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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的夏天并没有预料的那么热，这一年，留在大家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公安机关连续两次来抓人。有一个疙瘩始终让人疑惑不解，两次抓人动用的都是军用卡车，而且是那种老式的敞篷卡车，安装了手摇警报器。时间也都是在黄昏时分，突如其来的警报引起了戏校大院的一片混乱，人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很紧张地东张西望。
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与头戴柳藤安全帽的民兵纷纷从卡车上跳了下来，直扑张小燕家。公安和民兵联合执法，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张继庆很快从屋子里被揪了出来，他一脸无辜的样子，气势汹汹地还想说什么，一位人高马大的民兵朝他脑袋上结结实实就是一巴掌。张继庆因为被别人揪住了，晃了一下，没有跌倒，但是眼角处立刻有了一道向外渗血的小口子。他似乎还不服气，嘴里叽里咕噜，同时拼命挣扎，转眼之间，人已经被按到了地上。穿制服的公安在一旁看着，看热闹的群众都以为张继庆会继续挨打，结果却只是那几位民兵，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麻绳，七缠八绕地将他捆绑起来。
那些民兵绑人的手段实在不高明，他们手忙脚乱，被绑的张继庆的腿和胳膊像网线袋中的鱼，一次次从洞眼里挣脱出来。手指粗的麻绳很快就不够用，只好解开了重来，这个说应该先绑手，那个说应该先捆脚，最后在一旁的公安看不下去了，亲自上前指导，很快，张继庆像死猪一样再也动弹不了。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五花大绑的张继庆被抬起来，穿过围观的人群，仿佛一袋装满的水泥一样被高高地举起来，然后扔到了卡车上，在呼啸的警报声中缓缓离去。
与张继庆被捕时无效的拼命挣扎形成强烈对比，吕文在被捕时镇定自若。时间相隔了仅仅十几天，同样的一批人，同样的一辆车，同样是在黄昏时刻，拉着同样的警报，又一次震耳欲聋地开进了戏校大院。当警车从操场边经过的时候，孩子们情不自禁跟在后面跑起来。大人们也跑出来看热闹，一时不明白这一次又要捉谁。警车在家属区兜着圈子，最后在离七爷住处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驾驶室里探出一名公安的脑袋，向人打听吕文住在什么地方。在得到肯定回答以后，警车上的公安与民兵一个接一个跳下车来，朝七爷家走去。吕文正好从门口出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刺耳的警报声和自己有关，而这些迎面过来气势汹汹的公安与民兵，正是前来捉拿他归案的。
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带着些淘气地喊着：
“那人就是吕文！”
另一个男孩更胆大，幸灾乐祸地跟着起哄：
“吕文快跑！”
吕文仍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众目睽睽之下，一名公安已经走到他面前，很客气地说了一句什么，吕文点点头，那公安便从裤腰上慢慢腾腾地拿下一副锃亮的手铐，不加任何解释地将吕文铐起来。吕文这时候终于意识到了一些什么，他淡淡地一笑，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在公安替他带手铐的时候，很平静地问了一句：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抓我？”
张小燕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个未婚的女孩子，肚子里突然令人难以相信地有了身孕，整个戏校大院都为之震动。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那时候，要解决谁的问题，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给谁办个学习班。张小燕的学习班由居委会的大妈和戏校的工宣队合办，那一阵子正好没什么新的运动，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下死力气要把张小燕的怀孕问题弄清楚。张小燕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阵势，一进学习班就被猛烈的炮火弄晕了脑袋。好在张小燕早有心理准备，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别人越是希望她尽快缴械投降，尽快把那个让她怀孕的坏男人供认出来，她越是负隅顽抗，越是宁死不说。
学习班的大妈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学习班的工宣队说：“狐狸再狡猾，斗不过好猎手。”
学习班的大妈又说：“只要你把问题说清楚了，改正错误，就仍然还是好同志，好丫头。”
