成了大爷相，说是老板虽打了招呼，但此刻手中确没有钱，要拿到钱，必须要到春节后从其他预算中挤占。边说着，局长边召来了办公室主任，如临大敌似地要求立即实施全楼消毒。
刚开始的时候，镇长的脸上一直陪着笑，想不到一向不拘言笑的他笑起来还蛮好看，可这笑渐渐地就变得僵硬了，他只说了一句“走”便摔了局长的门走了。才离开财政局，镇长立即就后悔了，连呼险些误了大事，便让小陈把车开回去，可到了门口又坚决不肯进去，这样往返了几次，天就黑了。
待见局长的车出来，镇长便让小陈跟上去。局长下了班不回家，而是到县委接了几位领导去宾馆吃饭。镇长便和我们一起在车上等，直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局长才开车回家。到了局长家的楼下，镇长又在迟疑不决，来来回回了十几次才终于鼓足勇气上了楼。
凭镇长的脾气自是又吃了闭门羹，只好作罢。小刘试探着劝镇长吃一点儿饭再走，或者干脆住一宿，镇长说，还是算了吧，咳，就我们镇这状况，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吧，走，回去，我请你们吃山鸡，叫上老郑，他可是个好人哪。
回去的路上就翻了车，小刘从车里爬出来，见镇长和小陈被压到车下，早已慌了手脚，他用力去推车，推不动便用镇长的电话给我打电话，电话一会儿就没电了。幸好有一货车经过，小刘再三哀求，司机才答应送他们去医院，一进医院，或许怕被小刘缠上就悄悄地溜了。
说到这里，小刘又哭了起来，边哭边哀求着，郑书记救救他们吧，救救他们吧，他们恐怕不行了。
我说，别胡说，他们会没事的。说着，我自己首先不自信起来——我真的好希望自己的心灵能感应他们，老伙计，你可一定要停住啊。
我的心灵没能感应他们，上午九点，第一个坏消息传来了：司机小陈因重创了脑部经医治无效已死了；紧接着第二个坏消息又传来了：镇长伤势危急正全力抢救，五万元的预付款已用完，请抓紧交款。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钱的极端重要性，我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能够贪一点呢？钱是能救人的，对于县医院的医生，总不能象训卫生院长那样训他们，苦苦地哀求并许诺一定会尽快把款交上。怎么办呢？再打铁哥们的电话，早已关了机。他不应该这样的，他现在的事业完全是靠我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或许人有了钱，都会变得势力起来；或许因为他要求承包小镇的山场我没有同意；或许……再或许也无法解决眼前的困难，现在只有自己能拥有自主权的钱才是最重要的。我决定去E镇化缘，我坚信自己在E镇的威信。
人在位与不在位的风光是截然不同的，回到E镇，接替我做了书记的镇长满脸堆笑，嘴里尽说一些欢迎与感谢的但绝没有多少真诚的话。幸而我了解他的为人，便故意端足了老领导的架子，耐着性子听他讲下去。他说他是从与一家外商谈判桌上抽身赶回来陪我的。随后，便按我能够预料的形式和思路，一二三四地大讲特讲自己的丰功伟绩。
谈判？哼，还不知在干什么呢。我知道他是一位麻坛高手，曾创下不吃不喝连玩三天的记录，心里想着，脸上却不便表现出来。我同样知道，他讲话不等谈兴尽致是不会结束的，否则便会象别人欠了他八百吊钱永远无法要回来那样难过。好不容易捱到他讲完了，我便用近乎玩笑的腔调表明了来意。
多少？他一个愣怔后，快速问道。
我说，多多益善。
他习惯地眯起眼盘算了好一阵子，才痛下决心似地说，这样吧，我给一万，不要还了。
我已丧失了讨价还价的热情，便默认了，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满足。
中午饭吃得则更令我沮丧，我点到的十几位老板只来了三位，其他的全部以在外地考察为由没来。来的三位则只简单地跟我握了握手，说了几句无关疼痒的客气话，便把目光移向了他们的书记，似乎书记的脸上正一层一层往下剥落着财富，就象当年他们仰视我的脸。边吃着饭，三位老板必事先商量好了，各自出了三万，而且都象他们书记一样声明，坚决不敢要还的。
我执拗起来，非要秘书逐一给他们打了一式两份的欠条，要知道这比当年他们送给我被我退回去的要少的可怜。
钱虽少，却是千钧一发可以救命的。有了钱，我不敢稍作停留便往回赶。路上，秘书满脸虔诚且不无钦佩地跟我搭讪，我一声不吭，因为我实在无话可说。
待我匆匆赶回时，镇长已经死了。我心里空落落的，四肢已然不能动弹，秘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从车里扶出来，陪着我蹓跶了一个多小时才渐渐恢复了知觉……
处理完了镇长和小陈丧事，化缘来的连同********亲自送过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还要留一点儿给镇长的老娘治病，镇委的暖气自是不敢再有奢望。
