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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征战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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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征战江山

    权力的运作有三种方式:霸权秘诀:法家提倡霸权,霸权是乱世之中争霸强兵的有效手段。儒家提倡仁权,仁权是太平之世稳定统治的必由途径。道家提倡虚权。虚权是战乱初定恢复生产的高明决策。

    曹操在争战江山时期推行的是霸权主义,究其原因与其出生年代和他的家境有密切关系。

    曹操出生于(公元前155年),字孟德,小字阿满,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曹嵩过继给曹腾,本姓夏侯。养祖父曹腾历侍东汉四代皇帝,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其父曹嵩继承曹腾的侯爵。在汉灵帝时官居太尉。

    东汉末年,汉献帝沦落为傀儡皇帝,汉室政权落入董卓之手,诸侯割据,群雄逐鹿中原征讨董卓,曹操生逢乱世,俗话说:“乱世既出英雄,也出枭雄。”曹操堪称乱世中的枭雄,挟天子而令诸侯。

    曹操起兵兖州,他始终把兖州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根据地,兖州是他亦进亦退的堡垒。

    荀或曾劝誎曹操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可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成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巩固了兖州,也为他以后其他对手,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所以不能带兵打仗,还是图谋政权,最关键所在是要充分估量各方势力,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是极其重要的战略。

    其次是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虽占据兖州、豫州,但想实现其霸业,仍需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撑和其他优势。

    初平三年(19年),毛玠向曹操建议:“当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终年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强民众,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木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如此则王霸业可成。”曹操认为毛玠言之有理,中国古代的“天子”都是替天行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天子,谁就能号令天下。在曹操之前,是董卓胁持天子;董卓被诛,李傕、郭汜都想掌控天子而互相撕杀,天子又被杨奉劫持,可见在乱世之中,控制天子是拥有天下的最有效的方法。曹操深知其道理。当荀或提出:“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首倡义兵,奉天子以徒众望,不世之略也。”曹操当机立断,即刻兴兵,把汉献帝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迁都至许昌,使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兵法讲究:“出师有名”、“义兵者胜”,曹操就是通过挟天子来获取了这种“名”和“义”。

    古代军队打仗讲究“行军打仗粮草先行。”充分说明粮草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充足的粮草的话,再强的军队最终都会丧失战斗力,落得个“军无粮草千兵散。”的结局。可见粮食生产和供应是获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机制。也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内容。《孙子兵法》讲:“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曹操在为《孙子》作注时也深感“无此三者,亡之道也。”

    曹操深知粮食对战争和治国的重要性,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将屯田的方式作为战争和治国两方面都必须完成的大事来考虑,足见其雄才大略。这种做法,使当时被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其霸业奠定了丰厚的经济实力。这就是曹操多次东征、南下,尽管战事频繁,但都没出现过兵源不足粮食紧缺的现象。

    曹操既深知用兵之道,更深谙治国之道,而这些重大策略都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基础上。

    曹操善于机权谋变,善于操作权柄。既有独霸天下的雄心,他对权力运用的核心也是有深刻把握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明确继承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将刑德二柄作为其运用权力的基本形式。韩非子说:“明主这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曹操自始至终是一手抓刑,一手握赏。采用恩威并施的方法,对反对自己的势力予以坚决镇压,对有功于自己的人则大加奖赏。东汉末年的社会历史现状,造成了礼乐的崩废,智士能人都希望找到英明之主,竭尽其智其能,今天事袁绍,明天事曹操,后天事刘备或孙权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只靠儒家正统的仁德是难以笼络住天下的人才的。况且整个国家处在纲纪破坏,豪强四起的境地,在权力运用上陷入软弱无力,根本无法形成合力。所以,曹操提倡法家的霸权,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适应战争的需要,增强自己的实力,达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目的。

    曹操为巩固自己的独裁和专制,对软弱无能的汉献帝严加控制,对敢于忤逆自己的宦官、外戚实行残酷镇压。

    建安五年(00年),董承等人策划谋杀曹操,事情败露后,曹操不仅杀死董承等人,夷灭三族,就连董承的女儿、献帝的贵人,身怀六甲也在劫难逃。曹操说:“欲留此种,为母报仇乎?”在《曹瞒传》中写道:“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

