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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午饭，李思明和曾智一起到了公司。
公司里每一位的雇员，见到李思明都会大叫：“嗨，李，你真的会中国功夫吗？教教我怎么样？”
天知道，中国功夫是什么样的？李思明不得不一再地撒谎：“这是我家租传的，无血缘关系不得外传。你若改姓李，我可以教你。”
大卫弗兰克尔最近很高兴，《阿甘正传》还在持续上映，海外市场已经全面铺开，票房分成一天天地高涨，这是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雇员们也很满意，不仅努力有成绩，薪水又长了一次，老板在这方面从不吝啬。唯一有些麻烦的是，公司一天天地扩大，这座大楼不久就装不下那么多人。总之，公司蒸蒸日上，也许某一天能济身一流电影公司也不定呢。
不过到目前为止，公司只投拍李思明一个人的电影，弗兰克尔知道这不是一个电影公司正常逻辑。在好莱坞，通常是电影公司手中有剧本，然后找导演拍，或者是导演手中有剧本，找电影公司投资。弗兰尔见过不少导演，这些导演中，有不少还是颇有名气，他们想让麦克肯纳公司投资他们的电影。李思明已经在媒体面前透露，将来他会离开好莱坞的，弗兰克尔只好未雨绸缪，找一些好的本子。
“李，听你将来要离开好莱坞？”弗兰克尔一见面就问道，语气不善。
“听着，大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对你来拍电影就是全部。而我却不是这样认为。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李思明道。
“可是公司怎么办？”弗兰克尔有些担忧。
“我本来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李思明话有所指，但弗兰克尔却以为他只是谦虚，“好莱坞是个丰富多影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人加入到这个圈子里，只要我们地眼光有足够的敏锐，就少不了会制作出好的电影。麦克肯纳公司想做大做强，就必须寻找更多的剧本，更多的有才华的导演。不断地推陈出新，这才是公司持续发展壮大之路，而我目前不还是在这里吗？”
“我不得不，你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感到遗憾。”弗兰克尔情绪不高。
“大卫，放心吧。我虽然将来会离开，但我会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至少我会对你找到地剧本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的眼光还不错！”李思明开导道。拍电影实在是赚钱。李思明没有理由放弃赚美国人的钱。只不过，是别人替他赚钱而已，只要看到剧本，他就能知道这部电影有没有投资的价值，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我们谈一下下一部电影吧？”弗兰克尔似乎忘记了刚才的失望，他对李思明的下一部电影有些迫不及待了，“你准备做些么？”
“这一次，我准备再换个口味，拍一部战争片！”李思明道。
“哦。越战片吗？自从《猎鹿人》成功之后，这类型的颇更欢迎。不过此片也很有争议，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对战争的歪曲。另外，你地国家正在打仗呢，在我们美国人看来，都是一回事，你得考虑清楚。”弗兰克尔有些担心，“而且科波拉地《现代启示录》让人失望，听现在科波拉现在到处替别人拍片还债呢。”
科波拉是刀年代中期崛起的一名导演，1974年先后执导经典之作《教父》，《教父续集》而名闻世界。两部影片都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教父续集》还使科波拉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还再以《对话》获得葛纳电影节的金棕桐奖，名震世界影坛。
《教父》和《对话》获得的荣誉与巨大的商业成就使科波拉从“才子”一跃而成为“影业巨子”和百万富翁。取得了成功的科波拉开始方雄心勃勃。他想在美国电影界当真正的巨子，他要超过好莱坞历史上那些威名赫赫的电影巨头。在他看来，米高梅，华纳，派拉蒙公司的头头仅仅只会理财，而他却既善经营，又会拍片，他要追求自己的艺术之梦了。他要是知道李思明这位“才子”只是打着“艺术”地旗号行赚钱之实的话，不知道该称赞还是鄙视李思明。
经过数年的准备之后。科波拉决定独资拍摄《现代启示录》。他决心把这部影片拍成“大题材”，“大场面”，“大资金”的电影。为了筹集资金，他先把影片的版权卖给了美国和欧洲的发行公司。得到了一千三百万美元。这还不够，他又孤注一掷，押下了自己买下的搂房，。盘出了他的出版社，他带着规模有如一个加强营一般的摄制组，一头扎进了菲律宾的丛林之中。但是严峻地现实接踵而至：他向“五角大楼”商借飞机，大炮，兵舰，军方因为不满于这个故事而拒绝了。
