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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5日傍晚，早春的寒气弥漫着汉口火车站外的广场。
从下午5点多钟起，我和王学长就开始站在这儿，等候着从北京来的一位客人——一位抢救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家，人民网(日本版)日本问题专家。方军这次来汉，是专程采访王学长的父亲——一位曾经从沪淞会战死人堆中爬出来的，为周恩来、陈诚站过岗的，三次护送过日本俘虏的，现年92岁的国民党老兵。
说起来，很多事情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王学长是怎样认识作家方军的呢？方军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我认识的日本鬼子，另一本是最后一批人。恰恰这两本王学长都买了、看了，而且爱不释手。春节期间，王学长到北京去探望他儿子时，也带上了这两本书。在无意中，他翻到了书最后的版记，发现方军的住处与他儿子的住处只有3站路的距离。可王学长并不是一个随便就往方军家里闯的人，他只是常常在那附近散步、逗留。有一次，王学长的一位朋友要到某处去，便拜托这位朋友，看有无机会遇到方军。恰好这位朋友与方军同在一个车厢里。这样，通过这位朋友，王学长便认识了作家方军。
这天上午，我接到王学长的电话，让我下午到他家来，一是看看他的新居，二来是几位同学一起聊一聊。这正好使我对作家方军的了解做了一个“热身”运动。
这天下午，王学长向我们谈起方军要来采访他父亲的事，并拿出了我认识的日本鬼子和最后一批人两本书，使我对作家方军有了初步的了解。
方军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吕正操将军的部下。叔父在与侵华日军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位伯父是八路军区长，但不幸被汉奸出卖，可他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侵华日军用刺刀强撑开他的嘴，把他的舌头割掉了，又把他的生殖器割掉了
这位老八路的后代——方军，于1954年在北京出生，祖籍河北省满城县人。方军16岁进首钢当铆工，18岁参加解放军，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服役。1979年，方军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1984年在日本大使馆工作，之后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1991年赴日本留学。
方军刚到日本时，一边在一所学校读书，一边在附近一个生产电冰箱零配件的车间打工。车间里的工人只有2名，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小林勇。一天夜间，他们俩在一个小酒馆喝酒时，小林勇以过来人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战争观：“在侵华战争的日日夜夜，我们作为普通军士，杀人不行，不杀人也不行。”他在长叹了一声“罪恶呀”之后说：“战争是普通人在杀普通人呀”
后来，方军应小林勇之邀来到他家。在这里，他看到了小林勇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影集。小林勇把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的所有大战役的照片都收集起来，按时序编排好，并加上了详细的说明文字。其中有张摄于1895年的照片，所表现的是中国清政府北洋水师对日作战失败后的某一瞬间：刘公岛上，日军押送俘虏的北洋水师官兵正蜿蜒行进，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日本军人在旁一副胜者的模样。
现在，这张照片已挂在方军家的墙上。当他看到这张照片时，便想起了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多为江浙籍贯的北洋水师官兵，1960年竟有不少人还活着。计算一下，假设1895年最年轻的水手20岁，那么1960年他们应该是85岁。如果北洋水师共计3000人，按85岁的人生存几率占总人数1％计算的话，1960年还应该有30人在世。只可惜，中国竟然没有一位记者、作家采访过北洋水师的幸存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方军的心目中，败军之军士也是英雄。因为，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官兵毕竟经历了血和火的战斗。
在最后一批人一书的序中，方军写道：“1960年的他们，对已经久远的甲午海战是什么印象？他们在1960年的生存状态怎样？他们在1960年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是否又参加了1931年至1945年间长达15年的中日战争？他们的儿子、孙子在干什么？向不向周围的人们讲述他们所目睹的横跨两个世纪的日本对于中国的两次侵略战争？怕不怕生性好斗的日本人？”
于是乎，这张照片便成为了方军写作的动力，它是对方军的鞭策，是对方军的指令。在最后一批人一书的序中，方军写道：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经历过1931年至1945年抗日的中国老兵、战争受害者、战争目击者已经少之又少了。现在，他们的人数占曾经的抗战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太多投身战斗的战争亲历者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关照，但从来无怨无悔。有的抗战老兵一生没见到任何作家、记者的来访，有的“慰安妇”一生一世就把屈辱埋藏在心间，有的细菌弹受害者至今还在伤痛之中，有的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至今还以残疾之体度日，而没得到过来自于日本方面任何歉意的问候他们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怎么看这段惨绝人寰的磨难？
——我应该去记录他们。不是为了看他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是为了去扮演一个给予风烛残年的人临终慰藉的角色。
因为1895年的这张照片总在催促自己：快采访他们，快记录他们。
同时，在我认识的鬼子兵里，方军说：“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就这样方军作家坚定了采访并写下“最后一批人”的信念。他的心目的“最后一批人”圈定为10种人：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联军，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战争细菌战受害者，爱国华侨，日军子女、国军子女，美军飞虎队等。这些人经历过侵华战争，能活在世界上的，已经极少了。
