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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植自己的心腹
姚长录辞职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从传闻者口中说出来，就完全不是那个味了。有人说姚长录辞职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他早就听到省委要让他下，与其被动下台，还不如借坡下驴，那样让自己下得更有尊严些；还有人说姚长录分管工业多年，与鹰凹山煤矿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具体说，就是姚长录在鹰凹山煤矿吃干股。这次矿难发生后，听说省里要问责，他害怕受到牵连，落个晚节不保的名声，权衡利弊，他选择了辞职。总之，什么样的传言都有，有些听起来也很离谱。
这些传言都是丁雨泽告诉何东阳的。何东阳只是听听，并不答话。这段时间西州发生的很多事，在何东阳心里打成的结太多了。白嘉元的自杀，曾安民的跳楼，现在又是姚长录的辞职，都让他感到莫名奇妙。但对于姚长录辞职的一个说法，还是让何东阳在心里犯了嘀咕，那就是姚长录在鹰凹山煤矿参股的说法。这些年，官员参股的情况在全国都很普遍，也见怪不怪了。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讨好地方领导开绿灯，就给他们干股。领导不用出资，每年却可以从企业分得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红利。如果上面查下来，只要老板守口如瓶，是很难找到确凿证据的。
何东阳还是找姚长录谈了一次话。一是想试探一下姚长录辞职是内心的真实想法，还是故意作秀。二是想先把姚长录稳住，这个时候姚长录辞了职，工作会受到影响。
谈话时，何东阳也淡淡地提到了最近外面的传说，看姚长录有什么反应。但姚长录显得有些不高兴，也很无所谓地说：“外面怎么说，嘴在他们身上长着，谁也没办法。但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不是心血来潮。”
何东阳最后不得不惋惜地说：“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辞职呢？”
姚长录却说：“我也很想在你的领导下大干一场，可我自己的情况只有自己知道，再干下去非但帮不了你，还会拖你的后腿。”末了又说，“何市长，从鹰凹山煤矿事故和群众上访事件的处理中，我很佩服你敢闯敢干的魄力，也很欣赏你的人品。”
姚长录说得似乎很含糊，何东阳无法弄清他的真实想法。但他还是觉得姚长录一定是有不愿让外人知道的秘密。他不便强问，只好惋惜地说：“你知道，我来西州时间不久，各方面的事情在短时间内还上不了手，你是西州市政府的老人手，人脉基础扎实，工作开展起来容易，你这一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损失太大了。再说了，你毕竟比我长几岁，总得再帮我一把，到人代会结束之后，再说这事，你看行不？”
姚长录犹豫了半天，唉声叹气了一阵儿。何东阳又劝说了一会儿，姚长录才有些不情愿地说：“何市长，你既然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那我就再坚持一段时间。”
何东阳不禁“哦”了一声，难道姚长录要的就是他这句话？难道他一直就在等何东阳把坡修好，然后再借坡下来。这不正好在何东阳脖子下面填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砖头？何东阳突然觉得自己走了一步臭棋。他的这一席话，不等于是求着让姚长录留下吗？今后，即使姚长录让他不舒服了，他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何东阳才猛然想起他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看来，姚长录的确是一块老姜！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会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何东阳只好将错就错，说：“姚市长，高书记可能快回来了，你就抓紧时间把那个治理方案再细化一下，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尽量想周全些，等常委会一过，我们马上行动！”
