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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是你！”薛珊珊稍稍提高了点声音，但感情色彩并无半点增加，“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是沂河师专的刘小磊。那天就是你带的头，把‘七星‘的临街玻璃全部砸光，还把一捆捆杂志扔在火里烧，差点没把遮阳的帆布凉棚也一起烧着。“
薛珊珊转身问王小燕：“请问你有什么事？”
王小燕不无礼貌地问：“能不能换个地方谈？“
“可以，上我的办公室来吧。”
薛珊珊的经理办公室，原来就在那用一面面落地长镜装饰起来的立壁的后面。平方不大，却很澹雅。
王小燕把自己的学生证递给了薛珊珊。
“又是一个大学生！难道说，三个星期以前你也在这个乱哄哄的餐厅里闹过事？”薛珊珊皱了皱眉头道。
“我是柳依依的朋友，她死了。公安局认为她是自杀，可我却不那么看。我想自己搜集证据，我要用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柳依依是被人害死的！“
薛珊珊凝视了她片刻，字斟句酌地道：“我理解你的立场。我愿意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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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燕注意到她特别强调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任何”。这个强调，使得她对那个直视着自己，看上去已不年轻，却依然楚楚动人的女子产生了好感。感激之情冲澹了耿耿的戒心。
她从牛皮包里拿出了袖珍录放机。
“可以吗？”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以前认识柳一山吗？”
“事发之后，许多人都猜测我们之间有未了的宿怨。其实无论是金子还是我，在那篇失实报道见报之前，都不知道《新信息报》还有那么一个记者。”
“柳一山的报道到底失实到什么程度？”
“就挑主要的说吧。第一，报道说‘七星‘开业一年来偷漏税严重，造假账的情况屡有发生。其实，我们这个独资经营的个体企业从来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制度办事，一直被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评为守法户。第二，报道说金子之所以要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赞扬‘七星‘的报告文学，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给了他‘好处’。所谓的‘好处’无非就是我从一开始提供写作场所，一直发展到留宿，最后同居。我不否认，‘七星’是我跟金子认识的媒介。更不否认，为他提供过写作场所，甚至留宿过。当我发现他老是要一杯咖啡晾着，然后躲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头也不抬地写稿子后，就同情地让出了这个小小的经理办公室。这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呢？谁想知道，谁都可以被告知。他赞美餐厅，赞美我，那是因为‘七星’和我的身上存春着可以赞美的地方。我不好虚荣，也不需要谦虚。‘七星’和我的成绩，是有目共赌的！一个有热血的年轻人，目睹那许乡限苦创造出来的成绩，不能不激动的发抖……”
“你说得对。我听到‘七星’的歌手在用意大利语演唱《格列高利圣歌》而不是《何日君再来》实在忍不住想哭。”
“谢谢。”
“请接着说。”
“第三，金子的报告文学发表后，市内外的不少人都想看看‘七星‘。金子征得我同意后，就以‘七星’‘的名义邀请一些颇有名望的文学艺术家和企业改革家来聚餐，边吃边谈，相互交流经验，激发创作灵感。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有不少人，不少单位干过的平常事。谁知柳一山的报道里，硬说这是一件打着聚餐的幌子，笼络人心，营私舞弊的严重事件。她明明知道聚餐的花费没有结入营业帐，金子赔进了发表那篇报告文学的全部稿费，其余的由我个人承担。她还是在报道中一再地造谣说是，借聚餐之机，薛珊珊和金子又一次欺上瞒下，既收买了舆论，又大饱了自己的钱袋子，得到不少好处。这些好处，理所当然地私分了。”
“这么说来，‘失实’的说法还是很委婉的。”
“的确是这样，那篇报道实在是通篇谎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是真的。”
“柳一山是根据什么写那样一篇报道的？”
“他事先没有向任何一级组织采访过，更不用说作为当事者的‘七星’方面了。打出小样后，他送街道办事处审。街道办事处的领导问起消息来源，他说是群众反映。领导追问哪些群众，他拒绝回答，理由是，新闻单位有权为反映人保密。”
“那你对反映人有没有猜测？”
“猜有什么用？反正，有一条我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基度山伯爵》里法利亚长老说过一句话：谁可以在这个阴谋里得到最大的好处，谁就是这个阴的主谋。”