学习班的地点安排在那所早已废弃的玻璃花房里。少年时代的游戏天堂早已不复存在，这里一向是孩子们的秘密据点，现在，曾经堆放的木料被搬走了，经过简单改造，将窗台用砖头砌高，钉上铁栅栏，已变成一栋与牢房差不多的建筑。或者换句话说，这里就是牢房。这里曾关押五一六分子，戏校的季士清在这关过，还有省文化局的副局长章晖，也是在这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章晖据说与省委的某个文教书记一直搞不好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别人倒霉，他却跳出来又检举又揭发，因此一度大出风头，深受造反派组织的拥护。
章晖在关押期间不可思议地肥胖起来，他本来就胖，像被吹了气一样，短短的几个月，腮帮比原来又足足大一圈。常常看见章晖由看守人员押着，拎着一个油漆已剥落的旧马桶走出来。男人倒马桶是件非常稀罕的事情，孩子们忍不住大呼小叫，跟在后面胡喊乱叫。更多的时候，章晖是坐在窗下简易的小桌子前写交待材料，写着写着，便睡着了。他显然患了嗜睡症，因为即使是面对那些正朝他做鬼脸的调皮男孩，他也会脑袋轻轻一点，突然死去一样睡着，鼾声立刻像低沉的雷声似的滚滚而来。那是一种可以传出去很远很远的声音，甚至能感觉到花房仅剩下的几块玻璃都在颤动。怒不可遏的看守人员随手捞起一样什么东西，对准他的肩膀上就是一下。
“喂，醒一醒，不要装死，赶快写你的交待材料！”
张小燕被办学习班的时候，戏校大院的孩子们动不动就跑去看热闹。无论谁被关在这里，注定都要成为关心的对象。没有人愿意放弃看热闹的机会，对于我们这帮情窦初开刚上初中的男孩子来说，没什么比朦朦胧胧的男女之事更具有吸引力。我们成天在花房周围转悠，在草地上打闹，躲在没人的阴暗角落里，头头是道地复述着偷听来的故事，津津有味地传播着带有色情意味的流言蜚语。只要有机会，我们便跑到窗台前，看百无聊赖的张小燕在学习班中如何表演，看她与那些居委会的老大妈拌嘴，看她与工宣队的刘师傅对拍桌子，看她坐那发呆，看她坐那胡写乱画。
有一天，趁办学习班的人员不注意，张小燕招手让正在草地上玩的一群孩子过去。我们屁颠颠地跑了过去，隔着窗户的铁栅栏，张小燕伏在窗台上，若无其事地与外面的我们说着话，她突然很愤怒地教训起“小眼睛”说你妈是什么烂东西，整天竟然还要管我，她有什么资格管我。“小眼睛”的母亲金凤在居委会工作，居委会的几位大妈轮番做张小燕的工作，张小燕尤其仇恨金凤，看到金凤就上火。
张小燕说：“金凤这个臭女人，骂我是女流氓，女流氓难道是她这种烂女人可以骂的！”
虽然在办学习班，张小燕丝毫不改她的嚣张气焰。她仍然骂骂咧咧，威风不减。学习班上没完没了地做思想工作，让她的情绪变得更坏，她不仅没有因此学好，反而变得更歇斯底里，更肆无忌惮。在她咄咄逼人的训斥下“小眼睛”有些无地自容，其他的孩子一个个幸灾乐祸在一旁看着热闹。
张小燕说：“‘小眼睛’你记住了，我出去以后，就找你算账，老娘非喊人揍你不可。”
“小眼睛”嘀咕说：“我妈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操你妈的，怎么没关系，她他妈是你妈。”
“又不是我叫我妈这么做的。”
“小狗日的，你还嘴硬，还敢和老娘斗嘴！”
“谁跟你斗嘴了？”
“我操你妈的，你个小养的嘴还凶。”
“小眼睛”感到很委屈。此前不久，大家还一起坐在草地上，谈论着张小燕。戏校大院里到处流传着她的故事，我们兴致勃勃地交换着各路小道消息，把张小燕好一顿口头糟蹋蹂躏。虽然对张小燕还都心存畏惧，但是她毕竟被办了学习班，落水的凤凰不如鸡，她再气势汹汹其实也吓唬不了谁。张小燕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依然气势夺人真是岂有此理。事实上大家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她，身为阶下囚的张小燕还在一个劲儿唠叨，说出去以后要怎么收拾“小眼睛”说到临了“小眼睛”也有些火了，他白了张小燕一眼，扭头就走。张小燕追着他的背影继续臭骂，一口一个我操你妈。
“小眼睛”已经走出去一大截，他突然回过身来，还嘴说：“一天到晚操你妈操你妈，你又没有xx巴，拿什么操！”
吕文的被抓很快就有消息传出来，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当时是很大的罪名，到这一年的冬天，全市举行了大规模的公判，判处三十六名罪犯死刑，吕文名列第一。那次公判给全市老百姓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如此大规模的公开审判，同时判处死刑的人之多，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审判的主会场设在全市最大的人民体育场，到处都接上了高音喇叭，大街上，工厂里，校园内，通过大喇叭进行实况转播。即使是不在体育场的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事先就发出了通知，各单位各部门在规定时间里，必须认真组织收听。