不得已之中，他只得高价向菲律宾政府雇士兵，租飞机，买游艇改装成炮舰。在拍摄过程中，又遇到了两次强台风，他精心做成的布景被吹得稀里哗拉，拍摄不得不停顿了六周。正在这时，主要演员因故拒演，不得不重拍他的全部镜头。《现代启示录》总共耗资三千六百万美元。在当时，这恐怕是美国制片之上最高的成本记录。这还不算，科波拉为了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不惜一再返工重拍，胶片耗费达一百万英尺以上，历时三年之久。影片拍摄期间，科波拉整天不间歇地工作，饿了吃三明治，体重掉了三十公斤。
1979年，科波拉赶在圣诞节前发行了这部影片。令人遗憾的是，评论界对这部电影一片死寂，他们竟然看不懂科波拉想在电影里要明什么。观众们对这部高成本新片也并没有表现出科波拉曾经期待过的热情。影片没有收回成本，科波拉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庞大的广告宣传也没有为影片带来福音。该年度地奥斯卡奖角逐中，这部影片又榜上无名。不用，这对于雄心勃勃的科波拉，是一个沉重地打击。后来，他再也无力独立投资拍片，只能更雇于好莱坞各大制片人，从执导影片中赚钱来偿还债务。到八十年代，科波拉几乎一撅不振。他辛酸地：“我准备洗手不干了。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还要在目前的条件下工作。我现在已经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只是在自己家里放映一些老影片自娱。”
“这个人很不错，我们可以高薪雇佣他来，给我当助手。我正好要拍战争电影，他在《现代启示录》中塑造的战争场面很经典，我正需要这样的人。”李思明对这位“欠债”导演很感兴趣，科波拉现在很潦倒，但是李思明知道此人会再度一鸣惊人的，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来得要好。
让未来的牛人给自己当马仔地感觉很不错。李思明想。要是雇佣未来的美国总统，州长之类的，那该多好啊。李思明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这是“别有用心”的李思明给别人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这个应该没问题，不过你真的要拍越战吗？”弗兰克尔问道。
“哦，不是，我拍的是二战。”李思明是不会去越战片地，“那一场战争我们都是正义地一方。”
美国人认为，越南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年代错误的地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它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不安，以及价值观念的丧失和累累的精神伤痕。越南战争结束后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越战成了好莱坞电影的热门题材。继电影《猎鹿人》之后，一系列震憾人心地越战片相继问世：《生于七月四日》，《全金属外壳》，《河内一希尔顿》，《汉堡包高地》，《战争伤心云》，《早安，越南》，《失踪人员》，《野战排》等，它们凝聚了美国人对这场不义之战的痛苦反思，这些影片不仅轰动了美国也轰动了世界。所有这些题材的影片，为好莱坞带来了巨大的票房收入。
但是中国人的观却不同，至少在李思明的观中，有着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是为争取生存的空间而打的战争。李思明和他地队员们在丛林中流血牺牲，总不能因为美国人的观而否定了自己。
“很久没有人拍这个题材了。”弗兰克尔道，他有些担心，因为这个题材过去拍得太多了，他有些疑惑。不过他又想到李思明总是出人意料，就不再怀疑了。
“你有了剧本吗？”弗兰克尔问道，“我手头上剧本不少，可都不是二战的。”
“没有。”李思明坦白道，看到弗兰克尔惊讶的表情。补充道，“我曾跟格卢姆提过的。他现在恐怕已经完成初稿了。”
什么是主旋律？
这是中国人常的名词，也许是中国人创造的名词。提到这个词，中国人会想到董存瑞，想到了王成，想到了焦裕禄（这个人物恐怕有人根本不知是谁？）。
美国人不讲主旋律，因为他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他们可以借一位喜欢胡言乱语的名叫巴顿的人之口，明只有美国人才能击败希特勒；他们让一位美国总统，身先士卒亲自驾驶战斗机，向外星人表明美国人是不可战胜地，顺便明美国是地球唯一的守护者；他们可以让几名最多只有高中文化地美国矿工，搭载航天飞机，飞往一颗即将与地球相撞的彗星慧星，然后证明只有美国人才能拯救全人类。这是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抵制好莱坞的原因之一。
