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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富有审美价值、思想涵量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作品、语段摘抄下来，供随时翻阅、思考，是求知欲强烈的表现。而对已存在的作品、思想采用“拿来主义”或是赤裸裸地原文照搬，或是巧妙地改头换面，或是引用已有成果不加注解，并冠冕堂皇地署上自己的大名，当作自己的“思考结晶”发表于公共平台，则是为人不齿的抄袭了。
抄袭，是对于文品及人品的自我抹杀，也必然会招致公众舆论的否定评价。作文即做人，文品即人品。在中国这样一个重文品，更重人品的国度里“抄袭”可谓是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素为公众深恶痛绝。然而这只过街鼠似乎生就一副钢筋铁骨，仿佛是一颗响当当、硬邦邦的铜豌豆，打之不死，除之不去，且繁殖能力极强。尤其是在“复制”、“粘贴”将“摘抄”变成了举手之劳的e时代，更为“抄袭”提供了适宜繁殖的温床。愈演愈烈，乃至到了见怪不怪地步的抄袭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人的意识和世界观的形成是建立在与他人进行对话、交流的基础上的。完全孤立的生活于封闭空间里是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只有在交流与对话之中，人们才能通过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镜像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确立自我，并最终形成独立的自我。与之相对应的是，每个时代都会有沉湎于思考、想象并渴求表达的人。于是有了写作，有了写作者。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对写作者性情才华、知识储备和思维品质的全面考核，是写作者对自身和世界的审视与观照，对生命意义和生存真谛的思索与探寻。写作也因之具有高贵的禀性，即独创与真诚。身为写作者更当具备此等品格。清代诗人沈德潜在其诗话说诗晬语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文学史上不乏以鲜血为墨以生命为旗的写作者。他们的写作价值是以自身生命的标尺来衡量的。他们将鲜血与生命融入到他们虔诚的写作中去，他们也因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永远为世人所敬重。
同时，我们所在的世界上也大有“从思想的产物中牟取暴利的人。他们大多数贪得无厌。然而寄托在纸上的这种希望，从来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当写作者人格卑劣，低级需求占据主导地位，便会出现异化、扭曲的写作现象，即所谓垃圾作品、泡沫文学和抄袭之作的涌现。
写作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拥有真情体验、自我创造，即“真”与“新”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生发思考，获得启示。失去了真与新，写作也就失去了意义，作品也就失去了价值。至于无耻的“抄袭”更是远远背离了写作的本质与意义。文章的抄袭存在着多种情况，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可以归结为思考能力、创新精神、和想象力品格的丧失。任何一个时代的潜在危险都不在于人们的无智无识，而在于思考能力、创新精神、和想象力品格的流失与消亡。如果说考场上的作弊反映出的是考试制度和评价体系的缺失，高校学术论文的剽窃折射出的是以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那么，在宽松自由的网络平台中屡见不鲜的“抄袭”透露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所谓的点击率？名望值？或是几声廉价的喝彩？倘若真是为了这些无聊的东西，倒不如看看八卦，打打牌。也许我们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将之归结为：变态的表现欲，低下的自律能力，败坏的道德品质。
古人讲求“慎独”的修养方法，即个人在独处时要谨慎不苟——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自律精神。缺乏自律精神的人，必是无德无识无能的人。以抄袭他人成果为能事的鸡鸣狗盗之徒，注定难成大器。文品与人品具有相通性，失去了基本的自律精神与原创能力，沦落到靠鬼鬼祟祟的偷取他人的思维结晶来为自己博虚名、谋实利的地步，其为文为人皆无足道也。有人评论郭敬明抄袭事件时，愤慨地说：“一个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小偷’，又怎么能称为‘人才’，何况作家！”这句尖锐的批评在当下的文学界和学术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足可令为数不少的所谓教授、作家汗颜——当然，脸皮厚比猪皮的大碗除外。
郭敬明抄袭案例折射出的是这个浮躁时代的年轻写作者们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可以说，较之某些知名的作家前辈，小郭的抄袭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某些文坛宿将的抄袭简直就是明目张胆，手段原始得让人替他难过。其实，以郭敬明之才情，若能够在诱惑丛生的当下保持必要的清醒，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其文途必是不可限量。
抄袭是卑琐、无聊、下作的，是精神的阳痿，是对文学的玷污，对生命的浪费，对灵魂的亵渎。真正的写作者会坚持一种高贵的操守，他们会冷静地观察，深入地思考，谨慎地写作，并对创作成果进行细致严密地审视，鉴定其是否有发布于公众平台的价值。他们没有心思，亦没有时间来作他种无耻兼无聊的勾当。
恰逢网络时代的我们，应该为能够拥有这样富有弹性与张力的写作空间而庆幸而珍惜。网络写作从其特征上来说，更加接近文学的本质。任何愿意保持一份真诚的写作者需要摒弃浮躁心态和功利性欲求，真正沉寂下来，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酩一杯香茶，用源自心底的文字，叩问生命，叩问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