当吕文的名字从大喇叭里被念出来的时候，木木并没有把他与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吕文联系在一起。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吕文就是木木认识的那个吕文。我根本没想到他就是吕武的哥哥吕文，就是那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吕文。我早已忘了半年前吕文已经被捕的事实。我们被集中在学校的操场上，席地而坐，等待公判的结果。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都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公诉人的声音是一种非常怪的外地口音，他铿锵有力地宣读着判决书，每当念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会场上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在这句话后面，肯定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听众早就等不及了，先提前鼓起掌来。公诉人习惯于把“立即”两个字拖得很长，颇有些像京剧的念白，宣读到一半的时候，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已经开始有腔有调地模仿起来，女生那边传来忍不住的窃笑，这种笑声对男生的顽皮行为是最好的鼓励。
公判完了，是绕道游街示众。学校也立刻放学，我们像一群放出去的鸭子一哄而散，呼喊着冲到大街上。已经有很多人自发地在夹道欢迎，为了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男孩子们纷纷地爬到了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上，转眼之间，沿街的梧桐树上全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远远地，木木看见班主任和几个女生站在一起，她们踮着脚，东张西望，突然班主任向我所在的这棵树走过来。我有些紧张，怕她在这节骨眼上，硬要叫木木从树上下来，然而身材矮小的班主任并没有责怪我们，只是大声地问有没有看见车子开过来。
班主任说：“喂，车子过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
隔了一会儿，班主任又说：“当心一点，别摔下来。”
终于听清楚警报声了。隐隐约约的，警报的声音一直在响，可是总觉得很遥远。终于越来越清楚，离我们越来越近。终于看到远远地车队过来了，人群立刻激动起来，有人抢在车队到来之前，匆匆冲到了马路中间看上一眼，然后赶快再回到路边的人群里。长长的车队说到就到，打头的是几辆警用摩托车，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公安，在前面威风十足地开着道，然后是一卡车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一个个的神情十分严肃。接下来，便是游街示众的犯人，每辆敞篷大卡车上，都有两名五花大绑判了死刑的罪犯，由头戴钢盔的解放军战士押着。所有的死刑犯背上都插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罪犯的名字，白底黑字，用红笔打了叉。
即使是与吕文面对面，大家眼光对在一起的时候，木木仍然也没有认出他是谁。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混乱了，警报声刺耳，我根本来不及去多想，只是觉得这个人脸熟，只是觉得他在对着自己看，而且目光在木木的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卡车已经缓缓地开过去了，吕文似乎还想扭过头来，当然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在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他根本就没有动弹的可能。所有的死刑犯人嘴里都紧紧地勒着一道细绳子，这么做，据说是防止他们做垂死挣扎，防止他们沿途呼喊反动口号。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可是吕文木然而绝望的眼神，已足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木木当时还确实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吕文。
长长的车队终于走完，被枪毙的，绝大多数是现行反革命，有男有女，只有最后那两个犯人，是流窜到本地的抢劫杀人犯。除此之外，还有七八个被判处徒刑和劳教的刑事犯，他们被押在同一辆车上，作为陪绑，跟着一起游街示众。一切说结束也就结束了，警报声越去越远，在接下来的回家路上，木木与同学一路打闹，模仿着公诉人的腔调，相互审判，毫不留情地判处对方死刑。这样的游戏持续了好多天，同学们在一起玩，动不动就给谁召开审判大会。有一天，语文陈老师吃惊地发现，自己写在讲义上的名字，也被恶作剧地打上了判处死刑的红叉。
我兴冲冲地回到戏校大院，大院中，到处都是议论的人群，王叔平突然从人群中钻出来，神秘兮兮地走到木木面前，问我刚刚看到吕文的时候，有什么感想，问我有没有看到吕文的眼睛在动。木木一时不明白怎么回事，目瞪口呆地看着王叔平。王叔平眉飞色舞地说：“我敢肯定，他绝对看到我了，我看到吕文的眼珠转了一下。”
木木的心里咯噔一下，仿佛一扇门被随手推开了，原来并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都豁然开朗。难怪我会觉得那眼光很熟悉。木木猛地意识到了什么，然而，我似乎还有些疑问，喃喃地说：
