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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文学院的毕业论文是到十二月十号截止，我一直到十二月初才知道。
我九月以后就很少到学校去了，脑子里面根本忘了有毕业论文这回事。看了贴在布告栏上有关毕业论文的启示，我不禁哑然失笑。在九天之内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写不出来的，在那时我已注定要留级了。
各公司行号的就职考试也结束了。连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明明心中清楚不会有好公司会采用他们，还是在担心不知道明年春天毕不毕得了业。不担心的学生则还是不改初衷继续激烈的抗争活动、认真考虑退学、计划着赚钱的方法。
在那时期只有我什么也没做。报纸也不读，书也没打开，也不与人交际。要是说我那时做了些什么的话，恐怕不过是在中午睡懒觉，到了晚上起来漫步到新宿听爵士乐，或看不怎么想看的电影吧。
也有过在昏暗的街上绕来绕去，发现安静的公园就进去荡着秋千陷入沉思，等到意识过来已是清晨的时候。也有过两三天不睡觉都没关系，一直关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的时候。像要发霉一样，几乎什么都不吃，只喝咖啡和抽烟。就像是患了自闭症一样，朦胧地呆望着窗外发白，然后黄昏幕垂，直到四周一片漆黑。
那时脑中想的事纷杂无章。自己也摘不懂。有时想，这么下去可不是要发疯了吗？但是我无法停止思考。那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还有理性，一种无意义的尝试而已。反正，我是真的很害怕自己会变成什么都无法思考的废人。
虽说如此，我想的都是过去的事。和雏子以及信太郎三人度过的时光清楚地在脑中重现。我努力去回想的全是，去年此时做了这件事，说了那些话。
再严重的时候，我连那时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那天是几月几号、天气是晴是雨、报纸上是些什么消息，这些极为琐碎的事都非回想出来不可。一想就想个三四小时毫不为奇。非常热中于搜集以往幸福记忆的片断。
我好几次，要是自己知道是患了什么重病就好了。要是不治之疾最好。我想要是到了医院从医生那儿得知没多久可活了的话，会如何地松了一口气呀。
我梦想着在外面走的时候，急驶的卡车把自己给辗过的话就好了；并想着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会不会有趁我不在家时侵入的杀人魔，在我准备进门的时候把我给勒死。
我渴望着肉体的苦痛。觉得要是有肉体的苦痛，或许精神的苦痛可以得到解放。
为了有这样的效果，我在房里，不知喝了多少杯便宜货的威士忌。等着身体不舒服，但在那种时候偏偏就是不会醉，只是有轻微的头痛，更加提醒了我的空虚。然后只剩下悲伤和铅重的疲惫感，要随比喝酒前加倍的苦痛。
但是我还是活着。尽可能以还不到废人的程度活着。每个礼拜六还是定期到目黑的公寓，然后见到信太郎，接誊写的原稿。
誊写的工作像机械般地持续，但是有点停滞不前。也有过没有完成该誊写的份量就到目黑去的例子。
但是信太郎没有抱怨。因为他自己也是无心工作，递给我的原稿数目越来越少。
我没有在公寓碰到过雏子。和信太郎见面，不细怎么也玩不起来，但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周六到外面吃饭。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饭后不再去喝酒，也不再去兜风，而且在很普通的餐厅吃简单的晚餐。喝完咖啡后，信太郎会一语不发，像是已经决定好的模式一样，拿起放在桌上的车子的钥匙。那就是要回去的暗示。
我只顾着看他什么时候会拿起钥匙。今天会比平常晚个十五分钟吗？今天好像着急些什么，恐怕会早一点回去吧。光想着这些，也无心交谈。或许是因为这样，我记得那时很讨厌信太郎用的那个钥匙圈。
那是黑色的皮制、小马蹄型的钥匙圈。中间有银刻的字母，是代表片濑的字母。但不正也是代表着大久保的吗？我好几次这样无聊地想，可以说是到半发疯状态。
拿着钥匙的信太郎付完账就直接送我回家，但他绝不上楼来，我也不邀他。所以他干脆也不关引擎，只是踩着煞车，轻轻亲我的脸说：“小布，晚安。下礼拜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要说什么才能免去这种难过的感觉。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只不过是维持我仅有的自尊，不去恋恋不舍地送他的车子离去，而是马上飞奔上楼。
但是即使我将身体隐藏起来，我的耳朵却固执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像是轮胎摩擦路面的声音，没多久信太郎的车子渐行惭远。
然后我会再奔到外面，路上还残留着信太郎车子排出的白烟的味道。只看到远走的车子小小的红色照后灯。
在下面街角车子因为要向右转，所以先得停下来，亮右转灯。在寒冷冬夜的空气中，只有闪着的右转灯和红色的照后灯鲜明地浮现。没一会，车子就消失不见了，只留下我在可怕的孤独中。
我就是那样地过完了一九七一年。我记得一直留在东京到十二月三十号，然后在那天夜里回仙台。
我无法告诉双亲自己没有在写论文，更无法告诉他们自己确定得留级。
我看起来相当地削瘦，父母和祖母担心我的健康。我不喜欢让他们皱着眉说“瘦了耶！是哪儿不对呢？”所以装着很有精神。但是装着装着、疲劳累积，看起来是更加清瘦。