县委给了镇长极高的荣誉，倒不单纯是为了安慰活着的人，连********这样已修炼至天崩地裂而面不改色的人竟也动了真情，他说，象镇长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这样艰苦条件下的人，不需要任何政绩，他也是英雄，不折不扣的英雄。镇长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表达过他的愧疚，我要说，他是无愧的。我们必须永远地记住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追悼他、怀念他，让他能够无愧地安息于九泉之下。今后，凡是县委要向地委推荐的干部都要首先到小镇工作，拿出三二年的时间，看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这要形成一项制度。……
听着书记的话，我突然涌上了一股强烈的探知欲，我想知道财政局长此刻在作何感想呢？我一直认为，是他害死了镇长，他是间接的甚至就是直接的凶手。我轻蔑地瞥了一眼正立于台下的他，意外地发现高昂着头的他眼睛里竟含着几颗硕大的泪珠儿，偶尔地便要用衣袖去轻拭一下以防止它落下来。“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恶毒地诅咒着。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及我从镇长车祸的阴影里走出来，找镇长讨债的人便络绎不绝地追上门来，有集体的，有个人的，还有集体和个人难以分清的。
我让刚伤愈出院的小刘认真做了清理，对于镇长个人的三万七千元欠款全部由我个人设法归还，我不想让他死后再背一次赖账的骂名；对于镇政府的集体欠款，则全部交由从镇委副书记提了镇长的张天问去打理。
张天问，四十五岁，已在小镇干了十年的副书记，本已绝了再进一步的念头，在我不遗余力地争取下才做了镇长，自是对我感激涕零，把我“能赖就赖，能拖就拖，混到手里才算钱”的集体负债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很快就混出了个“泼皮无赖张”的诨号，小镇却毕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而逐步有了改善。
或许没人肯信我们的镇级财政会困难到如此地步，但这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现实的发展绝不会象影视资料所表现的那样快速和鼓舞人心，而是一个缓慢的艰难的跋涉过程。在这个窘迫的过程中，我那种时常令我焦灼不安的期盼与渴望反而渐渐地平息了下来，生活艰苦而又充实，苦中有乐，我开始变得现实，或者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那些浮华的东西，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再去纠缠我那位岳父。
然而，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我岳父的老练，在我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年轻的********因受到后台倒台的牵连而犯了事儿，与之交往密切的纷纷被调查组叫去问事，接替我做E镇书记的那位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他正在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这件事在全县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媒体虽尽力避免过分渲染，只发了一个简单的公告，一时间还是人心惶惶，颇多猜测，颇多议论。据说曾有人向工作组提及过我，可工作组长一听我在如此艰苦的地方甚是不屑。我岳父连续给我打了三次电话，见我无事才总算放下心来。既与之没有经济上不清白的联系，又何必要空自惴惴不安呢？我在埋头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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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小镇并不比其他地方缺少发展的优势，只是万事开头难，只要破了题，照样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或许你根本想不到，它的发展竟会完全来自一次极其寻常的同样令人窒息的讨债，这就象人的思维，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反而不利于理清思路，偶然的不经意的事件往往能触发人的灵感。
那天的债主，态度甚是激烈。但他碰到的是永远不温不火的好脾气的张问天，任你哭喊叫骂愤怒，他就是不发火，纵使大罗神仙到头来也让你无可奈何。逼急了，债主便提出以镇里闲置的资产抵债，好个张问天，死活不同意。
讨债就这样由债主首先提出经张问天因势利导逐步转变了方向，进入了讨价还价的谈判阶段。张闻天提出，抵债那绝对不行，如果把资产折价入股，以入股的分红逐步偿还债务倒是可以考虑。……