“吕文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不等王叔平明白过来，我连忙掩饰自己的无知，装着什么都已经知道的样子。木木解释说当时乱哄哄的，我根本就看不清楚。王叔平听木木这么一说，越发得意，说自己当时绝对看清楚了，说车队浩浩荡荡开过来的时候，他不停地对身边的同学卖弄：
“你们看，那就是我们大院的吕文！”
在一开始，我只是感到有些失落。木木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机会，错过了一个向同学卖弄的绝好机会。在枪毙的犯人中，竟然有一个自己熟悉的人，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可是木木很轻易地就错过了。现在，当木木回到戏校大院，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隆重地谈论吕文。大家津津乐道，有滋有味，像谈论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明星一样大谈吕文。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当时是那样的无知，反应是那样的迟钝，要是木木告诉别人，说自己当时竟然没有认出这个吕文，大家准保把牙都会笑掉。接下来，人们继续兴高采烈大谈吕文如何如何，木木却一直闷闷不乐。
我永远也忘不了木木刚弄明白吕文身份时的那种震惊，更忘不了震惊之后产生的巨大恐怖。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恐怖。事实上，当木木把被枪毙的死刑犯与吕文真正联系在一起以后，对于同学之间互相审判的游戏就再也不感兴趣。木木陷于深深的恐惧之中，吕文被游街示众的情景，无数次地在他眼前浮现。吕文最后时刻木然和绝望的表情，像浮雕一样镌刻在木木的记忆中。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木木竟然会对吕文之死，产生那么巨大的恐怖。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短暂的失落很快会被接下来无休止的恐惧所代替。大院的小孩差不多都自发地聚到了一起，然后一起跑到戏校门口去看布告。由于是刚贴出来，糨糊还没干，布告看上去湿乎乎的，木木不仅在那上面看到了吕文的名字，而且还看到了张继庆的名字。张小燕的继父以流氓罪被判处了八年徒刑。和同伴在一起的时候，木木的恐惧被暂时掩盖了，随着天色渐渐黑下来，告别了同伴，独自一个人回家，我突然开始感到了害怕。突然，恐惧像黑夜一样将木木团团围住了。
吃晚饭的时候，木木一声不吭。李道始问我有没有看见游街示众，我点点头。李道始又问学校里是不是组织收听广播，我同样是点点头。李道始自顾自地说着，说吕文这孩子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怎么结果会走到这一步。李道始不明白儿子为什么心不在焉，木木好像根本就不在听他说话。过了一会儿，李道始的话题转到了张继庆身上，他想到木木经常和张小燕在一起玩，便盘问儿子：
“都说那丫头作风本来就有些问题？”
为了暂时能忘掉吕文，我胡乱地对父亲说了一些张小燕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真的，有的却是添油加醋的编造。那天晚上，木木像影子一样地跟着李道始，没话找话说，很快，李道始也发现了儿子的异常，他发现木木脸色苍白，神情恍惚，前言不搭后语。如果木木当时能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直截了当地告诉李道始，或许就不会有接下来的受罪，但是木木羞于承认自己的胆小，我已经是中学生了，这种怯弱实在说不出口。木木害怕一个人待在自己房间里，木木磨磨蹭蹭不睡觉，直到最后李道始向我发出了警告：
“喂，你明天不上学了？”
木木只好回自己的小房间，到自己的小床上去睡觉，可是只要一合上眼睛，我的脑海里就全是与吕文有关的事情。我的耳朵边仿佛又回响起了警报声，远远地，游街示众的车队正开过来，吕文若无其事地被押在车上，这一次，木木完全看清楚了，看得十分真切，吕文突然不怀好意地对我挤了挤眼睛。车队缓缓开过去了，吕文回过头来，继续若无其事地看着木木，好像在说，这次你记住我是谁了吧。类似的情景一遍遍重复，完全和做游戏一样，这一夜对木木来说，是一种非凡的折磨。我不敢合眼，不敢关灯，甚至不敢起来上厕所。只要我眼睛一闭上，吕文就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连续四个晚上都是这样，在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课，木木却趴在课桌上，流着口水呼呼大睡。同学们一次次捉弄木木，老师一次次把木木叫醒，可是过不了多久，我又昏沉沉地趴在了课桌上。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在明亮的教室里，木木仍然会不可思议地梦到吕文。吕文懒洋洋地出现在课堂上，代替老师讲起课来。木木说，吕文，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能讲课。吕文说，谁说死人不能讲课，我告诉你木木，世界上最好的课程，都是死人讲，活人听。吕文说，什么人最后都要死的，包括你。吕文说着，跟闹着玩似的把自己的脑袋拿了下来，血淋淋地搁在讲台上。没有脑袋的身体像树桩似的站在那继续发出声音，木木情不自禁大叫起来，这一叫，人也醒了。突如其来的惨叫声，使得课堂秩序大乱，由于木木并不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顽劣孩子，老师和同学都为我的出格行为感到震惊。