到了6点多钟，电子显示牌上标明，从北京西站至汉口的火车18时30分准时到达，这使我们喜出望外，因为其他的车次都标着晚点到达的字样。
6点半钟，出口站的人流直往外涌。我和王学长问了几个人，是否是从北京开来的车，都无以回答。这时，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向王学长走来，紧紧地握住王学长的双手。他中等的个子，穿着一件能挡风避雨的皮夹克，身后背着一个旅行包。长时期的四处奔波，使他的皮肤有些微黑；宽阔的脸庞显出北方人的刚强、直率，而从那眼神中又透出如南方人一样的精明。啊，这就是来采访老爷子的作家方军。这时，方军告诉我们：“今天刚到一所大学讲课，主题是如何写好记实文学。”
在汉口火车站外，我们乘上了一辆的士。的士司机是一位毛小伙子，车速较快。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路灯齐刷刷的亮着。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车在雨中穿过青年路，汇入到建设大道车流中，接着左转到新华路，再折到江汉北路。在王学长的指点下，车在一家煲汤馆前停下来。我们三人进到餐馆坐下。点了一个40多元一份的煲汤及其它的菜。方军看到煲汤的价格后，直啧舌：“这么贵的一份汤，武汉的老百姓用得起么？”用完餐后，我们来到循礼门饭店。这是王学长比较熟悉的一家饭店，据说他的一儿一女都是在这家饭店举行的婚礼。正在服务台办手续时，遇见了饭店经理——一位能干、精明且有几分有姿色的中年女子，她热情礼貌地将我们送进客房，就忙她的工作去了。
方军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因与武汉晚报的记者范春歌有些交往。一到饭店，方军就忙着与武汉晚报报社联系，希望能通过报社值班人员告诉范春歌：方军已到武汉，要去采访一位93岁的老兵，能否见上一面。我想，或许范春歌可以将方军到汉一事作为报料，进行采访。
方军是一个十分专注十分投入的人。他一边与我们交谈，一边检查他所带的照相机、录音笔、记录笔和纸。在谈话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都在挖掘历史，但像我这样，不仅也一个人的过去，而且写一个人现在的。”
是啊，在他的记实报道中，写下了日本鬼子今天的忏悔、谢罪，更写下了抗战老兵今天生活的艰难、坎坷。在方军的笔下，活灵活现的再现了一群经历过那场战争人的形象。这些，不仅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更反映出现实的真实。
在在人间已无杨云峰一文中，他写了一个从1987年开始断断续续要饭吃的抗日老战士杨云峰。
杨云峰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在29军37师当兵，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他是当时大刀队的成员之一。他这个幸存者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左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110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179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
1987年，当位于卢沟桥的抗战馆始建时，杨老头子就把他当年在卢沟桥上使用过的大刀捐献给了抗战馆。当方军在1999年7月专程去采访这个人物时，他出门要饭去了。作者在5年当中见到过数次杨云峰，见到最多的地点是在卢沟桥抗战馆。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
当方军得知国民党军200师少校军官张家福把牺牲的戴安澜将军一直背回国内的一事后，他为这样的军人而感动。于是很快办手续去缅甸采访。他花三个星期重走了200师当年撤退的全程路线。他发现那条撤退路线时至今日还完全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形态。可想而知，几十年前戴安澜将军率领部队抗战是多么的艰难啊！在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二百师百岁老兵中，他用百岁老人、二百师的少校军官张家福自己的话转述了这位老人是怎样活下来的：“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1951年9月4日我被逮捕。那时，我的军衔是中校。每天都有成车的下级军官被拉出去枪毙，有时，二十多，有时，三十多----。我想，哪一天就轮到我了吧，等啊，等啊。可是，最终我活了下来。”张老汉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的翻滚的云团回忆：“后来，有个管理者说，根据调查，我的双手上从来没有沾染过人民的鲜血，罪不大、恶也不极。‘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你没有后退半步。这是历史事实。根据调查，你会木匠？我们劳改大队就少木匠嘛’。”
2005年年5月19日，由于他的采写与交往，促成了当年的日本鬼子兵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谢罪。
告别方军，我和王学长从饭店走出来时，雨下大了。我俩冒着大雨，走在回家的路上，并约好再相见。
星期一这天，我上班时忘了带手机。回家后，听萍萍说，王学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找我。到晚上，正好他又打电话过来，约好明天晚上见。
3月18日（星期二）下班后，我匆匆地往王学长的家里赶，一进家门，看见老谢、望江楼主、胜蓝等人和方军正围着电脑，点击着人民网日本版上方军的帖子。后来又从电脑中翻出了王学长父亲与家人在中山公园受降纪念碑前留影的照片。照片中，王老先生高举着他亲笔书写的：“我托胡主席访问日本时，带去意愿，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71年前与日本作战的老兵92岁王建华”的条幅。
用餐前，我特意问了方军：“见着范春歌吗？”他对我摇了摇头。后来，我从武汉晚报上才得知，记者范春歌正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采访，正在做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采访的大文章。而且根据范春歌的特点，她所进行的采访是极细致、极艰苦、极专注、极执着的，一时半会赶不来见老朋友方军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在饭桌上，方军这位北方汉子，应该是很有酒量的，但他很克制，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处于工作状态。这不，当老谢正举着酒杯，在讲他父亲谢镜止和叔父谢威俩兄弟1926年参加革命后的经历时，方军却悄悄地启动了他的录音笔，把老谢所讲的话作为一份可贵的史料记录下来了。
晚饭后，作家方军与我们辞别了，他准备明天回北京，回到他那像博物馆似的小屋。然后，带着照相机、录音笔、采访纸和笔，背着行囊，风餐露宿，继续采访最后一批人，或者说，最后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