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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我们想找到她，但没有地址和电话，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我们去那一带，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阿文有无系呢度”
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已经两年没见到。迟疑了半天，她才说：“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好去阿文卖淫的康乐村找。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
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笔录里说，如果她想逃走，可能会被打死。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好在非典刚过，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两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我们必须走了。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
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十二点四十，也没人。小项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谱。”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轻人的样子，但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问她去哪，她犹豫了一下，没直接回答，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说完顿一下，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揽了她一下，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丫，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你好了。”
他们坐在我对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稍有错愕，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爱情。”他们毫不迟疑。
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我都会祝福他们，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
当下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幻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成立家庭。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儿？”
“他从来没吻过我。”
“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他会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厌恶？”
她凄凉一笑：“对。”
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点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过了几天，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当时就愣了，就是一瞬间，眼泪哗哗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以为他自杀了，拔腿就往楼上跑，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她上楼后“看到阁楼上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难过，一下子扑在他身上。”
浓重的黑暗里，她用手一摸，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我说：“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他过得也很痛苦。”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他说：“传播给他的家人。”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就感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我问他。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做ài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骚扰“那个感觉”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一抬头，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我下楼吃饭，又是这个人，闪到花丛背后，是个短发女人。我也有不适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被窥伺之感。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两位男性手握手，谈了很久，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听不下去采访。后来，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一样的欲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性应该是有美感的。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宏：同意你们的观点。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录制节目时，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这让我很意外。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是同性恋，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认为他需要保护。
“不，我不需要。”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是，这并无羞耻。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amwhati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审片领导是孙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银白长发披肩。
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他不见得赞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这节目播出压力大，采访时需要乔装打扮，戴上帽子眼镜，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审片时，我、草姐姐、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坐在边上递烟倒水，生怕他皱眉头。他听到学生拉二胡的时候随口说一句“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盯着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来我们用意，莞尔一笑。
看完节目，他让停下带子，把烟点了，就问了一句话：“这个节目播了，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
“能。”
他再没多说，在播出单上签了字。
但是，同性恋这一期，我连陪着去审的勇气都没有。这期通不通过，不是改几个段落，或者放一放再说，就是一眼之下，播，还是不播。我一直攥着手机等结果，一直等到老范短信：“过了，一字未改。”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人人都在观望。他没说什么，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退休的时候，我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这首诗，送还他。
我和赵铁林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有天朋友说起，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经去世。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寄养在乡下“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矿山挖矿，从北航毕业后，做生意失败，在海南租处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人，满足“救风尘”的愿望。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美人照”一张二十块钱，养活自己。“她们知道我是记者，我靠拍照片吃饭，她们靠青春吃饭，你也别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能做到这样就行。我如实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间他颠沛流离，临终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骑着自行车来去，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贫困”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我心里不能平静。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