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恐怖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木木尽一切可能地避免与吕文有关的事情，同学们在一起谈话，我不敢参与，因为怕他们又在谈论怎么枪毙人。黑板报上写的报道也不敢去看，因为那上面很可能就写着吕文的名字。不仅是吕文的形象让我感到害怕，就连贴在街头枪毙人的布告，也让我不寒而栗。木木的恐惧完全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我变得孤僻和不合群，每天放学回家，为了躲开贴在戏校大院门口的那张公安局的布告，木木不惜翻越大院最西头的围墙。
对于木木来说，最难熬过去的还是漫长的夜晚，经历了连续的四个不眠之夜，我的精神已接近崩溃，神经也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吕文的幽灵一直紧盯着我不放，我能感觉到他就在我周围游荡。到了第五天晚上，木木决定对李道始说实话，我跑到李道始的床上，钻进了他的被窝，羞羞答答地说出了自己的恐惧真相，这时候我已经顾不上面子了，这时候，有人痛骂我一顿或许反而是好事。我像一头躲进小洞里的老鼠一样，把脑袋完全藏在被窝里。木木以为李道始会毫不留情地笑话，没想到他却怪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自己的心思说出来。我们对这世界上究竟是否存在着鬼的说法，进行了一番小心翼翼地讨论，最后却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李道始搂着浑身正在打颤的木木，说你还是小孩子，是小孩子当然就会害怕。李道始说他第一次看见枪毙人，看的时候因为人多，一哄而上，大家都去看尸体，只看见脑浆溅得到处都是，当时也没觉得什么，事后却是许多天不敢睡觉，一闭上眼睛就是白糊糊的脑浆。
“儿子，爸爸那时候都二十多岁了，还不是一样怕。我告诉你，爸爸差点吓得要尿裤子。”
那天晚上，枕着李道始的胳膊，木木睡得非常香甜，非常踏实，像死过去一样。没有梦，没有梦中的惊叫，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这一觉，让我紧张的神经彻底松弛，那些千奇百怪的幻觉也不复存在。第二天，一切便恢复正常，一切都和过去差不多。不能说恐惧一点都没有了，但是，剩下的那一点点，木木发现自己已完全可以承受。我发现自己已完全能对付那些事情，现在，木木可以坦然地从公安局贴出的那张布告下走过，可以坦然地去研究那些打了红叉的人名，可以平心静气地回想吕文。
为张小燕举办的学习班，属于日托性质，早出晚归，跟上班差不多。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居委会便派一个大妈来接张小燕，到了中午，由戏校的食堂为学习班的人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晚上天黑前，再将张小燕送回家，交给她的父母严加看管。据说居委会办学习班的热情所以高涨，与这顿免费的午餐有关，大妈们闲着也是闲着。张小燕的脾气仍然很坏，根本不把居委会的大妈放在眼里。即使是办她的学习班，还是跟谁都敢吵架。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让她交待一个坏男人出来，她就是不交待，别人拿她毫无办法。
张小燕在居委会大妈的陪同下，去全市最大的一家妇幼保健医院流了产。从手术室出来，经过接产室的时候，传来一阵新生儿的哭声，张小燕停下来，听了一会儿，然后自己也像死了爹娘一样地在过道里痛哭起来。居委会的大妈想安慰她，她恶狠狠地说：
“我哭我的，关你什么屁事！”
说完，张小燕继续嚎丧，声音大得很多人都围着她。她从来也没有这么悲伤过，也从来没有这么悲愤过。有一种说法，张小燕忽发奇想将张继庆供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后果的严重性，她只是因为忍受不了张继庆的唠叨，才不计后果地将继父送去做牢。无论是戏校的工宣队，还是居委会的老大妈，都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这就是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张小燕身后的坏人。他们让张小燕相信，她只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受蒙骗的觉悟不高的革命群众。只要张小燕愿意幡然悔悟，反戈一击，就一定能将隐藏在她身后的阶级敌人绳之以法。张小燕的手上现在有一把锋利的钢刀，她想要捅谁就可以捅谁。
