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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记是晚明青年作家张溥的力作。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以残暴手段镇压东林党人。天启七年（1627），派人到苏州逮捕曾任吏部主事、文选员外郎的周顺昌，激起市民的义愤，爆发了反抗宦官统治的斗争。五人墓碑记便是为这次斗争中被阉党杀害的五位义士而写的碑文。我今读而思之，有一些意见如下。
一、上面或许更坏
当初，逮捕周顺昌之时，群情激动。旗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众人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遂毙一人。（明史周顺昌传）老百姓认为天子是不可能犯这样错误的，或者天子的错误，咱就不能反抗，动手打人，而东厂的命令当然是可以反抗的。总之，百姓认为天子和东厂是两码事。我以为此乃大谬。天子混蛋，才有阉党和被阉党利用的东厂。百姓总是太善良：上头是好的，下面的人乱搞而已。殊不知下梁不正，上梁多少有点歪。
百姓这样想，也是给自己找安慰。上面坏，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坏人得不到惩罚，好人更难活。只要上面好，一切都好。所以，有好事，便天子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个感恩涕零；有坏事，当然不是英明领袖自己的错，而是因为有妖女的蛊惑，或者奸臣当道，或者某某帮乱政。
就算到头来羞羞答答承认上面有错，但既然是上面的意思，那就算了。“皇帝叫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皇帝弄死的是别人，而且皇帝整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也有将刘少奇喊成“叛徒、内奸、工贼”的是时代吗？
二、处理民变的法子
苏州市民反抗周顺昌被逮，乃义举。可这是民间的说法。事后，巡抚毛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明史周顺昌传）这种处理方式很符合今天一些地方领导的思维与语气：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的唆使下，打砸抢，妨碍公务，给社会治安和人民财产带来了严重破坏。
处理民变之类的事，政府招数有：1、如上面的夸大其词法，让上面重视，让其他不明真相的群众孤立这些“乱动”分子；2、转移视线法，说这是某某功某某独分子蓄意搞破坏。3、是大事化无，瞒和骗，有人问，就说纯系某人个人行为啦，和政府无涉，反正媒体你给我闭嘴，网络全给我和谐，外界一概不知，此地还是蒸蒸日上的太平盛世，虽然也迅雷不及掩耳地处理掉刁民，但求默默地为人民服务，就没必要去表功啦。在极权时代里，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事件的有与无或者评价，全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在小说百年孤独里，鼓动罢工的阿卡迪奥第二，在军警的镇压中幸免于难。他目击政府用火车把工人们的尸体运往海边丢到大海。阿卡迪奥四处诉说他亲历的这场大屠杀死去三千人的真象，反被认为神智不清。“政府的说法重复了多次，通过官方的各种消息渠道传到居民们耳朵里，居民们终于相信：没有死人。”（见第十五章）政府掌控了现代舆论手段，更容易消弭真相。奥威尔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一个人的存在不存在，都由老大哥或者党说了算。党也有择偶狗的力量让所有人都相信2＋2＝5。
三、不要轻易为义而死
五人激于义而死。这义，乃不畏强暴敢于抗争之义。这种精神当然是可贵的。历史上也有许多人为义而死。如烈女殉夫，方孝孺为了一个正统竟然有上百人为他陪葬，他们死得值得吗？可歌可泣，其实只是可泣而已。虽然，道德、正义的具体内涵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也不必苛求古人的明智。只是想总结一句：生命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除非牺牲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尊严与幸福有意义，否则没有必要为了迂腐陈旧的某个观念而死守，更不要像方孝孺那样拿别人的生命去争意气，说什么“灭我十族，其奈我何”之类的话。
四、境界与地位
张溥有个问题没搞明白，那就是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可他们身上的正义感却比那些高爵显位者，天天吟诵诗书礼仪的缙绅强几百倍。官员之中，很多在魏忠贤得势之时，争先恐后的阿附。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见维基百科）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没有必然联系。思想境界和一个人的地位更没有关系了。以今日国情观之，往往是地位越高越能贪污，你说有啥关系！
五、尽享天年是一种幸福
张溥认为“令五人者保其首领，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这里的“隶使之”应该是作者强加给五人的命运，以便和“死的光荣”作一个对比。平平安安老去，谁说就一定带有奴隶性，就算是像个奴隶，也有他活着的理由！我们千万别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蔑视奴隶甚至蔑视他们的生存价值。还有，那个让人成为奴隶也就是得以“隶使之”的那些人那种制度，更值得我们批判和攻击。尽享天年，每个人是最大的幸福之一，也是最大的权利之一。不能因为一个道德高标，就说人家不这样反抗而死就是奴隶，就是苟延残喘，就是没有价值。
张溥写这篇文章还很年轻，26岁，血气方刚的年龄，追求一种轰轰烈烈的死法或者活法，我当然可以理解。可我认为，像我这样的多数普通人，就是希望在平淡中健康快乐地活一辈子，少来点血与火的考验，少来点血与火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