“好的，我一定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姚长录说完就走了，留给何东阳的却是一连串的问号。
这时，韦一光打来电话，先是一阵寒暄，然后问何东阳最近出不出去。何东阳本来是要去趟省里，可高天俊不回来，他也离不开，于是回答说不出去。接着两人又聊了一阵子，从韦一光的话里，似乎能听出他跟潘长虹的对接算是有了一点进展，怪不得韦一光这样高兴。
挂了电话，何东阳觉得，韦一光不会打来电话就是想告诉他跟潘长虹搭上线这件事吧？
就在这时，何东阳的手机响了一下，是一条陌生短信，打开一看，是一则笑话：一老板因矿难被判刑，小三带着私生子去探监，说没钱花了。老板说：你去找市长要。小三找到市长，说明来意，市长不动声色地马上安排秘书给了一笔钱。过了几天，小三又去探监，还要钱。老板说：你去找县长，县长也悄悄给了一笔钱。后来小三又去探监，老板让找安监局长……小三日子过得比老板在外面时还滋润。有一天，小三探监问奥秘。老板说：我在外面时，谁叫我出钱我就出钱；如今我在监狱里，我叫谁进来谁就得进来，还怕他们不养着你？
何东阳被这条短信吸引住了，又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很有意味。何东阳平时总能收到许多黄段子或政治讽刺的短信，他只是一笑了之。可这条短信，却不像是段子，似乎是在说明一个什么事情。瞅了半天这个电话号码，也没看出来是谁的。何东阳觉得可能是谁发错了，合了手机继续看文件。看着看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莫名奇妙地将这个短信与看守所自杀的白嘉元联系到了一起。心里惊了一下：难道白嘉元的死与某些领导有关？何东阳脊背顿是发了一阵凉意，他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手机又响了一下，他急忙打开，心想说不定还是刚才那个发短信的人，打开一看，却是舒扬发来的，说：“今晚可以请你吃个饭吗？”
何东阳回道：“不行，晚上宴请省中小企业领导。改日吧！”
舒扬回道：“哈哈，改日我喜欢！”
这时，何东阳才发现自己说话不严谨，让舒扬抓了短。笑着又回道：“哈哈！流氓！”
舒扬马上又回了过来：“是你先流氓的！呵呵！”
这时，宋银河敲门进来了。何东阳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心情一下子就好了很多，抬起头笑笑，“要走吗？”
“时间差不多了。”宋银河答道。
宋银河说话做事永远都显得不愠不火。也许是因为政府工作多年，深知官场游戏规则，什么时候说话做事都是有条不紊的，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何东阳安排的工作他会按部就班，绝对保质保量完成。分管政府办公室这块，也很少出现纰漏，但何东阳就是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什么。今天，他突然看见宋银河的时候，就冒出了一个想法，宋银河身上缺乏的是灵气，当面对许多棘手问题时，宋银河只是一把很精准的算盘，从来不会自己去拨珠。无怪乎何东阳到西州后除了张筱燕，总有一种单打独斗的感觉。这样想着，何东阳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吴国顺，觉得吴国顺如果处在宋银河的位置上，他会省多少心，少动多少脑筋。也许你心里还正想的事，吴国顺就已经提前想到了。
何东阳抬腕看看表，说：“还有一会儿，先坐坐！”说完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
宋银河并没有坐，仍站在那儿。等何东阳过来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宋银河才坐下。刚一坐下，宋银河又起身走到桌子前，给何东阳的茶杯添上水，端了过来。
“老宋在政府办干了多少年了？”宋银河年龄比何东阳大五岁，何东阳大多数情况下都叫他宋秘书长。一方面是对他的尊敬；另一方面自己初来乍到，还是个新手，需要宋银河支持。
“我一参加工作就在政府办工作，都快三十年了。”宋银河说话的时候，脸上显出一丝难为情。如今在官场混，像宋银河这样的也不是个别人。在一个地级市里，绝对大多数的人这辈子混到正县就算到头了。宋银河如果能在认真做事上再多点活泛，也许官位早在何东阳之上了，但现在宋银河基本定型了。不过，如果后面有人推一下的话，弄个政协副主席什么的，还是很有希望的。于是，何东阳说：“努力干吧！到时候顺的话，弄个政协副主席干干也就到退休了！”