张小燕当时最简单朴素的念头，就是不让张素芹的阴谋诡计得逞。凡是张素芹拥护的，张小燕就要反对，凡是张素芹反对的，张小燕就要拥护。马延龄在关键时刻，总是显得不像男人，他先是躲着不敢再见已经怀孕的张小燕，到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眼见着事情就要败露，又厚着脸皮来求她。马延龄神色恐怖地告诉张小燕，如果她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那么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肯定要因为这件事被送去劳教。
“我老婆这一次肯定不会放过我，”马延龄非常沮丧地看着张小燕，情绪显得很恍惚“张素芹做梦都想让我去吃官司。”
张小燕很少去想自己和马延龄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只是喜欢马延龄，全心全意地喜欢，只是憎恨张素芹，全心全意地憎恨。张小燕没有把马延龄送去坐牢，完全是不愿意让张素芹的阴谋得逞。张小燕那一段的心情特别不好，脾气极为恶劣。在学习班，她没完没了地忍受居委会大妈的说教，忍受刘师傅的诱供，晚上回到家中，还要继续听张继庆的唠叨。对于张小燕来说，张继庆的唠叨更恐怖，因为他成天和死人打交道，唠叨起来，根本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听，根本不考虑人家是不是想听。张小燕终于忍无可忍。
张小燕的情绪变得异常恶劣，常常回家晚饭也不吃，脚也不洗，板着脸就直接上床。张继庆为张小燕的道德败坏感到非常愤怒，他一改以往话不多的习惯，只要一看到张小燕，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地数落。在那些日子里，从张小燕进门开始，一直到她睡着为止，他每个晚上所唠叨的话，要比过去对张小燕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要多。张继庆没完没了，废话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源源不断。他用世界上最歹毒的话进行诅咒，不止一次地向送她回来的学习班的人抱怨，说干什么还要把她送回来，说对付张小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送去劳动教养。张继庆说，他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了，把她当凤凰一样地养着，临了却变成了一头狐狸。栽什么树苗，开什么花，撒什么种子，结什么瓜，天生的狐狸精，怎么管教也没有用。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张继庆不仅数落张小燕，附带着连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和妹妹张小蝶一起痛骂。
张继庆在别人眼里，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想到他是一个成天与死人打交道的人，别人见到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大家都不爱搭理他，他也就不爱理睬别人。即使是在家里，张继庆也更像是个哑巴。然而哑巴一旦开口，本来已经习惯他的人，一个个都忍受不了。在张小燕的记忆中，汤若冰动不动就生病，不是胃疼，就是肚子疼，她的手成天在为自己按摩，不是护胃，就是揉肚子。多少年以后，张小燕与自己的妹妹张小蝶谈起她们的母亲，坚信汤若冰很可能不愿意与张继庆过正常的性生活。汤若冰只是迫于无奈，才嫁给张继庆，张小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母亲是因为不愿意与张继庆做ài，才凭空捏造出了胃疼和肚子疼的借口。
戏校大院中，有许多人都相信张继庆会对张小燕做出那种事情。大家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家。他们家任何一样看上去有点像样的东西，人们都怀疑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汤若冰总是偷偷地送东西到信托商店去卖，什么样的玩意都有，从各种各样的小首饰，到半新不旧的皮鞋，从假的发套，到镶着金边的眼镜。有一次，有人在旧货店里看见一架老式的望远镜，因为恋旧，便买了回去，就是那种拿破仑时代用的可以伸缩的单筒望远镜，拿回家以后，发现与自己老父亲同时火化的那个望远镜一模一样，连最明显的一个记号也是丝毫不差。人们相信这一家人的品行都有问题，对张小燕的学习班不可能无限期地办下去，既然张小燕执意要保护马延龄，就让张继庆做个垫背的拉倒。
在张继庆服刑的第二年冬天，汤若冰发病送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星期就一命呜呼，一种说法是她被张小燕活活气死的，另一种说法是她早就得了不治之症。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张小燕带着妹妹张小蝶去劳改农场探望张继庆，向他报告母亲去世的消息，并捎去了两条香烟。此时张小燕与过去相比，成熟了许多，衣着也是当时最时髦的。张继庆没想到张小燕会去看她，板着脸不与她说话。听说妻子已经病故，张继庆的眼圈红了，鼻子抽了几下，挥挥手，让张小燕姐妹离去。
张小燕说：“我都来看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张继庆不吭声，仍然气鼓鼓的。