就这样由小到大，由镇里到村里，由资产到资源，保持股权，合作开发，以激发内部活力为主，辅之以外力加以推动，长期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这是我们镇委会迅速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当然，任何计划都有其时代局限性，必须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但只要有了共识就会有动力和积极性，渐渐地，便有了十万亩山林旅游开发项目、山水净化项目、平原粮食丰产方建设项目、旅游度假村建设项目、资源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半年后，地委考察组再次进驻我们县，又经过了一番司空见惯的民主评议、下级组织推荐、上级组织考察等一连串的隆重而又严格的程序，产生了新的公示人选，而我则由于年龄问题最终被挤出了公示人选名单。为此，书记专门找我谈了话。
他已届知天命的年龄，传言属于过度类型，但其神采飞扬却并不亚于前面任何一任书记，我常暗自揣摸他何以会有如此长久不衰高昂饱满的激情。他高度评价了我在关键时期能够站稳脚跟不随波逐流的政治坚定性，对我在小镇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说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只要安心工作，机会总会有的。
既如此，我何以会被挤出公示人选名单呢？而且据谣传这次公示的人员不再是遥遥无期的后备，而将作为县级班子换届的直接候选人，也就是几个月之后的县级领导。这年代，鬼才不信谣传呢，谣传往往就是现实。
他的谈话显然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或许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效果，只不过摆出一种姿态而已。尽管我已渐渐平息了那份焦灼的渴望与期盼，但这样的结果实在让我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这毕竟的现实。
谈过话之后，我甚至没来得及送他便把自己锁进了办公室，一口气打了十几个电话，接通了，想想又实在无话可说，搞得自己和对方都感莫名其妙。到了傍晚，我又打通了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的电话，对方不解人意地哈哈笑着说，有什么事儿直接找你岳父吧。其时，他已做了某地的副书记。
我只好按处长的指点去找我岳父，希望能探得一点儿消息，可岳父对我避而不见，电话也干脆关了机。不过，他托人告诉我，有什么事只管去问阿凤好了，他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阿凤。
提起阿凤，我就心里发怵，只要她别缠上我，我就阿弥陀佛了，但我还是决定去找她。
我们已经分开好长时间了，只听说她已办了一家净化水厂，最近又要办一家大型综合性休闲娱乐中心。找到她时，她正领着一帮人在装修她的娱乐中心。见我来了，她立马撂下手中的活计，上前双手搀住我的胳膊，冷不丁便给了我一个响吻，惹得那帮工人面红眼热心里早不知想到了何处：一工人突然从架子木上掉了下来，幸亏不高，但他夸张地抱着头嗷嗷叫个不停，众人一愣，待意识到他在作乖，随即又哄堂大笑。
我登时羞红了脸，而她却毫不在意，甚至有些洋洋自得，几乎是拖着我进了她所谓的办公室。未及关好门，她已开始在我的身上乱摸起来。我猛地推开她，问，你都知道些什么？
她仿佛明白了什么，迅速掀起了裙子，问，干不干？
答，不干。
说，不干，不知道。
其时的办公室是指未来的办公室，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终没能拗过她，只好在地上干了。并非这活在地上干别有一番滋味，而是因为我们已太久没做这活了，她兴奋地嗷嗷直叫，两手用力地掐我的脊背，指甲分明已嵌进了肉里。
我只能按照她的要求奋力动作着，没有丝毫的快感，除了忍受脊背难忍的痛疼，还要不时地去瞅并没有完全关好的门，比偷还要紧张。
越是紧张事情越慢，好不容易完了事，她满足地合着眼，一字一句地说，爸爸说了，事成了，叫你耐心地等待。
纯******鬼话，竟换来来这么一句熟悉得足以让我耳朵磨出老茧的鬼话！再看自己，整洁的衣装早已变得狼狈不堪。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贼一样快速离了她的店，贼一样快速溜进了自己的车里，企图以此避开人们的目光来掩饰自己的狼狈，不料反招致了更多的目光和嘲笑。
终于逃过了熟人的视线，我急喊司机停车，到路边吐了个淋漓尽致，直到感觉胆汁都出来了才略微舒服了些。
卖了，我把自己卖了，卖得一文都不值。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这样愤愤地想着。
