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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是老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界碑上的文字往往传递着老房子的重要信息。这里所说的只是一幢普通民舍界碑后面的故事。
在汉口三民路铜人像处，顺着民权路，经过统一街，广益桥清真寺，花楼街，再往前走，穿过左侧的五金电子市场。走进沙家横巷约50来米的地方，位于太和桥处，有一幢大约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房子。从卫星地图上看，这幢老房子是尖顶四坡的屋顶。房角有青条石的界碑，界碑上第一个字是“晋”接下来几个字被水泥和黑烟所掩，无法辨认。下面可清晰看到“至后墙角地界”几个字。整幢房子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拥有两上铺面的两层楼，后面三层楼，中间有通道。前后有门，屋旁有一道侧门。走到前面两层楼处有另一块界碑，可隐约看到“和通前”几个字。前后界碑对照看加上老居户的介绍，界碑上刻的应是“晋和通前至后墙脚地界”10个字。
这两块界碑最重要两个字就是“晋和”两个字。“晋和”即晋和铁号。汉口晋和铁号开业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其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创业
1895年，位于汉口堤街的家全泰铁号，老板姓童，筹划到一千几百两银子，派刚满师的权景泉，随同一位长者吴楚卿到上海采办铁丝等货物。他们到上海后，跑了几家铁号看货、问价，最后决定在上海唐晋记尽数办货。上海唐晋记老板唐晋斋很关心这笔大宗买卖。见权景泉他们先购的品种，除元钉、铅丝、竹节钢、白铁皮等热销货外，还看中了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这类锈蚀商品再过一年半载，就只有完全报废。唐晋斋担心他们采办错货物，到时要求退货会影响声誉，便试着问其故。权景泉连忙答道：“在汉口那一带，一到农历年关，需要灯笼的量很大。如果用18号至22号的熟铁丝做，每百斤须五两银子，成本高，卖价也自然高，这样就难以销售。如果将这些钢丝买回去，用柴火烧脱锈，色新性软，灯笼又好扎，顾客又愿意买。”
唐晋斋听了这番话，心中窃喜，一是想到自家的废旧品有了销路，二是喜欢上这年轻人。接着，权景泉说：“买进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每百斤用银四钱，加上运费和木柴费用，也只八钱银子一担。开价二两几钱，足有一本两利。买主还乐于购买。”唐晋斋看他说得头头是道，想听下去。
权景泉接着说：“还可将废旧钢丝中好的提出来，卖给做晴雨伞骨子用，要卖较好的价钱；次的卖给茶庄钉箱子，也有一本一利。”唐晋斋他心里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合胃口。他想到，店里的残次品商品积压很多，正需要这样的推销能手。这年轻人既有头脑，又会算账，能推销残次商品，也必能发展畅销商品，加上他早就想在汉口设立分点，便打定了要将权景泉挖过来作为自己雇员的主意。
第二天，唐晋斋趁权景泉来店的时机，又以汉口钢铁进销为题，与权景泉讨论一番，权答复得有条有理。于是，唐老板开口说出想在汉口设分店，请权负责店事。权这年只有18岁，不敢贸然答应。回头与吴楚卿商量。吴则劝他不要失掉机会。两人经反复商量，权于是将领东开业的合同签订下来。
权景泉回汉后即向全泰铁号辞事。童老板当然不答应啊。“跑了的鱼大些”为此呕了一场气。几经调解，童老板终于答应权的请辞。