过年见到好久不见的亲戚都大声嚷嚷地说，我瘦得只剩下个皮包骨，强迫着我多吃肉，说这样才会有体力。但反而弄得我严重地消化不良。因为如此，我更加瘦下去。到年初七回到东京，我已感觉不到自己的体重，走路好像在云端一样轻飘飘地，的确连自己都感到恐怖。
回到公寓，在一楼的玄关旁的信箱里有我一封信。是一月三号的邮戳。寄信人的地方写着的是唐木好朋友的名字。在唐木常往我这跑的时候，他老是跟着他进进出出。唐木被逮捕的事也是他来告诉我的。
这封信夹在其他回乡过年的住户的邮件中，是四天前就送到的。上面有一层薄簿的灰，或许是因为一开头就有不样的预感，我就站在邮箱前用手指把它拆开。
里面不是普通的信，而是一张写报告的纸，上面布满了横写的有点向右倾斜、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细小的字。是那种很适合传达死亡的字。
信上写着唐木去世的消息。死亡日期是在接近年终的十二月十八号。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上医院，应该是相当的痛苦，但唐木却没有告诉周围的人身体不舒服。在圣诞夜的半夜他倒下来，被送往医院急救，已经是两个肾脏都不能使用的末期症状。连医生都惊讶“居然可以这样还活得好好的”二十六号尿毒症并发，二十七号渐无意识，第二天的二十八号清晨长眠而逝。在十二月三十号于自家的附近举行了葬礼。因为是年终，遗体匆忙火化。我知道唐木已和矢野小姐分手了，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他去世的消息，所以写了这封信。
信中没有用任何表现悲痛的感伤字眼，也没有记述对于唐木的追念，就像是一般在写公文一样很事务性地传达了这项死讯。
我读完了信将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挂上皮包，上楼进到自己的房间。打开关着的窗户，开了电暖桌的开关，就这么穿着外套窝进被里。我不太能相信唐木的死，脑中一片空白。
我试图回想唐木死的二十八号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已是十天前的事，很不容易唤醒记忆。只恍惚记得那天我到吉祥寺去，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晃。看到一家小小的、暗暗的咖啡店就进去坐。然后做了些什么就不记得了。
对我而言，唐木就像是小学时代的同窗，只有在翻老旧的相本时会涌上许多回忆。所以如果在二十八号我没来由地突然想起唐木的事而担心起来的话，那一定是冥冥之中唐木显灵。但是什么都没有。
还在交往时，我问过唐木他的生死观。我记得他说过，死亡的生物只是归于无形。什么灵异怪谈或心灵现象，都只是活着的人捏造的。死既不是神圣的事，也不是不洁的事，更不需恐惧。只是意昧着一切消灭而已。而他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归于无形。死等于无，没有什么必要去感伤。我的眼前浮现出唐木一如往常的、顽固地这么说着的脸庞。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里喝着威士忌。打开收音机，听着开朗的美国流行乐。一听到好久没听的曲子，就会回想起和唐木在一起听音乐的时刻。
我还想起唐木把脚放进同一个电暖桌，背靠着墙壁，读着厚重的书，对着我诉说着自己的理想。我不记得任何他向我说的有关斗争的事，但是却回忆起他颈部的味道，还有摸着他不管怎么洗，头皮还是会马上生出油来的油腻长发，还有含着烟味的暖呼呼的吐气。
我回想不出和唐木做ài的情景。想起来的只是他在睡被上背着我偷偷地戴保险套时，他肩膀的动作，还有完事之后他瘫在我身上时双脚的重量就是这些。
唐木死于二十四岁。我现在有时还会想，要是他还健康地活着的话，不知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终究退出抗争，做个普通的上班族、结婚生子，顶多当个工会的领导人呢？或是打着武装斗争的旗帜继续热血的革命运动，到后来被浅间山庄事件所牵连，在被逮捕的赤军斗土中也发现了他的名字。
那天我没哭，也不感悲伤。我只是对于这样的分离有点惊讶、有点茫然。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伤感的情绪。但我认为，那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空气牵引出我的感伤吧。我自己也很满意可以这么冷静地接受唐木的死。但是第二天清晨，我梦见了唐木。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驼着背寂寞地低着头。背景是有着灰色的墙壁，还有灰色的柜台的阴暗酒吧。但四周没有人，只有唐木向着柜台，低着头，身子动也不动。
只不过是那样的梦。但我记得，我一醒过来，一阵强烈的感情排山倒海而来，使我无法压抑而颤抖起来。那是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激烈，像是发疯一样地掀起感情的狂澜。
那不是像不可抑制的悲伤，或什么感到寂寞这种普通的情绪。而是另外一种，混合着无底洞的恐怖，还有混合着自我嘲笑时的那种自暴自弃。这些感觉融在一起，好像是火山要爆发一样，在我身体内喷涌上来。
在那时，我生来第一次懂得什么叫锄哭。我把脸压在被上，嘶声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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