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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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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是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室一厅，挺大，房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太贵。
沥川回瑞士后，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每月一发工资，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了广东。
我信守诺言，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 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程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汽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也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澹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会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悬崖两次。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
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挺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岁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象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得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了。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出了院回家，收到沥川的一大堆留言。
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
又有一条说： “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得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声控灯亮了，打量他。
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得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实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箱。
我呆呆地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
沥川离开我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的院？”
“昨天。”
“出了院你就上班？上一整天？”
“嗯。”
雨衣还在滴滴哒哒地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地说，接着便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的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很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
钥匙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只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
找到钥匙开了门，我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间，四下一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人立即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俱。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拖了，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
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将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档，对沥川说：“请坐。”
沥川没有坐，忽然问：“你介意我现在脱掉假肢吗？”
“不介意。”
他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条腿。
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的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肢，不禁问道：“沥川，你的这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
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拐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弄得彻底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昏，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嘛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
最后，好象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嘛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士，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乎乎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
坦白地说，我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士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oops!”
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朵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见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吧，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
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木讷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顷刻之间，裸裎相对。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地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着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又替我洗耳朵背后。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
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
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
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