权景泉于是租好堤口街太和桥的房屋，标出晋和铁号的“红牌”宣布资本银五万两，如需头寸，还可随时向上海总号调用。内定吴楚卿上街，又加聘经手王德卿，这样一铺开，开场锣鼓就打响了。
发展
当时汉口铁号同业，有前街后街之分。前街在河街一带，主要经营钢铁，有的兼营南锅一类的货物。如洪正茂、韩福祥、韩安祥、永福祥等，其资金和营业额都不及后街同业大。后街在长堤街一带，经营以铜、铅、铁、锡、钢等大五金为主。如江淅帮顺记承、裕记，麻城帮泰顺合，黄陂帮杨正记等，都有相当大的范围和较长折历史，多系向上海进货。
晋和一开张，即由上海总号运来大批货物，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只要是上海总号交给他的任务，或有残次品推销，它那怕不赚钱也要与前街同业竞争。至1906年，晋和每年营业额均达到五十万两银。
当时汉口市面通用的币制，除银两外，还有双龙直板钞票、银元、双龙直板官钱票及制钱（即铜钱）。每张官钱票换制钱一千文（称为一串），每块银元或一元的钞票换制钱800至900文。这样，制钱的钱价较高，铜价自然也贵。晋和等铁号则利用这一价比和制钱的厚薄不同，提选制钱熔铜牟利。一般市面上流通的制钱每串约重5斤，他们则选出其中厚且大的，每串有6斤开外的，将其熔成熟铜、生铜或铜条、铜页出售，赚取三分毛利。而将每串只有4斤左右的仍投入市面流通。一套本钱，每月可打两三个回转。
到1914年，制钱因熔铜而毁蚀殆尽，出现了找零困难，政府开始铸有一文、两文的小黄铜元应市。1916年又有5文、10文铜元流通于市面。1919年又出现大批量的20文铜钱。鄂督王占元认为铸制20文铜钱有利可图，便以筹饷为名，设立铜元局大量铸造。因铜元局所需紫铜量大，以致国产马蹄、瘤子、灯盏窝等紫铜供不应求。铜元局需用紫铜，不直接向洋行订货，关键是洋行在订单上会具实注明价码，无法从中牟取私利。于是，晋和铁号则揽下这行业务，通过向日本洋行订购“人中人”牌紫铜，向其他洋行订购“花旗”紫铜，垄断紫铜业务。如果晋和头寸不够，上海唐晋记则按银行息金，调来“付本”30万两银。铜元局在铸铜钱时，须掺上白铅，此项业务也由晋和铁业包揽下来。晋和铁号专派王德卿跑铜元局。每批紫铜等成交均三、五千担。只须与采办谈妥实收货价。局方看情形再戴“帽子”订立合同。待货款交收完毕，即将实收以外的款子，返给局方自行处理。至于过磅、账房验货、收货、传达、听差等开销费用，则由晋和铁号开支。1915年至1920年，每年紫铜成交额约在3万担以上，每担价为33至40两银。晋和铁号在这几年中，每年突增100万两银以上的营业额，占该店全部营业额的三分之二。直到1920年，省政府改变了收购紫铜原料的方式，晋和铁号才停止这项经营。
垄断
汉口有一条街被命名打铜街。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通过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被称为“打铜”打铜街出铜活，几乎无所不能，文具、玩器、日用品、祭器，只要木头、铁、石头别的材料能做的，打铜街的铜匠都能用铜给打出来，且出的活无所不精，无论是脸盆、墨盒、烟袋、蜡台、香炉、锁具，用起来顺手，看起来悦目。打铜街的铜器生意很有名。在六渡桥到古在皇一带，都是铜器作坊。有专打烟袋的烟袋帮，有打白、黄什物铜器的大货帮，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姚春和铜器店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马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均得过金奖。制品二马珠烟袋和各种精雕细刻的山水、人物、花卉以及各项字体的铜器均行销全国，多为婚嫁、寿庆、新张、置宅等馈赠之所需。1913年至1922年，是汉口铜器业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晋和铁业铜卖得最好的时期，几乎垄断了整个铜市场。
