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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之时,诸子林立,百家争鸣,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而且时不时出个昏王暴君,这样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状况下,礼崩乐坏的表象里却是文化的极度繁荣。不知这是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例外?我想,此种现象,与当政者无暇或无意管理、规范文化、文化人有关。文化人自由,文化昌盛。
到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虽对建立集权有功,可文化生产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想这当是文化人的身心受到更大的钳制所致。幸有司马迁,身受腐刑而雄心未泯,一部史记黯淡了秦皇汉武之光彩。倒是唐朝,皇帝自称李耳之后,而作为统治者,又重视儒家,可是他们也能让玄奘取经,三教并立,文化有复兴之势。明清时期,文字狱大兴,一部文化史从此光芒全消。
二十世纪上半叶,又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期,却是大师林立的文化繁荣期。49年后,一直到文革末期,强调思想统一,文化人常口不敢言,笔不能书,举目望去,文化之山,一片荒凉。
总结历史,我们不得不思考,政府在文化面前,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我们的媒体,其实政府才是最大的编辑。作为党政喉舌的媒体,不能站错了边,立场最重要。不能有质疑之声,甚至不能有中立之色。报上要发表某篇有可能出问题诸如影响大局的文章,得问上面的意见。媒体于是成了政府意志而实际上又往往是领导意志的体现。如果领导开明,就发;领导保守点,文章就发不了。当然,无论开明或者保守,编辑们都不能让自己责任编辑的文章有思想问题,否则,会受到来自行政部门的处分。就算是真知灼见,也不能发。文革时期哪家报上能发表质疑文革之声?只能跟着瞎起哄。美化、媚上之风至今未绝。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自然是大唱高调或是鼓吹和谐春风。机关报报道机关思想,非机关报体现机关思想。而媒体人、文化人自然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自然,在这样的媒体运行机制下,不可能出现众多活跃的思想者。
再说出版物,我们的体制依然是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管理,以致刊号奇货可居。出版社不能出版有思想或立场有问题的作品。就算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我们也不能出版。影视剧的发行,照样如此。总之,我们情愿文艺作品低俗也不愿不和谐。
以前,大学中文系里,学外国文学,着重“学鲍狄埃高尔基”(李亚伟中文系);出版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只有苏联大哥的,或者反美的。现在是有了进步。但是,还是不能将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里赞美司徒雷登——被毛主席下过定论的人——的段落恢复,还是要将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搞成洁本公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屁民但不是愚民,瞒和骗只能对付小学生,如果一意孤行,还义正词严,说这是“自主的编辑权”不贻笑大方么?
如果,我们的学校里,只有运用马列主义原理——一种据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百代而皆通的理论——编写的各种教材,如果我们的报纸永远不能发表异见,如果连个牛博网都得小心打击:精神生产困境重重,我想我们的文化人何以自由表达,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又何以繁荣昌盛呢?
在文化面前,政府不要擅当编辑。我觉得,在文化领域,鱼龙混杂总比只有鱼虾好,良莠不齐总比只有狗尾巴草强。真正的思想统一是要用一颗开放宽容的心去赢得更大程度的平衡,而非通过行政手段、舆论控制让万马齐喑。真正的和谐不是说没有杂音,而是我们能容忍甚至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为的消除杂音,剩下的大一统,只是表面的,它是脆弱的,因为它没有博大的胸怀。
尊重文化的时代,一定是大众特别是文化人能自由发表见解的时代,一定是异见能得到尊重且不会受到删节、打压的时代,也一定是没有人因为言论不当、立场偏轨而受到关押、流放、驱逐甚至死亡威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