“街道办事处的送审有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他们建议小样留下，对提出的同题可以组织调查，如果属实，再见报也不迟。柳一山不仅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而且提出要找他们的上级机关部门反映。就这样，他又把小样带到了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局的意见跟街道办事处的意见完全一致。不料，第三天，报道就见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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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金子，谁先得知消息？
“金子，他是从电台广播中听到的。当天早上六点半的新闻和本市报纸摘要节目里广播了这条消息。他立刻给我挂了电话，通知我作好准备。果然，‘七星’很快就给许许多多的人围上了，有来探听虚实的、也有来看看我这个‘荡妇‘、大贪污犯‘是什么模样的。后来，又有一帮大学生来闹事。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刊登着金子文章的杂志，一捆一捆的，堆在‘七星’门前烧起来。为首的就是你刚刚已经看到的那个刘小磊。”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我先后找了街道办事处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他们或调查处理，或出面澄清。他们如实地给我谈了此稿送审的经过，他们表示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报道见报，对于眼下的事态发展也就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金子先是找《新信息报》，报社主任简直就是浪得虚名！柳一山就避而不见！他又找律师，律师很同情他的处境，也说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柳一山的报道既有散布于众的影响，又捏造事实，还已经损害他人名誉、信用，完全构成了诽谤罪。可是，他又说，中国至今没有一部《新闻法》，在司法实践中，实在无法严格地区分诽谤和批评失实，所以不能受理他的委托。我们两人走投无路气极了！我第一次看见金子这么个和气的人发那么大的火。他给我讲了联邦德国的着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他咬牙切齿地说：‘要真没有一个可以伸冤的地方，我就学着勃罗姆去做，像那个可怜的女主人公一样，亲手杀死毁了我们人格尊严的柳一山！”
“他真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过不止一次。”
“你真的很坦率。”
“我不喜欢躲躲闪闪。”
“在任何事情上吗？”
“是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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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请务必直率地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一个跟柳一山报道本身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的问题。”
“请问吧。
“你爱金子吗？”
“是的，我爱。”
“你什么时候爱上他的？”
“昨天。”
“昨天？”
“我一直敬重他、同情他。可是，敬重、同情，不是爱。不是异性之间特有的爱。昨天，法院裁决他和妻子的离婚桉。作为证人，我去了。庭审的时间很长，合议前，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说：‘要是允许的话，我想说一件早己过去了的往事。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1957年，我刚上小学，父母被错划右派，发配到青海的农场里去劳改，家境一下子败落下来。下雨天，我穷得买不起套鞋，只能穿木屐去上学。一进学校，就往厕所里躲，忙着擦干脚，换上藏在书包里的布鞋。这个秘密，很快被同学发现了。一次，几个特别调皮的同学就硬从我的书包里把刚刚藏进去的木屐抢走，恶作剧地踢来踢去，一边踢一边还‘小右派、小劳改‘地叫个不停。我抢不过他们，气得都快哭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梳羊角小辫的女孩子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来，一下子把两只木屐中途截住了。有个恶作刷的同学冲着她要发作，谁知她两眼一瞪，毫不示弱地大声说道：‘这么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你们还讲不讲点自觉？！’她的话竟镇住了所有的人。参与恶作剧的人都灰熘熘地走散了。她捧着两只木屐走到了我的面前。当我从那一双温暖的小手上接过木履的时候，泪水不断线地滚出眼眶。一眨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长成了大人。
那个小女孩也长成了大人，我们结成了夫妇，有了自己的家，当我们在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天地里度过第一个夜晚的时候，欢喜无可名状，惊讶同样无可名状。我们依偎着、楼抱着，没完没了地谈啊谈。我们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有澹到有朝日还会分开，还会一边仇人似地分开，一边计较着一套布料茶具的归属。我感谢我的律师！我还从来不曾遇到过如此尽心尽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