打铜业所需原材料，以日本的紫铜砖，红、黄、白铜皮，黄铜丝和英、德的铜皮、铜丝、黄铜板、镍（亦称线子铜或棋子铜）等为主。其中有一种白铜，是以一斤紫铜、二两镍、五两白铅为比例冶炼的。在铜皮、铜丝中，以每担价二十几两银的黄铜丝，每担三十五两银的红、黄铜皮，每担四十几两银的白铜皮4种商品行销较多。其规格有100多种，以细、薄为贵。这4种商品，每箱均重为浙宁称420斤。晋和铁号不仅花样齐全，且畅销的经常存有10余箱，次销的也存有三、五箱。其他批发同业，限于资力，未能逐一存备，不敢与晋和铁号争衡。晋和铁号在对商品开价时采取“看山取材”的方式，往来户赚净利三、五厘；疲户净利则提高到7厘至一分，往往是“松在人前，涨在人后”有时也以冷门花色当作奇货。晋和铁号在未与铜元局做紫铜生意后，开始缩短批零经营的差距，做到批零销售。到后来，干脆等价折剪零售。通过发展零售业带动了许多配构生意。
当时铅的销量也很大。畅销的铅可分青铅、白铅、纸铅三种。青铅以两头圆形的英国爱尔皮和皮爱姆牌为大宗。再就是两头平形的美国花旗铅和湖南青铅。青铅可制作黄丹、水粉等及给陶磁上釉。南铅每百斤可提炼出白银二至三两。白铅、纸铅可制作火柴、茶叶的箱胆；纸铅还可铸字。每年春节地后，山西、广东、湖南帮的茶客就大量采购纸铅，每次约需一、两百条甚至上千条，每条重180斤，每百斤卖到八、九两银子。买卖时，山西帮显得十分傲气。大掌柜高坐在皮褥椅上，等到自己的商事处理完后，再理睬你谈生意的。生意谈妥，次日看货，又是一番折腾，须让他呼奴使婢似地更衣换鞋等事项停当了，才姗姗随而行之。这时，权景泉则勉励他的经手说：“只要生意成功，可以百般迁就。”就这样，晋和铁号在未做铜元局的紫铜生意后，每年能做到八、九十万两银的营业额。
盘账
上海唐晋记铁号除在上海设有怡昌、晋益两分店外，还在汉口等城市办了20多家厂、店。每届账期来临时，晋和铁号经理权景泉一吃过年夜饭后便立即动身，初四赶到上海总店总账房“拜财神”即交红账。当晚，总店老板唐晋卿即在有暖气设备的客房里高踞太师椅上，倾听总账房汇报各家厂、店缴纳红账的情况。汇报毕后，按各厂、店经理按其盈余多寡依次各叩拜“五路财神”次日即“五路日”开市吃财神酒，依然按拜财神的先后顺序入席。权景泉自开业之日起至1921年止，缴到总号的盈利达50万两银，十之八九均坐首席。
晋和铁号是领东开业，除上缴总店盈余50万两银外，在业务上与上海唐晋记是主客关系。1896年至1921年，晋和铁号每年向上海唐晋记进货20万两，25年即22。5万两，按最低限度3到5厘的批发毛利算，上海唐晋记所赚不少于20万两银。上海唐晋记投放晋和铁号的“付本”最高年份达30万两银，按每年投放“付本”15万两，年息6厘计算，每年息金9千两银，25年则为22。5万两银。
权景泉每年盘晋和铁号的红账，先按三个类型来清刷客账：一是确实可靠的客户欠款，如实抄录；二是将信将疑的客账，打七、八折计账；三是延时日久拖欠的客户，删掉不计。然后再将存货分别按时价打4至6折计账，谓之“肥底”这样做，一可以见信于财东和往来客户，二是到账期时，卖出货物，也好分红；三是如果来年有亏损，便再将折扣少打一点，仍使账上表现少存现金；四是防止老板万一炒“鱿鱼”更换人选，则可将肥底的货价拉平，分红离店，以存体面。
权景泉狠抓业务，晋和铁号的货物进出频繁，全店二、三十个职工都是一天忙到晚，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口。所付工资较高的有经理身边工作的人，跑洋行搞订货的，上街出手和账房；一般过磅的、下河（洋栈提货）的、门市营业的职工，在1914年至1918年，每月工资为八、九串文。出店司务虽十分辛苦，但每月工资只五、六串文。学徒则一天到晚没有休息，每月只有理发、洗衣钱八百文；三年出徒才有三、四串文一个月。
晋和铁号的盈余分配，是按“东八客二”计算。权经理在这两红利中独得一半外，要为店里提取若干作为公积金用。再提一部分作为高级职员的奖金。剩余的即按全店职工的工资额比例进行分配。一般职工所得分红一般在一至三百元之间。有的将支用过的儿扣除，所剩无几。