    通过这件事,可见曹操专权已经到了极点。以后的孔融被杀,荀或对曹操可谓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曹操出谋划策。最后还不是被曹操所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足见曹操极其残酷。但反过来一想,曹操不如此杀戮,又怎能实现其专权独裁,又怎能实现其霸业。

    从另一角度考虑,凡对曹操忠心不二,惟他命是从者,他又及时行赏。据史书记载,曹操每次行军,凡经过阵亡将士的坟地或阵亡地,他都要亲自祭典哀悼。

    建安二年(197年)典韦战死,曹操亲设祭台哭祭典韦。郭嘉远征乌桓病死在途中,曹亦痛哭:“散失奇佐”。顿足大叹,哭着对荀攸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出,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

    毛宗岗曾这样评说曹操:“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但无论怎样,曹操用诸如此类的方法确实起到笼络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所以,在曹操的阵营里很少有叛逃者,而投降者则多。其统御之术可谓高明。

    曹操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三方鼎立中实力最强,其识人和用人的管理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智者如荀或、荀攸、刘晔、郭嘉、程昱、贾诩、满宠、吕虔、毛玠、司马懿等。将者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乐进、李典、邓艾、张郃、张辽、典韦等。有的是招募而来,有的投奔而来,有的收纳而来,的则系宗族追随而来,人才济济,囊括了中原的各种人才聚于一堂,更难得者是各种人才源源不断,保证了曹魏在人才上的优势。

    曹操霸权的特点是选拔人才,而其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要提拔予以录用。

    从10年至17年,他颁布了三道“求贤令”,特别是在第三道“求贤令”中他强调从基层选拔人才,按韩非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要求,重申凡是具备高智能特异素质的人,有御兵治国之术的人,不论出身有无门第高低贵贱,一概推举。由此可见,在曹操心目中最重要的是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这些人无论过去怎样只要肯建功立业就能获得高官厚禄,这就是他成就霸业的基础。

    在曹操的手下,除了少数象荀或、荀攸等出身于世家官吏外,绝大多数是白丁出身,他正是依靠这些来自社会低层三教九流的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人才受到曹操器重而竭尽智力地为曹操的霸业出谋划策,为自己建功立业。

    曹操因爱惜人才而名及诸侯,他真心实意留关羽;容陈琳,不计仇嫌疑;纳许攸,跣足出迎;释张辽,解衣,接张郃,不存疑心等。

    曹操对手下的谋臣智者极为尊重,虚心听取并采纳谋臣们的各种意见,如荀或为曹操谋划霸业提出了众多真知灼见的计谋,譬如建立兖州根据地、勤王兴汉、挟天子以令诸侯、移驾许都等计都被曹操采纳;郭嘉的十胜十败、远征乌桓及遗书平辽东等也为曹操所接受;贾诩虽三易其主,曹操仍委以重任,虚心听取贾诩的意见。曹操用郭嘉之计远征乌桓。胜利后,对先曾誎者予以重赏,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誎,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

    所以在曹操处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好的意见也能及时接纳,形成一种以诚相见,推心置腹的良好环境,使有能力的人才都能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这也是曹操能够赢得许多谋士归附的重要原因。

    曹操把霸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即使没有牢固的靠山,纯粹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积累,也最终成了三国时代最大的势力集团公司,这一切皆归功于他运用霸权之术。

    霸权的特点首先是机谋权变,曹操深知自己是乱世之枭雄,所以他充分发挥要权谋霸术,从而使自己成为最大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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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的运作有三种方式:霸权秘诀:法家提倡霸权,霸权是乱世之中争霸强兵的有效手段。儒家提倡仁权,仁权是太平之世稳定统治的必由途径。道家提倡虚权。虚权是战乱初定恢复生产的高明决策。霸权的特点首先是机谋权变,曹操深知自己是乱世之枭雄,所以他充分发挥要权谋霸术,从而使自己成为最大的胜利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