张小燕发现他不愿意理睬自己，脸涨得通红，说：“你要是真不说话，我们走了。”
张继庆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他看着又长高了许多的小女儿张小蝶，对张小燕说：“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求你一件事，不要把你妹妹带坏了。”
吕文的最后岁月永远都是个谜。我曾经很努力地想把吕文的事情想明白，可是终于还是没有弄明白。七十年代初期那个初冬的日子里，吕文是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到八十年代初期，吕文又成了与“四人帮”斗争的英雄。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报刊上，不时地有记者进入戏校大院，对吕文的事迹进行采访，听目击者复述他被逮捕前后的情况。为此还投拍了一部电影，由于政审的原因，影片拖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公映，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商业时代，时过境迁，什么都讲究经济效益，结果这电影的票房一塌糊涂，偌大的一个电影院，只有几个人去看，看了都说不好，不熟悉历史的人，看了不明白怎么一回事，熟悉当时情形的人，又觉得这片子根本不真实，不是美化就是丑化。
吕文当年被枪毙的直接罪名，是给省革委会写了两封匿名信。关于这两封信的内容，有许多种说法，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罪状，一是质疑林副主席为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在程序上是否合法，二是认为毛主席制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不是历史进步，而是历史倒退。这两条不是罪状的罪状，在当时任何一条都足以要吕文的小命。吕文被抓不久，有关的罪行要点就公布了出来。为了肃清其反动影响，吕文被枪毙的半个月以后，在戏校的家属大院中，曾召开过近乎鞭尸的大批判会，居委会的大妈义愤填膺地带头发言。公安人员在批判会上就吕文的犯罪要点，做了近乎神秘的说明：
“吕文的思想实在太反动了，为了避免坏的影响，他的反动观点不能再重复，反正他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
吕文被逮捕的当天，从七爷的天花板上，公安人员搜到了两本笔记本，厚厚的笔记本上，记载了大量的所谓反动言论。公安人员还赶到吕武插队的地方，对他的住处进行突击搜查，想发现吕文会不会有什么反动罪证藏在弟弟那里。根据后人写的回忆资料，吕文虽然毕业于数学系，但是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一位当年曾经与他一起坐过牢的难友回忆说，大家给吕文起的绰号叫费尔巴哈，因为他动不动就是费尔巴哈长，费尔巴哈短。吕文常常喜欢提到费尔巴哈，他告诉大家，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来自费尔巴哈。吕文另一个让人敬佩不已的奇异之处，是他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马克思的资本论，审讯人员常被他弄得狼狈不堪，因为审讯的时候，别人以为又抓住了他的一个错误观点，穷打猛追，使劲批判，到最后谜底揭开了，却是马克思他老人家的原话。
吕文曾经是所有戏校大院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由于年龄的差异，和吕武受到大家的爱戴不一样，吕文从来就不是孩子王。他高高在上，根本就不屑与我们这帮小孩子来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吕文已经是名牌大学快毕业的学生，有一段时候，他是全市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目之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非常引人注目。孩子们通常以一种崇敬心情，像仰望英雄一样看待吕文。记得那时候大家都穿军装，各种布料仿制的军服，黄不黄绿不绿，颜色都很怪异，惟独吕文穿的那身旧军呢制服显得非常精神，这呢制服是吕校长转业前穿的，穿了这身制服，一看就知道他是军官子弟。
我因为住在七爷家，和大院的其他孩子相比，有比别人更多的接触吕文的机会。木木和吕文在一起吃过很多次饭，在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吕文一向来去匆匆，在七爷这里胡乱吃些东西，然后倒头呼呼大睡，然后人就没有了踪影。他始终显得很忙乱，仿佛有许多国家大事，都急等着他去处理。如果木木还能记住他对自己的关心的话，仅有的一次，是他郑重其事地关照弟弟吕武，不允许他以大欺小，欺负木木：
“大欺小，就和富人欺负穷人一样，是不对的，你听见没有。”
