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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牛牛的弟弟联系，我们一行人住进了距解放碑不远、滨临嘉陵江的西南图书大厦。西图宾馆位于大厦中15、16楼。隔着宾馆的窗户可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和二十九中巨大的校标。住宿处十分舒服惬意。5月25日离开宾馆结账时，因我多缴了两个坐便垫的费用，被同伴讪笑。让结账的服务员帮我配一打坐便垫。由此唤起我底层的记忆。那些儿时在公共厕所墙上的乱写乱画的打油诗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远看像座山，近看似座，脚踏两块板，手拿两张票。”
“雷打洞门开，风吹雨又来，一条黄龙下大海，两个将军送纸来。”
“脚踏两块板，手拿一张票，前面的机关枪，后面的迫击炮。”
“脚踩黄河两岸，手拿机密文件。前方机枪扫射，后方地雷炮弹。”
这些打油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公共厕所的条件。上个世纪50年代，男子一般上公共厕所。那个时候，公共厕所是在一个几米深的大粪池搭盖的。大粪池上放上横直木柱，在盖上留有空间的木板，再用砖瓦所建造木板相隔，这样，便有了以上的打油诗。
女子一般是在自已家中解手。每家每户均备有围桶（武汉对马桶的称呼）。有条件的家里，还有一四四方方柜子放围桶，被叫着金柜。放在住房角落，外面用一块布帘遮挡住。倒掉围桶的粪便称为“下河”在汉江上备有粪码头。汉阳集稼嘴位于双街小学的后门，有一条通往粪码头的巷子，称为“尿（念sui）巷”粪码头在离高公街邮局不远处，有用麻石砌得十分整齐的台阶。
“下河”在当时可是滨江临水江城的一道风景线。身材苗条的大姑娘、姿态丰润的小嫂子，每人手提着一只围桶，将棚松散乱的长发随意挽成结，趿着鞋，踮着脚，扭着腰，经过一闪一闪的跳板，将粪便便入船仓内。然后来到江滩，说笑着淘着江水洗刷围桶，有一种离开公婆管束的放松感。离汉江远一些的地方，则有农民挑着粪桶，供妇女们“下河”再后来，有了公共厕所，厕所旁便有专门“下河”的倒便池。
在武昌，360行中有一行就是“下河工”一般由中年妇女担任这项工作。每天清早定时到住户家收集围桶，倒掉粪便后，就将围桶排成排，在井边打上水，将每个围桶倒上水，用竹制的围桶刷，顺着将每个围桶刷几圈。如此反复几次，再将围桶盖用抹布洗干净。将围桶一个个送回主人家中。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新成立的家庭用围桶的就很少了。一般用痰盂代替。痰盂是用工业购物券（俗称工分券）才能买到。而红花漆的高脚痰盂只能通过跑上海轮船的海员帮助带回武汉，这在当时是需要托亲朋好友帮忙才能办到的事。萍萍她爸执有行川江的驾驶证，最行的船长。出嫁时，一对大红的高脚痰盂令街仿邻居、姑娘媳妇羡慕不已。送嫁妆时，年轻男子都抢着拿金柜、围桶或痰盂。因为这里面有女方家特意放的红枣、花生类食品，预示着早得贵子、花花得子。谁拿着这些东西便有优先享用权。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所建造的职工宿舍成单元式的，每个家庭有了拥有卫生间（老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住上有卫生间的单元楼）。卫生间有蹲式的，有坐便式的。前几天报纸上刊登一则新闻，一对80后恋人因新房装修，卫生间蹲式或坐便式的意见不统一而告吹了。外出旅游时，我不习惯使用坐便式的。解手时，便走出自己的客房，寻找蹲式卫生间。或将草纸撕成三条垫在马桶盖上。在广州，连公共厕所也是坐便式的，真让人哭笑不得。有次坐飞机，便专门体验了一次航空卫生间。这里的设备齐全，除了手纸、擦手纸外，还备有一次性纸质坐便垫。有一次，在新开张的一家超市发现有塑料制的一次性的马桶垫，便记在心上，旅游时便买上一叠。可到了我要旅游时，那家店却没有此物卖了。户外运动的专门商店，出售的是折式自行车、帐篷、爬山杖、太阳帽之类。这次在西图宾馆，那不包含在住宿费内的马桶垫正好派上用场，我真有些喜出望外。
这里还须补充一点。母亲生前住弟媳家住时，临近冬天了，表妹专程为母亲送上她亲手用毛线编织的坐便护垫，这其中传递的是对长辈的孝敬和姨侄间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