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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姊妹多，轮到我上学时，已是八岁的光景。迫于家计，我的小姐姐似乎是红肿着眼睛流着泪从三年级辍学后，那个由多色小布片缝制的花书包才背在了我的肩头。
然而难得的读书生涯，一开始并没有带给我多少欢乐。那时，小学五年制，一年级设在生产队的三间库房里，二、三、四、五年级就要去两公里远的一所寺庙里上，算是本地较大的中心校了——叫做“清凉寺学校”的。不知为什么，秋季入学报名时，一元二角的报名费教给了一位头发波浪形卷曲的中年女老师，虽然她似乎不苟言笑，但我还是想接近她，她说话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唱歌似的，抑扬顿挫，很动听，后来知道了那叫普通话。遗憾的是没有听她一节课，她就调走了，隐约记得好像是随丈夫去遥远的北京了。替代她的是一名从中心校来的男老师，乍看给人一副凶神恶煞样子——张梦娃老师。
“小文，坏了，给你们调来了一名很凶的老师哦！”这是张老师来的前一天下午，村里的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在生产队的大场边，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我有点莫名的胆怯和不快，玩耍到晚上回家后，夜饭都不想吃，就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全班五十多名学生一个不差地坐在教室，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新老师的到来。
张梦娃老师终于来了，迈着流星大步来了。身材魁梧，黄卡几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兰卡几裤子，脸色黝黑透红，短头发，让人难过的是一只眼睛坏了，微闭着，然而并不使人多么可怕，他的双眼皮很分明，微微渗着笑意。就是这样的一名民办老师，带领我们走进了脆亮的汉语拼音世界，生产队的三间库房里从此有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给寂静的村庄平添了些生气。
我们的语文课是从学认、学读、学写韵母“a、o、e”开始的。张老师上课，只有两个环节：反复地教读后，就是反复地写。一个字母写一篇，并要求大家边写边读。或许是他的样子有点凶吧，或许是孩子们在美丽的字母里找到了快乐吧，现在想来那般单调的课堂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捣乱或者不专心学的。第一课就是认、读、写“a、o、e”三个响亮的韵母，第二课就是学习“i、u、u”三个字母。每个字母旁边还有一幅黑白图画，比如“u”旁就画有一条大鱼，嘴巴上面冒了两个泡泡，活蹦乱跳的模样。
我凭着朗读的准确和书写的工整，当上了班长。用张老师的话说“小文同学哪，就是我的小助手喽。”他经常如此说，给了我不少的鼓励。他的课堂和课后有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一次课后玩“打棍子”（陕南特有的孩子游戏，风行于七八十年代城市和农村）的游戏：在地上刨一个小坑坑，上边横放一支一尺长的小木棍，然后用一根二尺来长的木棍从坑底双手使劲地向前方挑崩，远远站在坑前的伙伴如果没有抓住小木棍，就站在木棍落地的地方，捡起它掷向架在小坑上的长棍子，如果还是没有投中，游戏继续进行，如此再三得分。这种游戏那时人们还不曾觉到有什么危险性，孩子们最爱玩了，我的技艺特好，张老师一时也要参加。同学们都拍手称快，有的给我加油，有的给老师加油。我很快得到50分了，老师还是零分。大家都忘记了上课，后来老师为了阻止我继续远挑棍子，就站到距离坑坑两三米的地方，我憋足了气力猛挑小木棍，不好！木棍飞向老师的面部！我吓懵了，怔怔得站在原地，呆如木鸡，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向老师跑去，同学们围上来，急切地七嘴八舌地问老师严重不？那一刻，像一个大孩子领了几十个小孩子，在天地间游戏，老师和学生在今天看来欠妥的游戏中紧密的融为一体，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学生对老师的喜爱，老师与学生的平等，是那般自然、朴素而又真切！
后来老师揉着额头笑眯眯地说：“小文弄疼了我，替我上节课吧！”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居然高兴地答应了。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节课的内容，区别舌边音声母“l”和鼻韵母“n”的读法，辨认韵母“in”与“ing”、“ei”与“ie”拼读。我学着老师的样，教啊教，一遍又一遍，越教越起劲，后来实际上已经演化成大声的唱歌了
一晃，几十年的光景过去了。倘要说我在朗读和文字领域还有点造诣的话，这与我一年级的汉语拼音启蒙老师张梦娃老师有着直接的关联。他的反复教读引导孩子们从听觉上感到了汉语拼音的声调美，他的要求孩子们一遍又一遍的书写，锻炼了学生书写的硬功夫。现在当我们从事语言文字教学工作的人员站在民族文化的窗口打探我们的文字时，你时时会发现它充满着灵动的美感，各种书法，精彩纷呈；有一日，当你走过村落旁，忽然听到孩子们诵读汉语拼音的嘹亮的声音，你会感到不啻听到了百灵鸟的歌唱
那年那月，那醉人的歌唱似的拼音朗读哦