之后，自然便是下任命，公示的几位都提了副县级调到外县任职去了；再之后便是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选举；再再之后，自然便是开会了，先是党代会，后是人代会。
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却在为别人做嫁衣裳，尽管镇长张问天再三宽慰我，我还是无法打起精神来。会上热火朝天地讲着，会下的思想早已飞向了天外，而且那么地无边无际，总无法凝聚到一个点上。
——本次换届，调进了三位副县长，最大的只有三十七岁，最小的竟只有二十八岁，还一脸的娃娃相。
要知道，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在乡镇要靠上副局级也是不易的：前些天，我那位靠选举做了副镇长的前任秘书来看我，给我讲了两则事实，他虽然讲后即感到了失言，连呼多嘴，听起来颇耐人寻味。
一则说，他的一位大学同学现今已做了八年秘书，陪了四位书记。自陪第二位起，经名人指点便欲操作提拔一副局级，操作了三位，哪位都说成了，可至今仍是秘书。由于花了三四万冤枉钱，同学到现在连彩电都不舍得买。念及此，同学就想骂，却又不敢骂出口，唯恐连现在的位置也保不住。当真是欲罢不能，真******黑！
一则说，E镇的一位老站长，我自知他性格特倔强。在我调走后，便有人放出风来要免掉他。他自持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便忙着去找业务上级要求进城，业务上级答应了，镇里却不放他。老站长百思不得其解，便求教明白人。曰：有人给老大送了礼要当站长，而如果你进城，上级必另派站长。问：何以当之？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站长不肯，明白人便劝：只要站里出，又不用你自掏腰包。其时，站里境况不好，老站长心疼钱，反问，公款就不是钱？老站长当然只能被免职而调往他镇，送礼者如愿当了站长，仅一年的时间就为站里拖下了三十万的债务，而且账面记载清清楚楚，送领导烟酒糖茶各多少计款多少元。领导大怒，又实在无法，只好设法调其进城，而后又放至其他镇去任站长才算了事。因涉及自己曾工作过的单位不便评论，且只记述秘书原话。
其实，事实也未必如此，然事情做得神神秘秘又岂能不令人费尽猜测？
人代会就在我这种心神不属的胡思乱想中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最后一天，庄重严肃地投完自己神圣的一票后，我意外地发现有人冲我诡秘地一笑，可我实在想不出此为何许人也。果然便有了事，计票结果一公布，竟然有我十多票。恶作剧，绝对的恶作剧！因此在书记发自肺腑地跟我谈话时，我信誓旦旦地说道。看得出来，他还是信任我的。
我不可能愚蠢到拿组织原则开玩笑的程度，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不会恶作剧，对象自然是那张娃娃脸，我自己也说不清何以会有如此一招：娃娃脸分管土地和城镇建设，那一阶段正是小镇实施全面规划的时期，各种违章建设甚至包括农村的部分坟墓都必须予以清理。精心研究制定了方案后，我突然冒上了一个古怪的想法，便撺掇镇长张问天亲自去邀请新当选的副县长参加。
副县长正欲创造政绩，不仅没有意识到麻烦的来临，反而对我们的做法大加赞赏。这娃娃脸原不带有官相，偏偏要端出一副官架，任何故意装出来的东西都是最丑陋的。在调皮者“开会怎么来了一个孩子”的嬉闹声中，他故意踱着方步登台亮相在了现场会的会场，未及我介绍，开口就是秘书不知从哪里抄搬来的带有训斥意味的官话，经他惟妙惟肖地一表演，火药味更浓了。
这时，不知谁突然骂了一句“狗娘养的”，台下登时乱了套，群情激奋地围到正讲话的他的身边。一系列的问题问得毫无准备的他两手直搓，独是无言以对，额头渐渐便冒了汗，嘴里不觉竟又文绉绉地念叨出了“如此粗俗”之类的字眼。
这种场合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众口难调，即使再有道理逻辑性再强，也根本抵挡不了七嘴八舌地诘问，而且往往会越解释越乱，因为只要让人抓住一点儿把柄，就足以顶得你张口结舌。眼看火候已到，我大喊一声：保护县长。
机关干部在镇长的带领下很快就形成了一道人墙，娃娃脸灰溜溜地自人墙中穿过……我心里乐开了花，我最希望的当然就是看他这副灰溜溜的狼狈相。我自然有办法控制住目前的混乱局势，我恰到好处地控制着自己才没有让心底的笑冲口而出。
中午，我让镇长安排了我到小镇后最奢侈的一桌，说是为县长压惊，实际上却是在庆祝我内心的胜利。酒桌上，娃娃相又端起了架子，自是经不住我和镇长轮番甜言蜜语地轰炸，醉得一塌糊涂，嘴里却仍没忘记那句“如此粗俗”。
吃饭的空档儿，此事就传遍了全县，加之我煽风点火，越传越盛。直到我岳父来电话告诫我，说此人背景不小，不可轻视，不可玩火！我那燃烧着的明显变态的激情才稍稍熄灭了些，据说，他居然直向县里诉说我的不易和英勇，唯一挑出的毛病，便是我忽视了群众的教育工作。这算不上一个大毛病，任何人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没有缺陷，这是时下通行的一种做法。他倒甚懂官道，不过，据人讲，他提这一问题时的态度是认真的。