在那段峥嵘岁月里，吕文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红袖标，他在许多造反派组织中挂名。当时动不动就是革命的大串联，造反派组织像玩扑克牌一样改组，分化，然后再大联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吕文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领袖级的人物，在全市的红卫兵大联合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到处演讲，宣传中央文革的最新指示，分析革命形势，介绍斗争经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吕文的名字曾经是最好的金字招牌，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到什么地方都让人们奔走相告。他的名字曾经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在一些场合，只要登高一呼，说吕文同志怎么怎么指示的，立刻就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跟着行动。
木木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吕文为什么突然会变得意志消沉，他呼风唤雨，扬眉吐气大出风头，突然开始远离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突然之间，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开始闭门思过，开始用功读起书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历史有时候是越想越摸不着头脑，越深究越混乱，越琢磨越弄不明白。有一种说法，是他厌倦了武斗，因为他领导的红卫兵组织，在这个城市中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有一种说法是吕文深深地陷入到了爱情之中，他爱上了中央某位高级首长的女儿，这时候，身居高位的首长已经被打倒了，首长的千金自然就处于落难之中。
吕文究竟有没有和这位姑娘谈过恋爱，仍然是个谜，他们是在串联时认识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这位姑娘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是著名的女打手之一。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她曾经很荣幸地站在他老人家身边，随着父亲的被打倒，姑娘从天堂一下子跌到了地狱。木木印象最深的，是这姑娘有一双非常忧郁的大眼睛，她显然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冒冒失失一身污垢地跑来了，然后就在七爷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这是非常甜蜜的一个星期。吕文那些天几乎不睡觉，一天到晚都在陪姑娘聊天。他们没完没了地说着，没有白天和黑夜。木木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在聊天，木木玩了大半天回来吃饭了，他们还在聊天。吃饭的时候聊，吃完饭还是聊，木木睡觉的时候，他们在聊，木木醒过来的时候，他们仍然在聊。天知道他们有多少话要说，天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断断续续在七爷那里住了也有好几年，记忆中，这是吕文惟一一次在家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吕文永远是匆匆过客，永远风尘仆仆，刚急急忙忙照了个面，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这一次，吕文和那姑娘仿佛置身于喧嚣的尘世之外，他们与周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毫无关系。
这一个星期显得非常漫长，这一个星期给木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木木远远地看着这个后来值得回味的爱情故事。那姑娘也许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是吕文对她已经完全入了迷，他源源不断地说着，口若悬河。吕文后来如何发愤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如何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如何给省革命委员会写匿名信，如何在信中阐述他思考的问题，如何智斗审讯他的人，如何在监狱里英勇不屈，如何坦然地走向刑场，所有这些，木木都是从别人写的文章中看到的，都是间接的印象。我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转述吕文的故事，其实，在吕文的最后岁月里，木木能清晰记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他面无表情地被押往刑场，还有就是和那姑娘的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