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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句老话，用在胡阿德身上，却依然是那么的贴切。
纪委注意到胡阿德，应该有段日子了。一开始，纪委疏忽了他，没把他放在视野里。尽管秘书陈小染在调查当中就已提到胡阿德，强中行在汇报材料中也多次提到这个人，但，纪委还是没对他引起足够重视。
当然，这也与金子杨的思想转变有关。后来金子杨在对省委的汇报中，专门就此做了检讨。金子杨承认，最初的日子里，他对孔庆云确实抱有成见，这成见不只是对孔庆云，也有对夏闻天的。
金子杨检讨的这些，彬来书记当时是意识到了，但没提醒。彬来书记有个习惯，或者叫工作方法，对同志间长期工作当中形成的成见，他不习惯用行政的手段去干预，去说服，他希望有成见的同志能坦诚地坐下来，互相检讨，互相交心，能把成见主动化解掉。一时两时化解不了，没关系，力争把时间给长一点，给宽松一点，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组织还是尽量少出面。内部矛盾就该内部消化，这是彬来书记一贯的主张。夏闻天找过他，不止一次，意见很大，最激烈时甚至当着刘名俭的面提出，孔庆云一案，不能由金子杨负责。“他会越描越黑！”这是夏闻天的原话。“别的同志查出他十分罪，我认，金子杨查出一分，我怀疑！”这也是夏闻天的原话。
彬来书记始终抱以微笑，不论夏闻天态度有多偏激，言辞有多激烈，他都以微笑回答他，弄得夏闻天慢慢没了脾气。
“夏老，你这脾气得改改。不能啥事都先入为主，这样不好，不利于矛盾的解决，也不利于工作开展。”
“改不了，我夏闻天一辈子就这脾气，你让我改，他金子杨怎么不改？”
“子杨同志改不改，不能你说了算。得看事实。庆云一案，是省委集体定的盘子，就由金子杨同志负责，能不能秉公执法，能不能实事求是，我们还是看结果。”
“好，这可是你书记说的，如果将来处理不公。我找中央！”
“如果处理不公，我庞彬来负一切责任，你要上访，我陪你去中央。不过话说前头，这案你不能干预。也不能过问，就由子杨同志按原则去办。”
“原则？他金子杨能有原则？！”夏闻天仍然耿耿于怀，看来他对金子杨的成见，不是一天两天能消解了的。
彬来书记不跟他计较。对夏闻天，他还是很了解地，一个敢把意见公开说到对方面前的人，一个为了原则就连省委书记也不让的人，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另类。有时候彬来书记会想，如果江北少了夏闻天，会不会有更多的同志滑向错误甚至犯罪的边缘？远的不说，单就班子内部。冯培明，金子杨，这些同志都对夏闻天有意见，但也都对夏闻天心怵几分，这种怵，是好事，它是领导干部相互制约相互警戒的有效方式。彬来书记从不提倡无原则地亲密，更反对一个班子只有一种声音。
“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至少它会提醒我们，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些眼睛，就是监视器，就是我们需要的群众监督。”这是他到江北后，在一次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彬来书记这番话，已成为干部队伍用来检点自己行为的一杆标尺。
纪委真正下决心对胡阿德立案侦查，还是因为龚建英。龚建英对整个案件的突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是一个结，所有地疙瘩都系在她身上，怕是这一点，最初谁也没想到。
龚建英除了向纪委和盘供出自己在楚玉良等人的利诱和胁迫下，将潘进驹送给楚玉良的名贵字画放进孔庆云办公室这一重要犯罪事实外，还供出了楚玉良和胡阿德潘进驹等建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早在一期工程上马前，身为党委书记的楚玉良，就跟胡阿德潘进驹等人关系密切，他们跟葛、陶二人形成一个紧密地利益群体，正是因为当时分管基建工作的副校长孔庆云不予配合，江大一期工程，潘进驹未能分得一瓢。这让陶、葛二人很为不满，更让楚玉良心生嫉恨。早在孔庆云还没竞选校长一职前，楚玉良就采取卑劣手段，向省厅举报孔庆云从万河实业那儿拿了巨额好处，检举信递上去后，教育厅葛厅长责令纪检小组展开调查。纪检组长庄绪东找万氏兄妹取证，万黛河拒不承认向孔庆云行过贿，当时冯培明主管此项工作，闻知消息，冯培明严肃批评了楚玉良。冯培明当时的出发点是为了闸北新村工程，怕楚玉良他们这么一搞，会让闸北新村工程蒙羞。楚玉良并不死心，他的目地是想坐到校长兼党委书记的位子上，后来葛厅长升官，调任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楚玉良认为时机成熟，谁知竞选校长，他又意外输给了孔庆云。楚玉良认定是周正群从中作梗，便想连同周正群一起搞掉。他跟潘进驹胡阿德等人多次密谋，精心策划如何向孔庆云和周正群行贿，如何拿到证据等阴谋。此计不成，他们又将目光瞄向路平，想借路平之手，嫁祸于孔庆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