但是好莱坞并非都是如此直白的宣称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主旋律，首先，从影片的价值取向上来，它总是避开国家，民族之间有着明显分收争论的敏感话题，而去表现人类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人都容易接受的价值观念与心路历程。好莱坞电影中地低俗之作并不少见。但其中的优秀作品，的确在故事和角色的演绎中，表现了真，善，美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
其次，好莱坞影片作为一种商业社会的艺术追求，它有着求新的探索，但不那么曲高和寡：有民族的特色，但不那么封闭与排它，它所苦心追求地是赢得最大多数观众认同的共同美感。商业社会需要的是更具备超越性的规则，全球共同的行为规范。需要以最大多数的观众内心深处都可以接受的伦理，道德去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神支柱。好莱坞电影的底色。正是这种伦理价值观与审美追求。这正是它拨动全世界观众心弦地秘密法宝，正是它在世界电影领域遥遥领先地根本原因。而被李思明称之为黑马的《母女情深》旨在以人生酸甜苦辣来诠释母女复杂亲情关系的温馨品，家庭伦理道德的回归正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人内心需要的，也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主旋律”。
所以他们也能更含情脉脉地，充满人文关怀地让入个美国大兵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去拯救另一位大兵，然后明“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并可由此上升到“人权高于一切”地地步。不要忘了。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那个勇敢的考古学家琼斯首先也是一个美国人。
典型是那部《猎杀U571》。创作者似乎刻意忘了其他盟国的功绩，甚至是技巧性地“夸大”了美国的功勋。此片在欧洲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偏激的言论干脆直指“美军从未在对抗Ｕ型潜舰中出过力”！一群平日奉行享乐主义的美国大兵，在战场上摇身一变成为尽忠职守的士兵。除了英俊的军官，导演还不忘了安排一个平日打理伙食地“黑人”临阵掌舵，还不忘安排一段美军格救德国士兵，反遭“恩将仇报”，最后不得不除之后快的桥段，于是，就在一连串精巧的烘托下，一部高举美国英雄主义的电影呼之欲出。
中国的观众已经被那些中国导演们永远没有新意的教给惯坏了。以至于后来，“主旋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贬义词。为了表达对上一代人军事作家和战争题材导演的“鄙视”，中国的作家，编剧和导演们，在战争和战争影视剧中增加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士兵和军官开始脏话等等，但有一可以肯定，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脏话，它们不能构成甚至根本不能构成ren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地标准，那么文学和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这样的作品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观众的认同。
李思明准备拍那部八个美国大兵拯救另一位大兵的故事。这是美国人的“主旋律”，在李思明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些顾虑的，因为李思明在拍美国人的马屁，拍得还将会是很有“艺术性”的。
《肖申克的救赎》在中国国内被认为是一部“揭露美国司法黑暗的电影”。
《阿甘正传》被认为是一部“猫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腐朽与性堕落的电影”。
中国国内的影评在这个时代，还是抱着批判和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外国，包括李思明的电影的，李思明有些担心这部战争片国内会如句评价？
“歌功颂德？”李思明在心中预测，“都见鬼去吧！”
人们总是会为自己寻找借口。总是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不得以或者天经地义。李思明看得挺开，这不过是金钱的魅力占了上风。不过。这部电影还是将会给他带来了不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