这时，宋银河的脸上一下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把脸上原来就有的褶子挤得越发千沟万壑的，双手不停地互相揉搓着，眼中似乎闪动着一丝泪光，有些激动地说：“谢谢何市长！谢谢你还为我着想。”
何东阳就有些纳闷，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为什么引起宋银河如此大的心理波动。难道他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何东阳继续问：“老宋，这都是正常的。我们总得让能干活的人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吧？”
“何市长不知道，我光秘书长都干了八年了，当秘书长的第三年，我就找过市长，市长说你还年轻，让办公室那些年龄大的先出，完了再考虑。这不，就到了苏一玮手里。苏一玮说，政府这一摊子要离了你，怎么运转，你好歹再帮我一把，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的。我又去找了高书记，高书记说，这事得瞅茬子，有机会再说吧！这不，就一直等到你来西州前也没什么茬子，哎……”
何东阳知道宋银河在想什么，不再多言，起身说：“老宋，我知道了。走吧！”
接待完省中小企业局胡局长，何东阳头已经有些晕，照例步行回宾馆。刚到宾馆门口，正要进去，只听后面一个人喊：“何市长……”何东阳停下，转身后愣了一下，似乎有些面熟，但就是叫不上名字。那人也看出何东阳不记得他了，于是自我介绍道：“我是邓存斌，是韦书记……”
何东阳立刻哦了一声，说：“是小邓啊！这么晚了，你是等人？”
邓存斌弓着腰说：“我等您！我姐夫让我过来看看您！”
一提到韦一光，何东阳就知道邓存斌是来做什么的，马上想起早上韦一光给他打电话，什么要紧事都没说，原来是为邓存斌来找他确定时间的。韦一光这个人很有心计，而且表现得无处不在。如果是何东阳，他会直接问的，可偏偏就是韦一光，他总是把应该直接的事情搞得曲里拐弯的。现在可以断定，上次回金州之前韦一光打电话说有事麻烦何东阳，肯定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有关。这样想着，何东阳就笑了一声，说：“这个一光！走走走，到房间里去。”
到宾馆房间里坐下。何东阳给邓存斌倒茶，邓存斌一看，利索地上前从何东阳手里接过茶杯，“何市长，您坐，我来。”他说着先放下茶杯，把何东阳的茶杯倒满了水，然后又给自己倒。
何东阳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年轻人说：“小邓在鹰凹山镇干了几年了？”
邓存斌正端着杯子过来，手有些抖，说：“副书记干了三年，镇长干了都五年了。”
邓存斌用了一个“都”字，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就把他来找何东阳的目的表达得一清二楚了。何东阳又说：“我上次去吉源县调研，记得你们那个镇这些年发展得不错嘛！”
“是的，这些年矿山企业不断增多，也带动了农民增收的路子。我们鼓励农民转变种植结构，家家都有温棚，月月都有收入。农民的确是富裕了不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五年前的4368元提高到了现在的8788元……”邓存斌一说起工作来，先前的紧张已变成了一种自豪，如数家珍般地给何东阳讲了起来。
何东阳听着，仅从邓存斌心里记的这些账，就能看出这是一个称职的镇长。他上次去县里调研，有些县的县长照着讲稿汇报全县工作，瞅了又瞅，还会把某些数据念错。可见他们心里根本就没谱，秘书写成什么他就念成什么。他下县去调研，如果走不到县上定的那个点，乡镇干部是很难在市长面前说话的。此时的邓存斌却叫他感觉耳边吹过一阵清新的风。但何东阳又一想，也许邓存斌就是为了今晚在他面前留个好印象，可能在家里早就将提前准备好的稿子背了下来，有备而来的。何东阳这些天趁高天俊不在，抽空到没去的几个县区转了一圈，也记住了很多富有特色的东西，也发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会儿，他虽然没翻笔记本，但对吉源县的调研情况仍熟记在心。吉源县因煤矿事故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所以对吉源县的很多情况他都记在了心里。看到邓存斌的表现，何东阳打断他的话说：“听说你们那个镇葡萄种植规模大，但出现了瓶颈问题，是不是现在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种植积极性？”