波折
自1921年始，汉口的钢铁业务逐渐火旺。四川、湖南、河南的铁商，都在汉口进货，其中尤以川帮的福生祥、毛树森的进货量大；每次约购进元钉一、两千桶，剪口铁两千担，铅丝、竹节钢各500至1000担。而后街的铜铅生意，到1923年左右，则因银元可换铜元6串，用铜元换不到汇票，铜元局停办。茶箱改用一面有光的油纸，铅没大宗生意了，业务渐趋不振。晋和铁号决定迁至河街，改变以钢铁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并购得中码头附近占地60平方的房屋一栋，进行修建。
房屋即将修竣时，时逢前街韩福祥铁号老板韩佑廷去世，其子韩舜卿与该号经理叶南山意见不一，叶辞职在家闲居。权景泉考虑到店铺搬到河街以钢铁为主营业，与原来有些区别。一是联号唐晋记设立河街在前，倘有疏失，怕与之发生磨擦，影响声誉，丧失情义；二是晋和铁号自开业以来，年年赚钱，可说一帆风顺，搬迁后害怕出现亏损现象。权景泉对叶素有耳闻，知道他是一个能干人，便想聘叶为经理，自己担任名誉经理。便于叶见面一谈，即刻商定，由叶全权主持晋和铁号的业务。
叶南山任经理后，一因晋和铁号的名声在外，二因权经理的“推位让贤”使得一些曾做过东家、管事的人趋之若鹜。来晋和铁号干一份工作。叶南山本着来者不拒的态度，一一加以延揽。除晋和铁号原有的职工外，又增加了李春延、张和甫、崔春陶、刘楚山、左敏斋等曾当过经理的5人，连权、叶一并算来有7人之多。因此同业戏为“一店7经理”
叶南山任经理后，晋和铁号原有的高级职员均是由权景泉培养出来的，有的甚至有姻亲关系；加上晋和铁号逐年赚钱，自恃有功，便常与叶经理闹别扭。加上新进的李春延等人也感到大失所望，于是出现了“船不行，舵不灵”的局面。联号唐晋记急忙将这情形向总号作了汇报。至1924年财神日，叶南山辞去了晋和铁号经理的职务。
权景泉年事已高，不愿再理店事。商得总号同意，任吴楚卿之子吴子彦任经理。吴子彦是该店学徒出身，人十分精明，但当时晋和铁号的大多数高级职员都是他的师兄。当师兄的见师弟当上经理，总有些不服气，不把吴子彦当经理看待。此时正逢权景泉病逝。上海总号闻此情景，便派总经理章均棠偕金和声、宋伯康来汉调整店务。此时间，外账刘耀卿、王郢香已先行辞事，高级职员多有动摇，章均棠见到换套班底有困难，就转而从中斡旋，劝他们回店，仍授权吴子彦全权处理。
此时，同行竞争激烈，一般现款生产，难做三、五厘的利润；放账才能赚到7厘至1分；身价低的跟头货，才能挣到1分至1分半钱。吴子彦于是就与刘耀卿商量，安装了一部大型电动剪刀。这部剪刀对2至8分的铜板，每天能剪10余吨；对剪口铁、扁铁一类迎刃而解。上海运来的许多废钢板料，各地打捞的废趸船、铁驳、锅炉及其钢板废料，价虽便宜，用人工切割颇感困难。晋和铁号运用电动剪刀，能将收购的以上物品，剪成客户适用的品种。各厂店争相购买，生意渐旺。晋和铁号不仅有1分半的利润可赚，且带动了其他货物的销售。
武汉沦陷前，晋和铁号将货物寄存于天祥洋行等处，沦陷后全被日寇搬走。抗战胜利后，晋和铁号勉强复业，资本6千银元，其中尚有权景泉之子权国瑞的少数资本。这时的上海唐晋记总店尚处在恢复中，只能运来少量货物。
资料反映，20世纪20年代时，权经理手头有四、五万银两，在衡荣里置办有两幢房子。1923年店面迁到河街后，购得中码头附近占地60方房屋一幢。本文所述这幢老房子正处在初期创业的堤口街太和桥。可能是先租后买，将其建为住宅楼的；再于东堤街街面陆续建并列6开间店铺，形成前店后宿的格局。透过“通前达后”4字便可看出当年晋和铁号的气势。
（本文资料来源于1983年9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第229至238页署名笨伯的汉口晋和铁号一文。文中所提权景泉其弟权量，曾继叶恭绰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