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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将都已经这样了,就什么都不用说了,每个人都走向各自守卫的城门。
所谓战友,就是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伙伴。
梅免发动了进攻,伊阙战役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目前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今天我们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守城录·守城机要》中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闉阇”,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成熟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