邓存斌一脸惊愕，愣了半天才说：“何市长，你来这么短时间，居然把我们一个镇上存在的问题都给抓住了。”
何东阳笑笑，扔给邓存斌一支烟，自己点了起来：“说说你的想法。”
邓存斌把烟夹在指缝里，也不点，继续说道：“瓶颈问题，目前已经有了解决方向了，准确地说是上周已有了初步意向。”何东阳眼前一亮，特别想听听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过去，我们农民种的葡萄都是卖到本地市场，现在种植规模扩大后，本地市场达到饱和，外地市场需求量又太小，葡萄就跌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外省的一些葡萄种植大县，受到启发。我们打算在吉源县建一家葡萄深加工企业，这样，我们的葡萄就不愁嫁不出去了。上周，广州天河酒业集团已经来考察了，现在初步意向已经达成，准备在吉源县建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说是等酒厂投产后，还将开发其他葡萄附产品。”
“这是好事啊！”何东阳说，“我怎么没听说。”
“现在县上正在着手搞材料，还没有报上来。”邓存斌笑着说，“何市长可能还不知道吧，这事要不是北京一位中央老首长的帮忙，人家天河集团哪会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
何东阳一听中央老首长，马上睁大了眼睛。以前他倒是知道北京有位老首长，解放初在鹰凹山围剿过国民党，后来受伤后就留在了吉源县工作，再后来就从吉源县直接升到了省里，最后到了中央。吉源县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到中央都快三十年了，只回来过三次，现在退休在家。没想到他还对吉源有感情，于是问：“怎么回事？”
“上周，龙县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带上所有关于打造葡萄基地的材料到县里来一趟。到了才知道是要我跟他一起去北京，说是去招商。我很纳闷，过去招商都要带一帮子人，这次只有我们俩。不过，我没敢多问。”
何东阳不时地点点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邓存斌喝了口水，继续说：“不过，到了驻京办，我却看到了高书记。然后龙县长让我在驻京办待着，他先到外面办点事。这不，我就在驻京办待了整整一天，龙县长晚上很晚了才回来，他看起来很兴奋。我问明天招商的事，他说不用招了，你把材料留下明天就可以回去了。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去，又迷迷糊糊地回来了。我回来没几天，龙县长就带着考察团一起飞来了。”
何东阳笑笑，心想高天俊果然去了北京，可高天俊怎么可能在驻京办与龙永年邂逅呢？他看了邓存斌半天，说：“是这样的，你回去后，结合鹰凹山镇实际，整一个关于发展特色产业的材料，从专业化布局、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技能化培训这些方面考虑。整好了你拿过来。”
邓存斌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频频点头。
邓存斌走了后，何东阳关门转身发现了沙发拐角处放着的手提袋，他突然想起那是严国强上次送来的东西。本来打算第二天就打电话让他把东西拿走，可第二天一忙就把这事给耽搁了。他马上打电话给丁雨泽，让严国强到他房间来一下。
严国强接到电话后心想，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看来，还是那卡上的十万元钱起了作用。要不，这么晚了何东阳能让他去自己的房间？严国强本来在“露水山庄”跟谢明光在一起，接到电话后，谢明光让他马上去一趟，说不定何东阳钻进套里了。严国强一踩油门就到了，没想到一进门，何东阳就提起那个手提袋笑着说：“严总，上次你来时放下的东西，这几天没顾上还你，今天你把它带上！”
“你看，何市长，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你再让我带回去，我成什么人了？”严国强嬉皮笑脸地推辞着。
何东阳怎么说他都不接，最后只好拉下脸说：“严总，你要万一不拿，我只能天亮了交纪委。”
严国强一听何东阳油盐不进，心里冷笑了一下，说：“既然何市长不给兄弟这个面子，那我只能拿回去了。”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