既然有明文规定的东西，没有人会硬着头皮去自寻麻烦，而且越有权威的人越不会。——避过了县级班子换届的敏感期，地委单独针对我的考察组便已悄然而至。考察的重点自然便是本人工作过的地方，未等我开口，镇长张问天便已牢牢控制了考察的范围：平日里即使稍微有点儿看法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意见的人，都要设法让之无法与考察组会面。考察如人所愿地顺利进行，接下来很快就是公示。
这人确是奇怪，千盼万盼到手的果子偏又迟迟舍不得吃，往往还要生出许多担心来，唯恐有一丁点儿的差错，似乎只有真正到了黄河才肯死心。阿凤才不肯去管这些呢，她坚信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因此便以功臣自居，她几次求欢都被我以不利成事为由推脱了，我当然知道她想改变我们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凡事经不住念叨，往往念叨着便来事了。
——现代的人真是奇了怪啊，见了面总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谁肯去得罪人，又有谁敢去得罪人，背后整人的功夫却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有了问题，当面不说，平日不说，专捡关键的时候给你一绊子便够你喝一壶的。公示的第二天，便开始有人向地委组织部举报。
要知道，这种举报是必须署实名的，而且必须提供较为详细的线索，这绝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掌握并做到的。组织部门自是不能把这些人的姓甚名谁告诉你，只能凭你漫无天际地去猜测去判断。这种猜测和判断是最伤人的，弄不好伤了朋友又得不到真相，反累得早生华发。但这个举报人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毕竟地委组织部门和地纪检委的调查组被派到了我们县。
盛产谣言的年代必少不了谣言，连我被双轨的消息都传出了，有的人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慨叹，早知如此，又何必去争这劳什子官当。
我的电话明显多了，多是近段日子好不好言辞闪烁的问候话，其实稍有点儿常识的人在得到我还能够接电话的信息就足以安心了，偏有直奔主题的，搞得我常气摔了电话。难道这些人当中便没有真正的举报人？
最掘劣的当数小镇的一些村支书，竟然买了些面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雇车送到了我家门前才去打探我到底是否真的被抓，反让阿凤捡了个大便宜。倘若我真的被抓，难道还能够享用到他们为我准备的这些东西？
真的好险啊，要不是我岳父的那句话……这些人当真小瞧了我。
问题总算查清了，包括我到E镇化缘的那些钱，当然也有许多违规的尚构不成违纪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着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且大多为情势所迫，不足以影响本人的提拔使用。这便是组织对我的结论。
我当然知道，里面还有个怎么认定的问题，这应该感谢我们的过渡书记，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毕竟是在他任期内提拔起来的干部，要不然，就此再耽搁一年，任你有多大的本事，因为年龄，一切都会变得无济于事。
任何东西，只要得到了就会显得不再珍贵。在正式接到副县长任命的那天，我心里反而空落落的。还未等我完全交接完毕，暂时主持工作的镇长张问天便开始对外签单，而财政所的小刘也一反常态地付了款，这让我隐隐产生一丝不快，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变了，应该大气，毕竟人家还是尊重你的。我这样劝着自己，但还是狠狠地盯了一眼正埋头做账的小刘，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态度的变化，或许他已根本不需要再费力气去刻意关注我的态度。
虽然……虽然……我心里默想了许多其实毫无内容的虽然。接我的车来了，我该走了。尽管……尽管……脑子里突然又冒上了许多其实同样毫无内容的尽管。
入夜，禁不住多少天来同样处于亢奋状态的阿凤的挑逗，我猛地翻身把她压倒了床上，兴奋之后突地闪过一阵紧张，我感觉自己那活儿失灵了，急得阿凤在我身下哇哇大叫，而我则憋出了一身了冷汗。
或许有人认为我在关注财富，或许有人认为我在关注权力，也或许有人认为我在关注副县长比镇委书记多了更多在全县媒体露面的机会，其实都不是，我在继续规划着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